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内涵、生成机理与行为表征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历史主动”主要被用于概括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先进性和革命性,直至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才被正式用于描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格。这一转变背后,存在三个基本理据：在理论渊源上,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关于主体改造世界的“能动性”、驱动社会发展的“人民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引领性”、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创造性”论述,构成中国共产党精神品格形成的哲学基础;在历史生成上,外在危机的心理内化、理论自觉的精神升华、实践经验的价值凝炼、精神标识的符号建构,成为催生和强化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要件;在行为特征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顺应大势的大局观念、引领时代的担当精神、识变应变的战略思维、自我革命的斗争意识,分别在认知（知）、责任（情）、战略（理）、意志（意）四个维度彰显了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与强化,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和发展的百年历程,蕴含着中国各项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     

科学把握“三个务必”深邃思想的四个维度

“三个务必”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取得百年辉煌成就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代背景下,从确保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出发向全党发出的郑重告诫,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政治清醒;“三个务必”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伟大奋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具有的精神品格和必须坚持的行动策略等重大问题,对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党性纯洁、弘扬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做到“三个务必”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增强忧患意识、深化自我革命、增强历史主动,这样才能真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政治保证并化成具体实践。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生成的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奋斗史的鲜明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方案陆续遭遇失败，亟需科学理论和先进政党的引领，亟需创新中国共产党历史主题的叙事范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的出场语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生动实践，通过接续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四个“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围绕四个“伟大成就”徐徐展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赶考”路上，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归宿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其显著的优势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历史、理论与实践

考察揭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百年演变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及其关系,对于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以及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共调查研究历经革命道路探索、执政摸索、改革拓展与新时代复兴四大任务阶段,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反映出中共对于调查研究的运用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及发展有很强的关联性。从理论逻辑来看,“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观”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别是调查研究的理论之基、理论之体和理论之翼。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共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态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遵循、坚持“问题导向”的基本范式、坚持将调查研究作为政治话语与斗争策略的方法工具。实践和理论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创新,历史和理论在实践中取得实效,历史和实践升华成理论发挥指导功能。中共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三者是统一的。     

以德治国——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和民心提出的一个重要治国方略,是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做出的一个合平时宜的治国宣言。“以德治国”,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儒家“德治”思想的扬弃,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体系的逐步完善。     

浅谈“德治”和“法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是治国之上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从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化；加强道德规范的研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道德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进程、经验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的伟大力量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复兴、中华文明从蒙尘到发扬光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引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发轫并成型、探索并反思、进而不断创新迎来新的飞跃。总结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进程,呈现出以“两个结合”为根本路径、科技与制度创新为重要助力、“两项并举”与“内外相生”为主要特点的三大历史经验。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需要务实笃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坚持”,这既是百年来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启示,也是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方法遵循和行动指南。     

“三个务必”的历史逻辑和实践价值

“三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本结论，是应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完成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的必然要求。“三个务必”是对“两个务必”的赓续和拓展，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本色，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自励、自律、自警的精神风貌和政治智慧。牢记“三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居安思危、锐意进取意识的集中反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矢志不渝扎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热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代玉启教授访谈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工作”到“科学”、从“科学”到“专业”、从“专业”到“学科建设”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目录下独立二级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表现出偏静态分析轻动态理解、偏（微观）理论阐释轻（宏观）现实关怀、偏（内部）教育轻（外部）社会等缺憾。思想政治教育是工作形态、思想形态、学术形态的统一体,它发轫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勃兴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与科学化进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于宏观（关注现实社会）和微观（关注理论体系）都有欠妥之处,应当聚焦思想政治教育中观层面的研究,打通抽象综合性理论同具体经验性命题两者之间的通途,为思想政治教育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架设一条理论“实用化”的桥梁,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更具“动感”和“活性”。     

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党建政策变迁的历程及经验

在社会组织中成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而独特的领导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策要求。根据社会组织党建的组织框架和主要载体的差异,可以将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百年变迁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党团（组）为主基层党组织为辅时期、基层党组织为主党团（组）为辅时期、基层党组织和党团（组）并重时期。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百年演变历程蕴含着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围绕党的历史任务推进社会组织党建、赋予社会组织党建时代性、保持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设置形式的灵活性、妥善处理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自治、促使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运转起来”。     

学术流动的时间维度：境外中国学者的流动策略、轨迹与体验研究

基于对66位境外中国学者的质性研究,作者探讨了其流动中的时间维度,从“历史与制度性时间（性）”、“生命历程时间（性）”以及“情境性时间（性）”三个向度剖析他们在跨境背景下如何规划与实践自身学术流动历程。研究发现,世界学术流动格局、移民和人才政策等具有历史与制度性时间（性）的向度;学者个体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表现出生命历程时间（性）的特征;而学者经历的“偶然机会”与“情感事件”则具备情境性时间（性）的特点。这三个时间维度相互交织并深刻影响和塑造着境外中国学者的流动策略、轨迹和体验。由此,本研究重新审视了学术移民研究中的过度浪漫化倾向,从时间维度揭示了个体在全球移民体系日渐暂时化、学术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和工作合同逐步短期化的背景下流动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障碍与挑战。同时,本研究进一步推动移民研究的“时间转向”,从理论层面促进移民领域的发展。     

合法性视阈下“三个务必”的现实意义

政党要实现稳定执政和长期执政,必须要在理论和行动层面不断巩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三个务必”这一新的思想要求和政治动员。“三个务必”这一命题内涵丰富、意蕴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刻的历史自觉、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始终坚持“三个务必”,才能够积极地应对历史变局,迎接时代挑战,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夯实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人“大道理”与“小道理”的三重逻辑

“大道理”与“小道理”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常使用的话语,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大道理与小道理的论述,并从理论、历史与实践三重逻辑进行阐释。从理论逻辑来看,大道理与小道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自觉;从历史逻辑来看,大道理与小道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时代性任务的经验萃取;从实践逻辑来看,大道理与小道理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破解当代难题的方法论原则。系统总结百年党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大道理与小道理,对于当前和未来的工作都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与启示意义。     

论中共学的内涵、问题域、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

中共学是观察、思考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范式,在建党百年之际,逐渐成为学术和理论热点。中共学概念主要有三种涵义:一是指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及政党影响力;二是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研究,即作为认知、学术和理论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三是指学术教育机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学科建设。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即引发国际关注,百年来,随着党的世界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共学日益成为世界显学。中共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政党规律,是中共学集大成之作。新时代中共学研究和建设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性、规律性认知,增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两个确立"的政治自觉,提高政党自信和主义自信,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形象。构建中国特色中共学,发挥中国学术在世界中共学领域的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其关键在于要坚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体现党领导一切的"党学逻辑"。     

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历史背景、理论创新与重大意义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重大转折点和紧要关头,先后审议和通过了影响深远和具有重大意义的三个历史决议。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关键节点第一个历史决议产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第二个历史决议产生,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第三个历史决议产生。三个历史决议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宝贵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理论根基,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理论框架,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而推进了理论创新的深化发展。三个历史决议对于新时代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党史观、为党和国家继续向着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奋勇前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人性假设与德治的层次性

本文以为古今中外的社会管理思想在最高层面和最高价值取向上都是使人民过上优良、幸福的生活 ,但在具体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上 ,根据人们对于人性善恶的不同假设又基本上分为德治和法治两种基本模式。“德治”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多层次的 ,它至少包含有最高价值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这样两层含义。德治的内涵远比法治的内涵丰富 ,在最高价值层面上 ,德治和法治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在具体的操作管理层面上 ,两者却是以不同的人性论假设为其理论前提的 ,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在目前的德治和法治的讨论中 ,我们不能只注意到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渗透 ,从而忽视了两者在具体操作管理中的不同作用与功能。     

“知识与经验”对教学论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影响研究——兼论教学论的本质问题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阅读梳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教学论中一对典型的矛盾——“知识”与“经验”进行了初步的剖析、审视与思考。在理论层面上笔者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简要分析了此对矛盾对教学论理论研究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并在实践层面初步分析解读了教学论实践领域中存在的两种偏颇现象——将特定种类的教学内容与学习方式挂钩、中小学教学的过度“学前化”、“大学化”,进而借助此对矛盾在理论与实践的作用表现,通过梳理分析、演绎推理的方法上升提炼出了教学论的本质问题：“既定”与“未定”,以期许为教学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者带来一些新的思考与启发。     

知识的理解格栅——读《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米歇尔·福柯对知识生产中“认识型”的分析来自于对“人文科学诞生”的思考。通过对三个不同的、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语法、自然历史和财富分析）在17和18世纪中期发生的一系列变迁的分析,福柯指出在西方社会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勾勒其文化的认识构型,即“认识型”,它是某种学科话语在一定时期产生的可能条件,是不同理论和辩论生成的可能条件。知识的生产围绕着不同的“认识型”原则来组织,这些原则透过不同的话语实践得以体现。换句话说,“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间的构合通过“话语实践”来进行。“认识型”及其“话语实践”成了理解知识的格栅。这种理解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以及文化的自我认知与生产。     

中国共产党推动共同富裕实践的百年道路与经验总结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历史在中国人的叙事中就是方法,梳理历史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提炼经验和总结方法的过程。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有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政策表达,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具体样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目的样态”之间的差距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正是在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朝着具体化的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趋近,这就构成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共同富裕实践的逻辑主线。从历史中总结和提炼经验,为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带领全体人民继续推进共同富裕的方法论遵循。生产能力现实场景与共同富裕目的样态之间的动态统一,同时也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历史向度与价值向度的统一、实然与应然的统一。     

抗战期间我党反腐斗争的运行机制

抗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当时的情况,就反腐败工作进行了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这种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日益呈现出“成熟化”的特征：政党文化层面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高度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政治社会化层面开辟了全党思想整风的新路径;政治制度层面强化与规范党内、行政监督制度;政治关系层面构建了健康有序的党政、党群与党（政）企关系;政治行为层面将党政抑腐自觉性和民众反腐广泛参与性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