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论基于语言类型的句类标记的层级性——以英汉朝疑问句句类标记为例

“层级性”是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语言的层级性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语言单位的纵向关系,而且可以用来解释语言单位标记的双重层级性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疑问句类标记的双重层级性最为明显,表“疑”的内容标记与传“问”的形式标记各具层级性特征.这是英汉朝三种类型语言间的共性.三种语言间的不同点体现在表“疑”的内容标记与传“问”的形式标记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上.这为三种语言疑问句式的生成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     

考核式治理失灵：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与防治对策研究

解决基层形式主义问题是当前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基层形式主义是基层考核式治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产物，伴随基层考核式治理失灵而重复不断地再生。由于存在考核指标单向性、考核要求角逐性、考核检查泛化性以及考核评估卷面性等问题，基层治理相继陷入过滤型形式主义、邀功型形式主义、迎检型形式主义、留痕型形式主义困境。为此，新时代基层治理应强化层级协同治理理念，通过构建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良性互动的新格局，矫正考核式治理失灵现象，从根本上抑制基层形式主义的生存空间。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定性及其权属论断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的认知差异、著作权法中作品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致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属性的多元论断。尽管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形式上较易落入文学、艺术和科学范畴，并且可通过有形形式复制，但是，依循康德与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人工智能并非具有自在目的的理性之人，只能作为人的劳动改造对象以客体形式存在，不能像人一样具有思想与情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不符合作品的独创性标准，在法教义学上不能归为作品。不过，为了文化市场中的多重价值之实现，符合独创性“客观标准”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必要被拟制为作品。既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权属的观点多属于规范层面的逻辑证立，有僭越著作权法之嫌。在确保著作权法“话语权”的前提下，应将“署名者”认定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属者，以确保利益平衡。     

“国家-要素-情境”框架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及其优化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因“边疆”“民族”“社会”三重因素叠加,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等突出特征。新时代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镶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形成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具体实践,决定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求和未来方向。国家在场通过党的执政权威“在场”、政府治理行动“到场”和边疆各族民众的政治认同,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前提。要素互动通过主体互动表达、客体交互衍化和多要素互嵌,揭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过程机理。情境调适通过内外环境与地缘情境的统筹应对,多元力量与内生条件的整合,多重动态情境的生成利用以及固有静态情境的激活改造,生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优化策略。三者共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从“自洽”生成走向“互洽”发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公共行政中的治理——公共治理的概念厘析

治理是一个年轻、不成熟、内容庞杂的理论,公共行政学者意欲进行治理研究,首要的是对公共行政中的治理进行概念的界定和厘析。在分析完治理兴起的实践背景与思想背景之后,本文将公共行政中的治理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网络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该定义突出了自组织网络治理的重要性、政府的“元治理”作用以及政府与自组织网络之间的合作互动。同时,为了廓清公共治理的外延,本文分别对比了公共治理与统治、公共治理与新公共管理两对容易混淆的概念。就公共治理与统治而言,它们的区别在于自组织秩序和统治秩序、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单中心控制与多中心治理等三组相互对立的范畴;就公共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扩展和深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及其根源——基于S镇T村的调查

已有的形式主义研究理论成果,对解释和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有待深入,一个主要的被忽视的因素是乡村治理的乡土性。在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了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常规性“小事”被忽视、名实分离的乡村自组织功能失效、利益化的临时性小团体凸显、政策选择性执行等形式主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压力型体制、官僚化、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外,村级组织行政化、村庄结构混乱和农民社会资本缺乏及其形塑的策略主义也是重要因素。要治理乡村中的形式主义,必须以根治策略主义为指向,净化乡村的政治生态。     

统合治理与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基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经验分析

当代中国基层的统合治理,是以党组织的领导权威为基础,依托党政体制的组织架构,实现对“条条”与“块块”的整合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合治理模式,既克服了科层制的弊端,又超越了西方整体治理、弹性治理等理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独特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心工作的多元化,一方面,县域统合治理的需求大量增加,县域党委政府频繁启动政治动员,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基层各层级、各部门都被卷入政治动员体系之中,使得基层治理体制刚性化;另一方面,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日益增加,但统合效能并未得到同步增长,统合治理出现“内卷”局面。诸多议事协调机构只具有形式、象征意义,而并未发挥实质性的统合功能,催生了大量的“软协调”。大量软化的议事协调机构的出现,成为基层形式主义的重要表现。     

企业创新治理层级分解形式的演化交易成本经济学解释

企业组织层面创新研究两大理论传统的诸多趋同是探讨创新治理层级形式问题的始点,作为演化微观经济学的惯例理论表明,企业组织治理形式的调整不仅是针对交易方的交易成本压力,更是一种伴随企业创新行为的治理模式适应,故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微观演化经济学可以实现整合分析,企业技术与制度维度的创新分析在一个面向创新而非交易的演化交易成本经济学模型中统一起来,结果显示企业在惯例创新过程中同时进行治理层级形式的搜寻与学习,对创新的科层控制强度区分为由弱到强的三种典型的企业创新治理层级形式。     

常规扎根与动态回应：外包式社工站参与基层治理的多重逻辑与运作机制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乡镇社会工作站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从混合型组织理论视角出发,乡镇社工站可以被视为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国家“具身”实践,强化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结,社工站专业化和在地化等组织特性,有效提升了治理行为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的显著表征。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外包式社工站具有“政府-市场-社会-专业”多重逻辑混合的组织特征,通过常规扎根的在地化参与和动态回应的项目式参与,其能够有效发挥专业性、在地性等组织优势以回应地方治理需求,但同时也面临“市场化-公共性”和“正式性-非正式性”的内在张力,可能会引发社工站进一步发展的价值偏离。     

调适性治理：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制度逻辑

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作为一项保障地方政策权力规范运作的党内监督制度形式,在强化中央政策统一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扮演关键角色。本文尝试从中国政党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中提出一个“调适性治理”理论框架,用以分析与解释当前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现象及其实践,包括由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常规治理与动员治理、技术治理与政治治理共同形塑的制度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机制互动与深层次制度逻辑。调适性治理的稳定存在与机制生产既是法规部门组织结构及其所处制度环境,以及对环境不断适应与塑造的产物,也是法规部门保持工作灵活变通与政治能动,缓解治理紧张所导致的结果。这可以从工作通报、审查标准、指导案例、问题处理等制度调适过程得到具体呈现。然而,调适性治理在为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带来有效性的同时,也存在目标替代、制度变通、政治偏好、法治张力等制度局限。这为我们全面客观评价调适性治理的制度过程及其对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影响提供了资源。     

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质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质是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政治。政治影响和决定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及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治理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政治的内涵及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本质亦会发生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本质需要采取新的实现形式。现有社会文化条件下,最好的策略似乎是不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名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实这只是现象而不是实质。     

走出“耗费=成果”的误区——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评析

反对形式主义喊了多年,但形式主义始终久盛不衰,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搞形式主义有“甜头”,尤其是在政治工作方面。政治工作属于“软件”,成果难以量化,难以在短期内显现出来,而且往往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形式主义者利用政治工作成果评定的复杂性,把“耗费”等同于“成果”,而我们一些领导机关也常常“上当受骗”,以“耗费”多少论“英雄”,“耗费”多的便给他香果子吃。这就使形式主义具有了臭豆腐的功能,说起来臭     

“大党独有难题”及中国共产党的破解之道

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这一政治命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历史主动与战略清醒的政党品格,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探索通往文明与政党双重意义上“可大可久之政治”的行动路径。“大党独有难题”生成于由政党组织建设问题、政党执掌国家政权问题与政党联系社会问题所构成的政党政治“基本域”,具体表现为“大党”规模治理难题、长期执政难题与代表性难题。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表现为空间维度上面临多重规模因素的叠加压力,时间维度上呈现为复杂状态下的长期执政,政党之“政”维度上需调节“部分”“整体”的互契张力,政党之“治”维度上则要实现超大规模政党的严格治理。破解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原则、价值、组织、制度等维度建构“四大治道”,即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遵循,以坚持人民至上为价值引领,以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为组织保证,以坚持推进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为制度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科层组织的内生风险及防控——“秩序—绩效”的矛盾运动与调节

在每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层是各行各业正式组织的共有特征,是各行各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最大公约数”。由于科层组织中存在着权力—目标、秩序—绩效、秩序—绩效数据相互交易的矛盾运动规律,故而其内生性地存在着“组织失败”“组织变色”“组织蜕变”“社会危机”等风险,稍有不慎这些风险与危机就会使得组织崩溃。要预防这些风险,就需要从战略上明确科层存在的第一要义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使用权力的前提与目的都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这是组织的“初心”所在。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尊重科层的客观运行规律,在保证“初心”实现的前提下,允许各层级组织享有使用自身权力的自由,享有合理的“秩序失序”权利;在日常管理活动中,要开发组织稳定指数、组织变色风险指数、组织秩序—绩效协同发展指数,用以诊测科层组织日常性与系统性风险与危机,并针对性地进行风险与危机防控。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一直与工人运动紧密相连，紧紧围绕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教育而进行，有着自身生成的内在逻辑。其中，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阶级意识”与工人阶级“实际意识”水平之间所存在的“意识差距”，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在无产阶级政党所带来的“思想教育”的中介因素的作用下，普通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无限接近于无产阶级政党先锋队的阶级意识，构成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中介。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旨归于无产阶级作为“自为阶级”而展开“政治行动”，带来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过渡，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并非凝固的已完成的意识形式，而是在弥补“工人意识”与“阶级意识”之间的“意识差距”中不断生成。     

差序格局的文化影响与关系社会的破坏作用——兼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中国实施的困境

诞生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比较适合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国要借鉴西方的公共治理理论,必须首先实现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不仅存在普遍性阻滞因素,而且也存在特殊性阻滞因素.普遍性阻滞因素有可能导致“治理失败”,而特殊性阻滞因素则可能导致中国的公共治理根本无法实施.阻滞中国公共治理的特殊性因素有五个方面：差序结构、关系社会、官本文化、集权思想和形式主义.本文仅就关系社会对公共治理的阻滞机理进行系统分析.     

早期罗马法中的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早期罗马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形式主义反映了罗马法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相互限制与融合,它标志着早期罗马法的行为主义模式。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形式主义的作用在于约束当事人的行为。但是,当僵化、封闭的法律形式对日益活跃的法律内容的发展构成障碍时,形式主义的弊端就日趋明显。因而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减轻形式主义的束缚就成为必然,并且随着国家公权的强大及其对私人纠纷干预的加强,罗马法律形式主义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了。     

张炎《词源》新论

<正>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祖籍西秦(今陕西天水),后寓居临安(今杭州),生活于宋末元初,是当时著名词人。有词集《山中白云》八卷和词论专著《词源》。《词源》分上下两卷,上卷十三节,下卷十五节,上卷论乐下卷论词。对于张炎的词论,研究者多持贬低、卑睨的态度。或斥之为形式主义,或看作是逃避现实,或判定是宋末词风之弊在理论上的表现。这种评价失之简单化,有进行辨析的必要。认为张炎的词论是形式主义的研究者,主要根据《词源》下卷用了相当的篇幅讲“音谱”、“拍眼”、“制曲”、“句法”、“字面”等有关词的形式问题。我们认为,讲形式问题未必就是形式主义。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研究者可以着力于艺术作品内容的研究,也可以侧重于其形式因素的探讨。仅从研究对象不能判断研究者立论的高下。李清照在其《词论》中强调词“别是一家”,在维护词的形式特点方面就很值得肯定。     

论政治神话及有关政治范式的神话——古代政治神话论纲之一

一、对政治神话的初步认识大概没有比“政治”一词更为人所习用不察了。“政治”的含义很多,我们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说明它。就实质而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反映了各社会集团(或阶级)以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形式而言,政治是一种治理的艺术,或说是关于利益共同体的整合的艺术。在后一意义上,杰克·普拉诺将政治概称为“以社会权威的名义为社会制定和实施决定的人类活动”。中国传统的“政治”(或曰“政”、“治”)就是从这方面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