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与社会工作介入

目前,我国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及其治理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与城市空巢老人相比,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有多维度特征并由多种原因造成,其服务贫困治理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政策和更新服务理念。在政策完善和服务理念更新的过程中,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社会工作应在与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价值契合性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规和政策,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作为政策推动者、资源链接者、服务提供者和使能者等的功能,找准社会工作介入的内容和层面,运用社会工作的独特方法,对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的过程实施介入。     

作为社会治理的社会政策实施：技术理性与政治实践的结合

社会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而制定的短期与长期措施,它既具有修复性,也具有发展性,前者促成了社会系统功能与秩序的恢复,而后者则可能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制定与落实社会政策的力度,围绕建设和谐社会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服务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从理论上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政策实践中的制度设计、行动逻辑及限制,重点需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理解有效的社会政策实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第二,社会政策实施中的技术理性与政策实践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第三,探讨在当前深化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加强社会政策实施的主要制度创新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和政策落实的实践机制。     

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目前财税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财政政策实施存在比较大的地区、城乡、组织类型差异、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不完善,税收优惠没有普及到所有社会组织等。今后财税政策需要在普惠性政策与重点支持政策做出明确的规定,对行业组织、事关社会和谐的团体、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予以大力支持,完善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通过公开公平科学的政府购买服务,解决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问题。     

“云治理”: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大数据"的普遍盛行和深入发展,对"社会治理"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孕育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即"云治理"。"云治理"的发生及其运行,皆直接源于"大数据"的充分发掘与广泛运用。通过"大数据资源"的拥有和分配,"云治理"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模式产生巨大的挑战。"云治理"的本质和诉求就在于,善于将各种治理信息资源进行充分数据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职能部门的整合、利用与服务,由此对社会治理思维、风险控制、主体选择、行为方式等产生直接的影响。"云治理"开启了一个以"大数据"为中心的技术—人文—社会、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相互融合的"全面治理"新时代。     

需求导向抑或结构制约——中国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回顾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由青年型或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一种社会政策上的回应。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来看，建国以来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形成与变迁，在对养老服务需求做出回应的同时，更受制于更大的宏观制度结构，受到不同发展时期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国家发展社会福利的基本理念、经济社会管理模式以及社会福利治理模式等制度环境要素的制约，这些制度环境要素是决定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关键变量。这也表明，养老服务政策要能够有效回应社会的需求，需要一个合适的制度环境。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个人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市场化的养老机构在服务提供上协同发挥作用，更需要政府在服务的筹资、整合和监管上起到主导作用。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要真正迈向一个基于公民权利导向的社会政策时代。     

情感支持、理性治理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价值定位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具有情感支持与理性治理的价值定位;随着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二者呈现出情感支持理念理性化、理性治理理念情感化的交融状态。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有情感支持理念强、理性治理理念弱,理性治理理念强、情感支持理念弱,情感支持与理性治理理念均弱化等发展方向;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需要协调情感支持理念与理性治理理念。文章认为,作为应对策略,可以通过强化家庭养老的理性治理理念、健全上门服务中的情感反馈机制,以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标准规范;通过智慧养老设备与情感支持理念的融合、大数据服务技术与情感支持理念的融合,以加强养老服务技术中的情感支持;通过对社会服务机构是否盈利进行分类,均衡其情感支持理念与理性治理理念,以规范社会服务机构的价值定位。     

关联、嵌染与调适：社交媒体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运用

社交媒体是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社会工作转型的关键性变量。通过社交媒体激活潜在联系或加强弱联系,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创建了可及性的助人空间;社交媒体和相关在线平台为改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关系中的权力失衡,切实增强青少年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和行动效能感,以及提升服务的可近性提供了契机;利用社交媒体的可供性进行脚本生产、专业倡导和社群构建,改变了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社会生态系统。但与此同时,嵌染也使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在运用社交媒体时面临四种张力：一是具有情感共鸣的赋权式沟通交流与专业规范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张力;二是知情同意及妥善维护案主资料的服务标准与远程服务难以确认意愿、身份和所有权之间的张力;三是可及性与数字鸿沟和技术黑箱之间的张力;四是数据信息共享与保护案主隐私及保密义务之间的张力。未来需要通过逐步建构社交媒体使用伦理指南,培育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的数字职业精神,加强社交媒体的实务应用研究等调适,才能实现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智能化、高效化和精准化。     

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制度构建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对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数字法治政府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政府运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加强政府的法治化建设。首先,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下,政府的决策和服务往往依赖于人力资源,出现效率低下、监管不力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克服这些问题,提高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实现智慧型政府的目标。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有着三重技术困境。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可能导致政府决策中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政府的治理效果。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隐私方面面临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问题,需要政府加强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特点也可能对就业和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第四,为了破解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技术困境,需要相应的政策法律纾解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制定预防、应急和长期的政策治理策略,在放权和管制方面实现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等。     

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的对策

要建立和实现人才合理交流的新机制，必须全面加大改革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１．制定和完善人才流动政策。为了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各地都加强了对人才流动政策的研究，做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规定，但这些相关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合理性、整体性、连续性等还需进一步接受实践的检验。２．建立和完善人才流动的服务机构。人才交流的服务机构，对于研究和制定人才流动政策，交流人才余缺信息，沟通社会需要，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就全国而言，人才服务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应尽快健全…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困境与创新发展路径

“信息爆炸”使大数据时代的人们应接不暇,数据的巨量、多样及快速传递所造成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使现代社会又陷入新的治理困境之中。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大数据也可以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而加以开发利用。文章从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影响及其对现代社会治理的作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相关探讨。     

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变迁路径、动力机制与未来转型

体系化的养老服务政策是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养老服务政策的适时变迁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助推力量。1982年以来，我国养老服务政策的演进过程可以划分为探索起步、初步形成、三足鼎立、快速发展、优化升级五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出发，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生成逻辑主要来自国际社会趋势、国内人口转变以及国家治理的转向；让老年人在家庭内部享有专业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是中国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深入推进，养老服务政策逐步实现多元供给主体融合发展的渐进式转型；政策转型的动力机制来自经济环境变化、政府理念创新、多元主体互动、社会技术变革和外部示范效应。由此可见，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政策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政策的发展与走向进行理论思考十分必要。     

鸿沟与跨越:依“数”治理的趋势与双重效应

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政府治理与公共决策中,用以解决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与公共问题,催生了以智慧城市、智慧决策为代表的依"数"治理模式。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治理,一方面提高了政府效能、优化了政府工作流程、改善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诸如"数字利维坦"、"专家行政"和"数据鸿沟"等问题的出现。技术的进步带来政府行政行为的优化,同时也强化了官僚制组织,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鉴于大数据技术(工具理性)与大数据治理(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我们需要对之加以反思,通过公共价值管理对这两种取向加以整合与统一。     

基于社会政策视角的志愿服务保障机制探析

伴随社会改革的深入、社会变迁的加剧,志愿服务发展现状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矛盾的化解,需要对志愿服务进行有效的政策规范。基于社会政策的视角,分析志愿服务领域保障机制的形成及现状,提出从政策倡导层面和政策主体层面以及政策制定、执行、反馈层面,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保障机制,以促进社会志愿服务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智能家居的伦理风险、成因透析及治理建议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家庭传统设备逐渐被赋予新的技术架构,使其能够感知周围环境和自动决策,智能家居产品快速发展并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智能设备逐步将家庭成员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同时也衍生出伦理风险,表现为技术剧本的性别歧视、机器神话的虚无主义、家庭时间的去休闲化、家庭空间的去秘密化、万物互联的数据殖民主义等风险样态。研究基于STS视角透析智能家居伦理风险的成因,既有智能技术自在的不确定性,也有技术营销、社会环境、技术受众的因素。智能家居技术的良性发展需要构建涵盖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实现智能家居从开发到使用的全过程治理,引导智能家居更好地为人类福祉服务。     

数据安全刑事治理的激励模式

广义的激励是奖励与惩罚的上位概念，狭义的激励则是奖励的近义词，与惩罚是并列关系。法律激励应界定为狭义的正向激励，同时也不排斥惩罚的反向激励作用，两者是法律激励的一体两面。传统的数据控制安全保护模式限制了数据流通和开放分享，需要确立以数据利用安全为重心的法律治理模式。刑法应当从注重数据静态安全保护转向重视数据动态安全保护，强化对数据滥用行为的刑事规制，发挥刑罚的反向激励作用。数据安全刑事治理对于数据安全和发展同样具有双向激励机能，具体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予以把握。实体激励涉及数据犯罪中前置性行政法认定、个人信息数据知情同意权利保护、附随性刑事制裁措施的适用，程序激励主要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及其衔接协调。数据安全法律治理体系包括硬法治理和软法治理两种形式，软法又可分为国家软法和社会软法。数据安全刑事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参与，寻求软法与硬法相融合的体系化路径。     

灾后重建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机制与经验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后三地社会工作发展为例

汶川地震后社会工作在灾区形成嵌入性的发展,这种嵌入性发展的条件需要有专业权威的影响力、有专业服务产生的示范效应、有嵌入的互惠效应。它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工作灾后重建嵌入机制,首先有专业权威人士对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这些专业人士“主动推销”社会工作;其次,社会工作服务得到当地或上级官员和服务对象的认可与肯定;最后,政府形成发展社会工作的相关政策（形式上为文件）“主动接纳”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形成了社会互构共变关系,是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一种形态,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国经验。嵌入性发展中还同时存在一些困境：主动嵌入与主导嵌入的问题、反嵌入与嵌入后的脱嵌问题、嵌入发展的空间问题。     

从科层化到网络化:重大疫情背景下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重大疫情的防控,不仅仅是医学、生物学等方面的自然性研究重点,社会治理、管理模式、信息交互等人文社会问题作为防控基础,也需要同步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重构。现阶段疫情防控中科层式社会治理模式的中心化、层级化、单一化特征,不能完全适应医疗、物资、数据信息等多方面需求的分布式、指数性特点。重大疫情的应对应当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具体工作开展的中心化向去中心化转变、利用数据驱动技术进行信息交互的层级化向扁平化转变,以及利用云计算技术进行信息处理的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形成整体上的协同性、动态性与即时性的重大疫情信息交互体系、社会治理体系与防控体系,实现整体上从科层化向网络化的转向,以有效控制疫情,保障社会稳定与发展。     

数据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一体化的进路

基层社会治理主体通过大数据平台对海量数据深度挖掘与分析汇总，能够有效扩大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度，提高服务基层社会的效率与效果，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思路上的主动出击、治理架构上的聚类整合、治理方略上的精准施策，以协同治理、精准治理、透明治理等模式实现基层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化、治理层级的扁平化、治理空间的透明化。基于此，在充分论证数据赋能必要性的基础上，梳理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并从主体数据思维养成等方面阐释基层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实践路径。     

政策信息学：公共政策学数字化发展的新路径

不同学科在大数据环境下逐渐走向交叉融合,实现内涵、技术、方法的借鉴与创新。公共政策学在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下产生出政策信息学的理论研究范式。强化政策信息学研究,有利于提升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本文系统探讨了政策信息学的基本内涵,构建政策信息学的运作机制,并借鉴情报学等相关内容,分析了政策信息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未来发展图景,特别是与我国治理现代化转型目标的适用接口。作为以计算和通信技术来理解和解决复杂公共行政问题的新兴学科,政策信息学既要进一步实现情报学与公共政策学的知识融合,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也要从实践层面搭建统一的政策数据平台,明确决策中信息使用的评价标准,广泛吸收多元化的政策信息分析手段,并且强化数字伦理、维护数字安全。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结构特征与运作逻辑——基于河南省150个案例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客观要求，对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从结构-过程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结构形态与运作逻辑，并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呈多中心发散型、集中趋势与密度较低；核心区组织团结紧密、边缘区组织缺乏联结；党政机关中心性较强、社会力量中心性较弱。社区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呈现为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强”的项目，党政机关集体决策并开展联合行动；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发挥主导作用，下沉党员干部与招募志愿者，购买服务与民办公助；党政“统合意愿弱-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牵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倡导志愿服务。为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党政机关要强化领导理念、完善领导机制；共同体应建立多样化联系、寻求合作共识；积极组织党群联合议事、深化党群关系；激励干部与志愿者参与、弥补人员短缺；筛选监管优质社会力量、跨越技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