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批判及其启示

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参与数字化生产，是数字化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要素，占有数据即占有权力。在当代资本主义范式下，数据被融入资本逻辑展开增殖，传统意义上的“掠夺、剥削、渗透”和“驯化、新殖民、新垄断”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涵，主要体现为数据权力被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乃至国际资本所垄断。而且，数字资本通过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实化、固化和强化了数字统治关系。由此，需要基于企业、国家、国际三个层面，对控制数据流动、获取超额利润、联合金融资本投机、改造大众认知、影响社会舆论、干涉他国政治文化、攫取他国剩余价值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展开研究。随着数字全球化的演进，数据权力正在深刻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其资本主义垄断也日益产生了数据霸权、数字鸿沟、发展失衡、脱实向虚、治理困境、公平赤字、两极分化等世界性问题。直面问题，汲取经验，新时代亟须发挥政府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的作用，支持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参与数据权力分配，倡导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破解数据霸权。     

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三重维度的角色分析

由于各专门领域内全球性问题的涌现，专业性国际组织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渐凸显。就中国对外战略而言，专业性国际组织在构建软权力、参与和塑造国际机制、拓展多边外交方面具有三重维度的不同角色。在构建软权力方面，专业性国际组织是中国对外战略重要的软权力基础。在参与和塑造国际机制方面，专业性国际组织是各专门领域内的国际机制载体。在拓展多边外交方面，专业性国际组织是中国对外战略不可多得的多边外交平台。专业性国际组织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由此凸显。     

数字经济视域下算法权力的风险及法律规制

数字经济在经历新冠疫情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大数据、算法、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动能及场域。开动数字经济发展引擎的算法因其技术性特点给生活带来巨大便利,但算法超出技术工具范畴影响或替代公权力决策,形成新的权力形态而引发的诸多风险也引起学界关注。通过算法权力风险的归因即内部逻辑冲突及外部价值失衡来探讨算法权力对公权力领域、商业领域、个人权利及法律自身带来现实风险,从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关系的重构角度提出公权力赋权、算法权力限权与追加义务、个体"数字人权"充权的多元治理路径。     

数据主权、数字基础设施与元宇宙：平台化视域下的国际传播

平台化背景下,中国的国际传播亟须突破以媒体为主体、以内容为载体、以国家为边界的局限性,从数据主权、数字基础设施与元宇宙3个方向寻求突破。第一,掌控数据主权是平台化时代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只有在全球化的平台生态系统中把握用户数据的流动,在基础设施平台、中介平台和行业平台层面均建成中国主导、有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节点,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打牢“地基”。第二,连接数字基础设施是平台化时代国际传播的切入点,中国应聚焦于平台化发展的驱动力,借助多行业的平台接口提升国际传播内容的丰富度和表现力,同时拓展中介平台的服务范围,将数字平台产品作为国际传播的载体推向海外,并充分挖掘数字基础设施的可供性,通过多维路径提升国际传播实效。第三,元宇宙是平台化国际传播的未来布局方向,可以通过共建理念消解数字地缘政治的影响,通过具身传播技术引入更加多维的数据流,并利用平台开放的可编程性实现技术之间的互用,推动实现平等化、精准化、社会化的元宇宙国际传播。     

网络的权力与权力的网络:论网络平台的权力生产

网络平台链接了现代社会主要的行动者,并集聚了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源,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超级媒介,对权力生产与社会权力格局造成深刻影响。基于对数字网络进行塑造和控制的丰富方式,平台掌握了网络准入权、网络规范权、网络控制权、网络建构权等四种权力形式。为了在更广泛的数字网络中连接个人、组织、资源和思想,网络平台通过纵向发展,强化了内容控制力、数据掌控力、市场支配力;通过横向发展,强化了对各类资源、资本的组织力与整合力;通过多元发展,强化了行为规范力与认知影响力,从而建构出立体化的权力网络。平台权力在技术性权力、组织性权力与认知性权力等属性上,具有传统媒介权力的特征,但也表现出网络性、智能性与超国家性等新型属性特征。网络平台拥有的权力源于其作为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的数字基础设施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是基础设施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基础设施化必然产生的结果。     

大数据时代平台权力的扩张与异化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推动下,平台组织成为对社会经济要素整合的主要形态和载体,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权力结构,从而催生特殊的平台权力模式。通过研究平台权力的扩张、冲突和异化,可以得出:平台权力的形成过程就是平台私权力扩张而导致公权私有化的过程;平台生态体系的利益主体之间容易产生权力冲突,影响着平台结构化运行的规则、制度、组织等平台秩序;平台权力的凝聚容易形成平台权力垄断,进而造成人们的行为轨迹和相关数据被挖掘和不当利用等后果。平台权力结构和秩序的优化将有助于我国平台经济和大数据经济的健康发展。     

数据的投资适格性及中国因应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引领了未来跨国投资的趋势。对于数字经济企业而言,数据能否成为适格投资而受到国际投资协定保护,是对外投资过程中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已受理了绝大多数投资争端案件,是未来处理数据投资争端的重要平台。仲裁庭审查数据投资适格性时,应综合分析国际投资协定的投资定义和ICSID仲裁实践中发展出的投资客观标准。中国是数据资源大国,数字经济企业也在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应积极应对将来的数据投资争端。为此,中国应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利用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修订和完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投资定义,并进一步明确投资应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平衡东道国数据规制权和促进数据投资自由便利之间的关系。     

当代国际体系权力转换问题研究

国际体系由其内部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而结构形成,结构单元的性质以及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决定了体系结构和体系模式。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作为主要结构单元彼此之间互动,对国际体系的内部权力分配产生影响并作用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权力模式形成于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表现为一定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行为上的可预期性。特定的权力模式,建构起国际行为体间特定的关系形态,从而实现了国际体系中权力与生产性要素的分布态势与流动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宏观的体系运行态势还是从相对微观的行为体互动结果来看,对权力模式的理解与分析都可以成为透视国际政治迷局的重要的理论钥匙。鉴于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结构单元,人们可以通过对主权国家持有的国家权力规模和其他主权国家间权力指向冲突与利益关系的分析,对国际体系的特征做出基本描述。国际体系结构单元的权力互动主要体现为大国间的权力互动过程,在互动过程中,大国的权力欲望伴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积累而持续膨胀,进而产生对已有国际体系内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安排进行调整和改变的企图和行为。     

作为数据的劳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

数字科技革命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也催生了短视频/直播这一新的数字平台。平台、数据、国家是网络主播数字劳动治理过程中密切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三个维度：网络主播是数字劳动的主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是数字劳动的场域;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生成物,也是平台和国家争夺和治理的对象。在平台上生存的数字劳动者有着数字劳动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着剥削并不断被异化,由此而主动和被动生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那些被合理化了的支配关系,体现了数字平台的商业属性与其被期待具有的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国家进行数字劳动治理的必要性。在数字劳动治理的过程中,平台价值与国家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据殖民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之间的矛盾等会进一步显露出来。国家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治理之中,将其作为新时代数字治理方案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关键数字科技的普及与普惠发展;在数据分类的前提下确定数据权属边界;探索建立国家与平台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大数据如何赋能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与既往关于大数据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力图从大数据赋能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的角度出发讨论二者的复杂关系。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充分依靠了新时代的大数据技术从而优化了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和运营绩效。因而深入探究这一复杂社会现象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管理实践意义。本研究采用fsQCA作为研究方法讨论这一命题,结果表明：首先,大数据赋能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应从组织结构、基础设施方面着手,其赋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共有五条机制路径,而且五条路径存在非等效关系。其次,大数据赋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机制具有多种组态路径,各个组态路径对这一复杂现象的解释能力各有差异,其中,云计算能力、数字基础设施等作用较为明显。最后,大数据赋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多条路径存在条件替换的可能性,这为今后的文化产业实践管理提供了更多启示。     

当代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探析

当今世界,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传统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竞争已经涉足网络空间。互联网技术传播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国对网络空间战略地位重视程度的差异性,导致了网络空间各国综合实力的参差不齐,而这种层次性使"金字塔"形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总体轮廓日臻清晰。了解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基本特征、分析其生成因素、探讨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与处境以及提升我国网络空间国际竞争力等,关乎中国未来国家安全、发展与稳定的长远大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RCEP背景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挑战与中国因应

RCEP的制定与实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方案。在RCEP背景下,通过爬梳对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难发现,当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还面临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代表的数据治理规则存在分歧、数字贸易税收政策制定和协调机制尚不成熟、数字贸易非歧视待遇与数据本地化规则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作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中国应发挥大国担当,向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面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序化趋势,未来中国应坚守RCEP提倡的包容合作理念,在国内层面利用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优势,分层级推进与高标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工作;在国际层面参加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国际谈判,并与其他参与方保持良好沟通,致力于寻求缩小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分歧的有效途径,推进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共识达成,助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     

数字贸易国际造法的共识、分歧与因应

数字贸易的兴起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提出了新需求,为满足这一需求,主要经济体在区域与多边平台启动了数字贸易造法进程,并各自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规则模版。在数字贸易的国际造法实践中,各方已就贸易便利化与增强消费者信心达成最大公约数,并在RTAs中继续深化数字贸易自由化义务。不过,在数字贸易的征税、非歧视待遇模式、跨境数据流动、个人信息保护、源代码等议题上,各方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作为数字贸易大国,我国有必要在未来的数字贸易国际造法中继续深化数字贸易自由化义务,探索数字贸易合作机制,并充分发挥国内自贸区（港）对标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的开放效应,通过国内改革与国际造法共同推进数字贸易的国际法治进程。     

互联网金融平台权力行使的困境观照与治理路径

互联网金融平台作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核心参与者及建设者,对互联网金融运营享有治理权力是合理自洽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权力来源于平台自身的设权、行业自治组织的赋权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的授权,因而平台权力性质也呈现"公私混合"的特征.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权力行使处于失控的状态:微观层面对平台与用户的基础法律关系形成破坏,中观层面对用户(金融消费者)群体法益造成损伤,宏观层面对市场经济秩序产生冲击.对此,应当围绕公平、安全、效率价值相协调的内源性方法,行政监管权、行业自治权与平台规制权均衡的外源性方法以及完善的保障措施三方面展开,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多源治理路径.     

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

国际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由于缺乏全球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框架,难以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国际权力变化做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体现了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分工组合,承载了全球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的表达。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与分工推动了迥异于“国家全产业链”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形成。具有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充分体现了以规模、枢纽、位置、参与度、关键节点和链主等要素构成的国际权力形态。通过实证观察研究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变化动态地以网络适应度来形塑国际权力,大国将为争夺全球价值链枢纽与链接而博弈和竞争。     

试析国际组织的暗含权力

二战之后的一个新的国际现象就是国际组织的增多及其作用的增大，而国际组织在世界事务中的职能与权力亦呈日益扩大的趋势。本文从暗含权力的起源谈起，辨析了暗含权力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并结合暗含权力的历史实践，分析了暗含权力的利弊，旨在通过暗含权力理论的适用促进国际组织的发展。     

大数据的技术乐观与人的体验

力学的范式转换与技术的革命解放了人的肢体，计算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明则解放了人的大脑。今天，人们已经进入到数据“大联结”的网络时代。大数据常常牵涉到人群行为与时空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的关系上看，有三种时间维度对应着历史型、科学型和实践型分析；从空间关系上，文化空间、地理空间和部门空间三个层面表现出复杂交互的态势。大数据的革新意义使人们抱有技术乐观精神，但应该看到，大数据作为技术之一种是有意向性的，人的价值体验是大数据的“终极关怀”。     

大国之梦与生态文明——基于美、欧、中的比较

大国之梦是大国对自身综合实力和国际情势理性评估的产物,是对未来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的美好愿景与合理规划.在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重大课题的背景下,大国之梦的内涵必然会对生态文明发展诉求做出必要回应.大国之梦蕴含的生态文明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基础之上,以生态持续为物质基础,以经济持续为核心动力,以社会发展为终极目标.“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是最引人瞩目的大国之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发展方向.三大梦想尽管形成的时代不同,但都含有对生态文明的解读与考量.在生态文明维度上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诠释大国之梦和生态文明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对中国梦的认识.     

世界经济增长新空间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当下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为维持变化动荡中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探索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路径,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六年来的实践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从谋篇布局阶段走向深耕细作的新阶段,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共享发展成果、助推民心互信互融、彰显大国责任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当下,要面对精准把脉复杂受众的老传统与新习惯,充分把握国际传播的时度效,进一步熟练运用小切口作大文章的方法以及全媒体共创平台,要处理好小故事与大主题、摆道理与通情感、强内容与重技巧、"我讲述"与"他代言"的关系,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持续深入的合作关系搭建好坚实的民心平台,从而促进经济合作,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制度性权力竞争与中国策略体系构建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迁显著表现为主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方式。国际制度策略体系是中国在制度竞争和秩序变迁中维系自我发展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国际制度策略体系包含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三层内容:国家处理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策略(创建、进入与破坏)、国家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国家间关系的策略(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国际制度间关系的策略(互动、竞合与对抗),三个层面及其具体策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应通过“改革—创建—退出”三位一体策略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更全面地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制度方略,更加清晰地确立和传播其和平导向和合作导向,但并不完全忽略强制性和冲突性策略的制度性权力观。中国国际制度策略体系的构建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