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古典解释学的言说范式差异

中西古典解释学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言说范式表现出诸多差异:中国解经者在恪守文本"原意"的同时,并不排斥在理论上发经典之微言大义,西方解释学者对于经典的解释限度则有着严格的自觉意识;中国学者认为解释对象与解释主体无法分开,本体是一种自我呈现,而西方学者将解释对象看作一种客观的实有,需要解释主体去探究其真实;中国的解释学以汉字字形作为考据中心,以形义的统一为线索,注重现实人生,倾向政治伦理教化;西方解释学以语音为考证的核心,侧重语法的分析,着重阐释上帝的神意与理性的逻各斯之关系,宗教神学色彩浓重,且强调"圣灵感动",等等。这些差异的形成源于二者所处不同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等综合因素。     

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从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看

近代以来即已开展的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使中国古代逻辑成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但在这种比较研究中,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中西逻辑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不同思维方式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本身的历史文化精神、历史文化意义等。因此,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中,怎样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即如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始终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     

政党中心主义中西比较：21世纪的大分流

现代政治依赖政党驱动和运行。国内外的政党活动及其影响在21世纪日益复杂,有些政党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者,而有些政党则沦为了问题制造者。在理论层面,政党中心主义在不同国家已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认知形态,这表现在政党定位、政党本质及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根源等维度的差异。在实践层面,部分国家的政党政治已经造成了恶性党争、社会撕裂和政治衰败的后果;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了国家抵御风险挑战、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和政治基础。对政党中心主义开展比较系统的中西比较,能够揭示出政党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野。21世纪的大分流并不是表现在政治体制的差异上,而是表现在政治组织的差异上。     

试论林纾的中西文学比较

本文认为林纾在大量小说翻译的基础上展开的有意识的中西文学比较 ,乃是一种无影响联系的平行比较 ,涉及到文学观、文学的题材、写作手法及小说情节等内容 ,它为引进外国小说的价值 ,并藉以纠正国人对中国小说的认识起到积极作用。     

中西现代艺术教育视野中艺术的本质与功能

在考察人们如何界定艺术时,或许更应该关心他们为何这样界定。中西现代学者从人生的角度认识艺术教育的本质,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但是,在此基础上对艺术功效的具体讨论和论述则更能彰显艺术教育视野下艺术的特质与功能:艺术有助于个人健康的成长,有助于社会的和谐进步。     

中西史籍的匈奴记载差异比较

匈奴曾先后出现于中国与西方的历史进程当中,因此中西史籍对这一古老、强悍的游牧民族均有着较为详细的记录。由于各自治史风格、文学手法、视野范围乃至对待异族观念上的不同,中西史籍中的匈奴记载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通过历史比较研究的路径,在对主要相关中西史籍进行剖析与对比的基础上,匈奴民族——给予东西方核心文明相似但却带有不同历史记忆的草原文明——的整体风貌、历史变迁与主要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     

论历史时间：中西史学比较视角

历史时间观反映了人类对既往历史、当下境遇与未来命运的态度。西方学术界努力超越线性历史时间观念,以话语分析方法探索多元历史时间观的可能性。这既涉及对现代化、全球化历程时间表现的思考,也是在探索一种能够解释当代世界变局的历史时间体制。人类世成为这一探索的当代语境。结合不同时代背景与史学语境,可以历时性地区分出六种历史时间类型：原型时间、循环时间、线性时间、近代史学时间、全球史学时间、人类世史学时间。基于当代学术界关注的议题,有必要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视角出发,历时性地整合、共时性地比较中西有关历史时间问题的认知与思考,阐释其中的共性与差异,辨明其史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先秦儒家生态伦理观

一般认为,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以利奥波德为主要代表。然而,2000多年来,中国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就是整体主义的。儒家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生命大化流行的世界,在这个生命世界中,人与宇宙整体在本性上是内在相通的。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是道,在儒家看来,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宇宙本根,乃为人伦之道。而人伦之道,则为宇宙本根之流行发现,因而儒家强调天人合一。生态动物伦理在儒学中有着特殊地位,孟子正是从对动物的同情提出儒家的仁政说。此外,儒家也意识到人作为这个生态共同体中的特殊一员具有的特殊功能,意识到了天人相分的一面,人为天地之心,不与天争职,但应利用自然规律来为人类服务。     

中西诚实信用原则的比较研究概念

本文从提出问题开始，得出诚信原则的现代含义：首先，诚信指忠于事实真相；其次指对事实真相进行多方面的评价，包括事实真相所反映出的相对人的经济能力、履约水平、社会声誉等，从而产生相应的信赖感，并构成交易的情感基础与行为准则。在现代社会，诚信原则是民事主体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法律义务，是自发的利益权衡结果，又自觉地成为平衡利益的法律理性工具，并完成了从“诚”到“信”的重心转移。     

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的学术立场和基本模式

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应从“全球化”的基本前提和参照出发,将逻辑重心落在“地方化”之上,立足于保持本土新闻的个性、价值和谋求本土新闻的变革与发展来从事研究。与此相联系,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的基本模式包括:共通性研究、互补性研究、求异性研究和辨析性研究。基于上述学术立场和基本模式的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既能拓展中国新闻学的理论空间,又能为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原创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论近代哲人对中西民族特性的比较

近代哲人对中西国民性、对中西民族特性的比较是中西文化比较中重要的深入的层面。甲午战争以前,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敏锐地感觉到中西民族特性的差异;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严复等人对中西国民性的同异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对比;这种比较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此后一直延续。近代各家对中西差异的认识颇为接近,但在最终结论上却有很大差别。启蒙思想家、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贬中扬西,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褒中贬西。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的影响经历了一段由点及面的过程，从最初的艺术到建筑，再到语言学、文学和哲学，最后到科学和史学，几乎涵盖了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这一过程深刻地反映了后     

新一轮比较哲学研究的任务和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讨论会述要

近年来 ,国内哲学界有关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可谓蔚成风气 ,其研究的路径已跨越了对单个人物 ,或某一特定知识部门和领域进行的比较研究 ,而呈现出走向哲学形态比较的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 2 0 0 3年 9月 5～ 8日在浙江新昌举办了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讨会。对哲学比较研究的趋势、特征及应回答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评价。基本问题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一轮比较哲学研究的含义和根据新一轮比较研究的标志是 ,破除了哲学须依西方传统哲学为准则的观念。哲学所方松华先生回顾了过去一百年里 ,中国哲学的建设“依傍”西方哲学…     

论莱布尼茨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时贤说莱布尼茨"是个狂热的中国崇拜者",未免言过其实。他是以理性的、平等的态度,而不是以狂热的、崇拜的态度,来评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一方面,他批评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关于中国人说西方人"只有一只眼"的说法,强调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两只眼睛"——几何学和第一哲学——皆为中国人所不及;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然神学"——道德和政治的"实践哲学"——又是西方人所不及的,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抑制人性中的恶,减轻人类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灾难;他认为中西哲学和文化各有长短,"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这是一种不带偏见的文化心态。     

不同的和谐与冲突观——中西政治文化比较

从政治家之间、政治家与民众、政治家与家人之间的关系看,中西方对政治文化中和谐与冲突的认识截然不同。在西方人看来,政治家之间吵架是正常的,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民众的抗议游行也是正常的,公民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包括通过极端的方式;而政治家的身份和成为好丈夫、好父亲的身份并不矛盾。国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则正好与西方相反。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比较,旨在对国内习以为常的政治文化进行反思,希冀能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中西比较诗学的对话危机及诗学话语转型

寻求对话是当代中西比较诗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和主张。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诗学在西方诗学冲击下凸现出的＂现代转型＂使然,另一方面是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于包括中国传统诗学在内的东方文化视野的吸纳所致。当代中西比较诗学对话的危机,不仅体现对于片面地将＂对话＂解释为＂理解与沟通＂的理论解读层面,而且存在于机械地套用西方诗学话语＂阐发＂中国诗学话语的具体实践层面。而破除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出路在于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分析,通过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的揭示、归纳和总结,为中西诗学深层次的理论对话的展开创造必要的条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告别惯常的文化或哲学比较模式,围绕着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这一主轴,坚定地走向中西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论牟宗三的中西比较历史观

牟宗三的中西比较历史观,源起于他的观念决定历史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通过中西比较历史观,牟宗三系统地阐释了中国与西方在观念形态、文化形态和历史精神方面的差异,揭明了由于源始观念指导实践所决定的历史发展方向、动力、规律和目的的不同,提出了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展现了会通中西历史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中国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理由、根据和道路。     

论斯宾格勒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斯宾格勒认为中国哲学的真理不只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他致力于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去发现“远超过孔子所能理解的更为深奥的东西”,认为《尚书》和《诗经》中蕴涵着古希腊英雄时代的精神和西方中世纪的贵族精神。他别出心裁地认为孔子不仅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是“同时代”人,而且与伏尔泰、莱辛也是“同时代”人,并且把中国哲学的不同流派与他所谓“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作了比较。着眼于西方哲学的重心从认识问题到人生问题的转向,他特别心仪中国哲学注重实践性的优点,认为这一优点可以弥补西方哲学的不足。他的主要失误在于夸大了德国哲学和文化的优越性。     

反思“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中国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自我 ,寻求生存与发展新理念的重要课题。这种研究的主题与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直接、表面地讨论“中西哲学”知识性的“异同”或“相通” ,而是要从根本前提出发探讨与反思“中西哲学”各自的性质、特点、个性及其“长短” ;发现与评价“中西哲学”各自的人类性意义与价值 ;寻求创造人类新哲学的理论前提和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