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内卷化”及治理对策

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遇到的重大挑战迫切要求创新社会管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出现了"内卷化"现象。这种"内卷化"的发生机制源于同质化的考核机制、乡镇政府过度追逐本地利益以及新型农村社区组织人员的行政化追求。治理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内卷化"问题,必须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模式,重塑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发展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多元主体,完善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畅通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表达机制,改革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政绩考核体系。     

从契约性到非契约性:竞合理论演进研究

竞合理论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以契约为竞合关系建构基础,"非正式契约"对"正式契约"的替代是现有理论边界。基于"契约强度"与"竞合意愿"维度,竞合可分为契约性竞合、超契约性竞合及非契约性竞合三个层次。基于隔离机制的竞合辨证,突破了现有竞合的"合"思维与"合"境界,将竞合研究推升至管理哲学高度。从契约性到非契约性的竞合演进,改变了对竞合的已有认知,突破了理论的现有边界,对竞合研究的未来展望与创新提供了借鉴。     

治理视角下的新型农村社区:现状、挑战和展望——基于河南省农民集中居住区的调查

以大规模农民集中居住为特征的新型农村社区数量持续增加,大多数新型农村社区对社会秩序重建和资源有序管理具有特殊的、急迫的需求。本文在对河南省25个新型农村社区的深入调查基础上,描述新型社区治理体系中权威机构、资源占有和管理、社会结构等关键领域的变化和现状,研究新型社区社会秩序建设的内在属性和运行机理,剖析新型社区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影响因素,提出应构建以居住地为核心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行动者视域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与集体行动

社区治理面临从“国家-社会”到“行动者”的视角转换,把居民自治放入社区行动者关系网络,能够更好地看到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及其变迁过程。研究发现,自治权即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的配置状况,是衡量自治程度的核心变量。行动者对自治权的分割形塑了行政主导型、市场导向型、社工给予型、混合杂糅型和社区自治型五种社区治理类型,产生了不同的自治效果。社区居民自治是多元行动者集体建构的过程,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新的自治空间的产生。为有效推进自治,相关主体要重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以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为宗旨,充当好自治的引导者和协助者,始终围绕“如何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居民则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不断激发内部潜能,依托自组织行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社区居民自治的表现形态可能是复合型社群自治。     

社区治理理念创新及其技术实践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它是理念、过程和技术的统一。"以居民为中心"的理念有着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很好地契合了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在该理念指导下的社区治理是赋权增能的自主行动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居民主体性的彰显;核心是把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完全向居民开放;目的是促进人的良善发展。社会工作技术是从理念到行动的转换媒介,"开放空间会议+"技术体系有效充当了转换介质,使得基层协商有效运转,居民自治成为可能,社区善治得以实现。     

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谱系：以街区、社区和楼道为考察对象

城市文化治理是在一定范围的城市空间内,政府、社会和市民个体在价值观、生活实践和物质实体等层面多元合作、协商共治的过程。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谱系研究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将城市文化治理视为具有空间上的连续性,挖掘其在不同层级但又相互关联的城市空间中的开展过程。随着城市"微更新"的发展,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逐渐从大尺度空间向基层空间下沉,街区、社区和楼道构成了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谱系。城市文化治理在街区空间注重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在社区空间注重社群文化和社区共同体的建构,在楼道空间注重居民个体文化参与行动的激发,三者共同构成了国家、城市、社群和居民个体之间多元互动与协商合作的空间治理实践。     

政府决策回应机制的价值理念再造问题探讨

我国政府决策回应机制建设过程中,由于传统决策价值观与当前民主治理以及回应型政府建构之间存在着矛盾与中突,因而需要进行价值理念再造.要建立公共精神优先的价值体系,建立审议式决策回应价值理念,建构以绩效责任为主体的新责任价值观,建设人道关怀与政府伦理的价值表达机制.要通过深植这四项核心价值理念,打造一个高度响应民众需求的政府.     

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以成都为例

城镇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应该如何管理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亟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居住形态集中化、社区结构异质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型农村社区表现出利益诉求增多、民生诉求凸显、民主诉求增强等特点,这就要求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成都以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构建促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以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创新带动新型农村社区民主治理水平提升;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推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为新时期我国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供了镜鉴.     

农民转身:新型农村社区的适应处境与公共服务建设

作为与城市社区对接和并轨的新型农村社区,是农民实现向市民转身的重要场域。然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却忽视了它在社区城市化和居民市民化中的意义,仍把新型农村社区视为农村社会的一个部分,没有注意到农民身份将要发生的变化,更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以减少居民的社区失范行为,致使居民的社区适应处境出现诸多问题。本文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秉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从保证居民能享受到与城市社区居民等值公共服务着手,逐步改善新型农村社区的适应处境,最终促进其居民向市民转身。     

保障房社区治理路径新探——以北京C社区的治理实践为例

近年来,随着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具有明显独特性的保障房社区在各地日渐增多。由于保障房社区居民特殊而复杂的经济社会特征,有效管理此类社区、服务中低收入居民就成为保障房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内容。通过总结北京市C社区的治理实践,概括了保障房社区治理应该包含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和助人自助的治理理念,进而指出保障房社区治理的本质是培育异质性强且情况复杂的中低收入居民的社群意识和公共精神。     

社区管理升级转型:网格化管理走向网络化治理——基于N县的实证分析

网格化管理是目前我国创新社区管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模式。社区管理的规范性、高效性、主体性激发了我国网格化管理的热潮,但科层化、强制化、短期化问题所导致的运行困境也迫使其必须升级转型。实证案例分析发现,应该采用厘清政府和社区组织权责边界、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健全政策法规、贯彻"服务导向"治理理念、推进电子政务流程再造、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等方式,来推进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改革。     

从人的角度探析价值观管理

价值观管理是一种新的管理哲学,一种新的战略领导工具,它不同于以往的指令管理、目标管理。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建构的背后都有某种人性假设作理论支撑,指令管理主要受"经济人"假设的影响,目标管理以"自我实现人"假设为理论根据,而价值观管理与"复杂人"假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价值观管理对人的信念、理想、能力和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把员工的目标看作组织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仅把员工看作实现组织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员工是目的性和工具性的完美体现者。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等,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破解"奥尔森困境"的重要途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协调社区资源、凝聚社区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从融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三大元素:制度环境元素、治理能力元素和成员理性元素,这三大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逻辑.可通过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一体",技术治理和微治理双重推进,采用隐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扩充社区社会资本方式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社会治理视域下社区广场舞管理策略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研究社区广场舞管理,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视野。对广场舞社区管理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尤其是对社区居民关系等管理主体从系统论角度分析,研究其在系统中的状态以及构成的系统秩序,解析和评估社区广场舞管理;运用结构化理论,既重视行动者的策略行为,也重视其建构的结构力量,对广场舞外部环境因素、问题提出可行性方案,提出对社区广场舞管理人员选拔、培养的管理,特别针对年轻管理人员制定合理有效的激励措施,有助于深化社区广场舞管理人员培训的多元化、一体化、个体指标差异化。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

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探索前进推动着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创新。在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基层政府、赢利企业、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了社区治理的五大主体。这五大主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民委员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民委员会是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并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后乡村时代特殊类型社区治理:条件、困境与创新路径

治理方式与治理条件密切关联。在城镇化过程中,一批村庄逐渐从农村社会脱离出来但尚未完成城镇化,形成了一系列介于城乡之间又超越城乡社会体系的后乡村时代特殊类型社区,主要有超级村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拆迁农民集聚社区、进城农民聚居社区、田园综合体以及特色小镇内的社区等。这些社区经济社会的城乡叠合结构建构了新的社区治理条件,决定着社区治理方式的转换和创新。后乡村时代特殊类型社区治理需要直面当前社区治理中治理体制与治理条件之间的张力、治理能力与治理任务之间的矛盾,积极探索社区治理创新路径。其中,关键的是确立社区治理新理念,探索包容型社区治理制度,建构后乡村时代特殊类型社区治理的有效机制。     

社区"共治"中的冲突与协调

推动社区自治、促进社会发育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运动的主流话语.但在实践中,持续向下延伸的行政权力、不断介入的市场力量和逐步生长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空间相互交织,使得社区"共治"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状态.在共治格局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利益取向、权力位阶以及治理逻辑差异明显,政府的行政权、居民的自治权、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因此,建立各治理主体新的合作模式,即明晰三者的权力和职能边界、确立共同的内部规则体系、建立群体利益与社区共同利益的协调机制,是化解冲突,在共治状态下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基本路径.     

智慧社区发展的未来趋势：从设计本位到生活本位

智慧社区在快速发展中表现出的诸多问题,其根源是以国家的管理型设计、资本的经营型设计和专家的科学型设计为代表的"设计本位"理念。这种理念驱动下的智慧社区虽然在强化行政管理、降低可见成本、体现专业精神等方面取得了收效,却为社区发展留下了"反治理行为""实际发生的成本""设计脱离群众"等一系列弊病。有鉴于此,智慧社区的未来发展需要感知并服务于生活中具有多样性和深入性的居民需求,尊重并充分汲取生活中各类行动主体的治理经验,以"生活本位"的视角重新审视智慧社区的规划和建设,以技术进步推动生活质量的提升。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以武汉市W社区论坛为例

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公共领域的本质性规定与其实际运行中的行政化特质之间的张力指引了对社区公共参与这一研究题域的建构.通过对武汉市W社区论坛这一新型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演变历程、生成逻辑和运作机制的分析与考察,可以看出,当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政府主导性和自主自发性两重面相,在一定意义上是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政府部门三个行动主体合力建构的结果.而我国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