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经学和经学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以儒学为主体,儒学以经学为根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清理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不能不研究经学。     

经学与经学史研究旨趣

厘清经、经学与经学史的联系及分别,是认识经学之于今日中国乃至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而在王朝制度崩溃之后,如何承继道教的真精神和新儒家的旧途径,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借鉴韩愈到朱熹构建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新儒学的取径做法,延续近代国人融合中外创建新学的努力,构建西学为体、中华为用,能够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天理人事之学,作为中国长治久安和屹立世界巅峰保障的崭新文化,是研究的要旨和用力的方向。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经学研究正误

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逐渐淡化的今天,经学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正面意义得以去蔽。在关键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尤其是在经与儒学的关系上,没有认识到不是经而只是传才可为儒家所专;在经学的主题上,没有认识到是使人成为文明人基础上的王道理想与成人理想的统一;以往的经学研究往往注目于历史、训诂等方面,而对经学的哲学意义重视不足。这些模糊认识的清理,对经学与现代化的研究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一部研究朱子经学的力作——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教授研究中国哲学二十多年,在许多方面颇有建树。尤其对宋代理学用力甚勤,对朱子学颇有研究。自2000年赴台湾出席“朱子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学术研讨会回来后,他潜心研究朱熹经学,历经四载,写就《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这是目前系统研究朱子经学的一本专著。这部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经学的历史发展,可作为简明扼要的经学史来读。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柢,是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载体,蕴含中国文化的精华。历代儒者均尊经注经,在本书中,研究经学史的价值也是整理朱熹经学的理论理路。本…     

汪琬的经学思想及吴派经学近源论

汪琬为清初经学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其近承东林、复社经世致用之学,兼学汉、宋,博采诸儒之说,讲求经学与道学的合一、经学与用世的合一,不专立汉学门户.致力于礼学,尤其是礼服学的研讨,著《古今五服考异》,律、经并重,以求羽翼律令,适于世用.解经反对空衍义理,提倡“以史证经”,疑古辨伪,多所发明.汪琬与顾炎武并为吴派经学的近源、清代朴学的先声,惠栋标榜惠氏“四世汉学”的吴派近源说,未足凭据.     

近代经学的特点

这里所说的近代,指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儒家经学由变化改造到退出历史舞台的八十年。 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是封建政府用以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经典崇奉勿替,儒家创始人孔子也作为偶象膜拜,在社会上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一种传统力量。     

经学与汉代法制

经学与汉代法制张涛两汉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家经学渗入法律并对它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精神和记载作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或经义决狱。对经学与汉...     

明太祖的经学政策

明太祖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的同时,在经学领域施行一系列经学政策.他重用儒生,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重视经书,同时加强经学教育,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作用;颁令八股取士,尤其重视程朱理学的作用,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从而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明太祖重视儒家经学,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对于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有明一代王权统治的根基.     

王阳明经学思想新探

王阳明提出化繁就简,去好文之风;提倡和重视心学,强调"四书"、 "五经"不过是说这心体;认为看经书就是要致吾心之良知,由此主张复<大学>古本,以阐发自己的致良知说.形成与程朱理学不同的经学观,从心学的角度发展了中国经学.     

阮元与清代经学

文章不赞成对阮元的经学持否定态度。主张把阮元的经学放在明清之际学术流变中去考察;放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客观现实中去认识;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去理解。认为阮元继承了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的传统,承袭了乾嘉学派的主流学说,实事求是地把清代经学推向新境界,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     

皮锡瑞经学的特色

皮锡瑞治经的汉学风格主要体现在他对汉人的经注经说作了大量的辑佚工作、采用疏证体以解经、重视文字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证以及治经态度矜慎等方面。对于今古文经学、汉学宋学,皮氏皆持包容的态度。在孔教衰微的晚清时期,皮氏强调需要破除今古汉宋的门户之见而求学之会通。皮氏治经重家法,体现在他的郑学研究中,还体现在他对《尚书》、《礼记.王制》等所作的笺注上。皮氏治经讲求微言大义,体现在他为《春秋》、《尚书》、《诗经》等经典所作的解义上。皮氏治经重经世致用,他以是否经世致用作为评判治经优劣的标准。     

清代经学的特点

明清之际,经学出现了求是致用的倾向,顾炎武、黄宗羲等著名学者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亦多择善而从,不分汉、宋。至乾嘉时期,汉学(即清代复兴的古文经学)完全脱离宋学成为专门的学问,与宋学对立。在汉、宋两派互相对垒之际,今文经学逐渐兴起,与汉学对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学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但归根结蒂,它又不能不受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     

王通与经学更新

作为统治学说的经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经历了由《五经》传统向《四书》传统的转向。对经典的解释也是各不相同,尽管许多人曾力图统一对经典的认识,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伴随着对经典态度的转变,在经学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中都有各自的特点,王通无疑是开启了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独自创立了一种经学传统,这在经学史上是罕见的。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李贽经学思想发微

李贽的经学思想大抵归于自得,呈现出其独有的特征。他一方面主张"经史相为表里"、"六经皆史",力求还原儒家经典和孔子的本来面目,重新解读经典本义和领悟圣人本意;另一方面又重视《易经》和"四书";融合三教,以儒为宗,援引佛老以注儒经;主张"不求甚解"、"六经注我"的注经方式,借圣人经典以阐发己意。李贽的经学思想是一个对汉宋经学思想既有批判又有继承与发展的复杂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