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人口的健康贫困探讨

健康与贫困有着密切关系。我国农村人口健康贫困主要是由于农民公平参与和利用健康资源的能力和机会的削弱或丧失、既有制度缺位、健康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农民支付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的。构建政府主导的基本健康服务公共支持体系、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健康教育是摆脱我国农村人口健康贫困的主要途径。     

健康中国背景下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重构——基于健康乡村的三重逻辑

促进公众健康有效参与已成为国际健康治理发展的新趋势。在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健康乡村存在健康需求整体化、时序重心前移化及治理实践场域化的三重逻辑，迫切需要农村健康治理的创新转变。目前，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存在观念、空间及效果保障三方面的缺陷，并引致多种不利后果。究其原因在于存在健康管理方式“路径依赖”、基层政府健康治理能力不足及立法制度建设缺位等问题。为此，应通过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的观念重建、空间重塑以及制度重设，重构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     

农村健康保障制度研究

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项"社会安全制度",其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健康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农村健康保障制度的现实问题出发,本文认为建立健全农村健康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与现实要求,并提出了增强农民健康意识、强化政府公共责任、重建医疗卫生体系等对策.     

刍议农村人本政治的缺失——基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农村农民问题,长期都是困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表明我国农村利益冲突严峻,其根源在于基层政治体制存在缺陷,保障农民利益的机制缺位。在传统利益格局已经打破的乡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基层政府失政于民、执行人本政治的主体缺失,非政府组织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的路径缺失,农民主体性参与政治的意识缺失。为此,基层政府必须加强基层工作机制建设、农民利益诉求机制建设以及提升农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教育机制建设,促使农村以人为本政治环境的形成。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的对策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由集体组织提供,农民以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来获得生活保障和各种公共福利。但农村集体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带来诸多局限,现代农村农民所需的公共服务也远超出了集体组织所能涵盖的范畴。在政府能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采取以政府供给为主导、其他主体为辅助的供给模式。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顺利转变,必须要进行配套制度联动改革,以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格局。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以电商村为例

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电子商务嵌入到农村社会后，对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同时对电商村的基层治理方式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基层政府如何调试治理方式以适应农村电商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成为能否持续发挥农村电商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进程等功能的关键所在。然而，基层政府治理电商村时在公共服务层面出现了一系列供给与需求非适应的表征。基层运作中存在的条块冲突凸显、地方精英截留电商资源、农民网商选择有限等问题导致了治理困境的持续复杂化。面对农村电商的治理困境，文章提出重新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关系、建构保护型的电商发展模式、改变制度设置等政策与实践建议。     

困境儿童福利可及性:内涵界定与制度构建

儿童福利提供状况和儿童权益保障程度是国家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在我国重视儿童发展总体政策背景下,制定合适的儿童福利模式和儿童福利政策,不但关乎包括儿童基本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等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进程,更关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着眼于提升困境儿童福利的可及性,在困境儿童福利需求与可及性阐释基础上,从可用性、可达性、可负担性、可接受性、可适应性等方面分析困境儿童社会福利传递机制,并从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强化合作救助机制、构建社区“嵌入式”福利提供机制、提升福利意识等角度提出困境儿童的福利可及性制度构建路径.     

健康贫困与卫生公平

贫困是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具有实践的普适性,成为健康贫困概念分析的理论基础.健康贫困主要包含健康能力贫困与健康权利贫困,我国当前的健康贫困呈现地域性的特征.自然剥夺与社会剥夺是健康基本可行能力剥夺的两种基本方式,而社会剥夺主要划分个体因素与政府因素造成的健康剥夺.在医疗市场化的改革中,政府责任的弱化导致健康责任主要由居民个体承担,这违背了健康产品具有的公益性特征,导致卫生公平程度不高,催生健康贫困.消除健康贫困,必须构建公平的卫生体制,主要包括突出政府公共筹资功能与监管功能,构建覆盖全民、一体化的卫生体系,加强公共卫生与预防保健、基层医疗设施建设,引入第三方支付方式,加强廉价医院建设,等等.     

农民的合作能力、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应该是农民。由于历史因素和农村体制的改革,使农民的社会资本萎缩,农民的合作能力低下,无法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功能。从加强农民的公共精神教育、培育农村社会组织、规范基层政府行为着手,提升农民合作能力,增加农民社会资本存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合作医疗资金供给为何不足──理论、证据与政策含义

一、导言 农村合作医疗建设是一种直接针对农民健康的投资，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直接针对农民健康的投资能提高农民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的能力，赋予农民摆脱贫困所需的人力资本，直接增加农民的福利，并可以减少贫困及贫困引致的一系列后果，达到效率与公平的高度统一。 如果说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的确增进了农民的福利，增加了农村的人力资本的话，那么８０年代以后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却对农民的福利及农村人力资本造成了严重损害。对贵州世界银行扶贫项目区的一项研究表明，合作医疗解…     

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式转换与实践路径——基于社区能力构建的视角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习惯于政府主导下的资源推动,更多地强调外源式发展,忽略了社区内部能力的提升,不利于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式进行重新思考,着眼于农村社区内生式能力的构建,实现从外源到内生、从资源到能力、从政府主导到社区自治的根本转换。我国农村社区能力的构建,在逻辑上,可以从能力基础、能力主体、能力结构等三个方面着手:通过培育社区意识、培植社会资本,夯实农村社区能力构建的基础;提升社区农民、社区精英和社区组织等三类主体的能力;培养社区在资源获取、问题解决、服务提供和方案规划等方面的能力。     

中国农村福利治理的困境、难点及路径

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求农村社会福利实现跨越式大发展。在城乡二元体制尚存、国家顶层设计的福利制度依然处于构建过程的现实背景下,发挥多元社会力量进行农村福利治理正遭遇缺位、越位、错位的发展困境,体现出中国农村福利治理的目标定位、主体定位和路径定位方面的难点。破解其困境和难点的可行路径为:一是谋划积极的农村福利治理战略,二是重整有效的农村福利治理组织,以此为农村福利治理积聚发展共识和发展能量。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提供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本文结合实践,对基层政府和农户以及农户和农户之间进行博弈分析,得出取消农业税后,如果没有必要的配套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严重不足的结论。并就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必要的政策建议。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甘肃省农村健康保障制度的政策取向

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出发,本文认为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构建甘肃农村健康保障体系的关键;而这套制度体系应坚持"以防为主"、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方针,同时结合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并以卫生改革、卫生行政职能转变与医疗保障立法为条件,是建立健全甘肃农村健康保障制度的政策选择.     

中国健康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健康中国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健康服务供给主体单一,健康服务体系不完善,医疗市场化过度,基本医疗保障差异化,政府对健康服务机构监管不力,公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不够强等。随着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要推进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多元主体参与健康治理,建立健全健康治理的各项工作机制,构建一体化、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健康治理的法律法规及全民健康保险体系,借助互联网、移动社交平台、大数据等新媒体新技术做好健康促进工作,保障健康中国战略有效实施。     

土地纠纷与基层政治生态的重构

当前,对土地纠纷的研究必须跳出传统的"就土地纠纷谈土地纠纷"的怪圈,深入考察其背后整体性的与深层次的支配逻辑。在土地纠纷中,基层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围绕着土地收益的分配规则与方式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博弈。但各利益主体都面临不同的行动困境,并为此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治的具体形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纠纷问题,必须从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重角度重构基层政治生态。     

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何以可能——内生需求和外部激励的必要性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成长基因来自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基层治理的创新,但在典型特征上与合作生产模式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随着全国的复制推广,农村互助养老在实践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为未能有效构建起合作生产行为的发生机制。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村老年人的内生性需求与表达性需求存在矛盾,利他和利己参与动机均不明显;供给型互助养老模式回应性不足,容易滑向低效率陷阱,并养成其他行为主体的服从和依赖;村庄精英虽然更具政治效能感且有能力将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转化为自下而上的榜样力量,但其示范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应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权,通过"上下共管"提供更具回应性的互助养老服务;在政府承担农村互助养老主导责任的同时,充分发挥村庄精英的示范激励作用;将农村幸福院发展成为福利资源吸纳和辐射的组织平台。     

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与驱动机制：国际比较

在国际范围内，健康领域基本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市场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有效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规律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健康治理实践。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差异受政府治理策略、市场成熟度和社会发育状况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政策、利益和议题驱动，体现为科层、契约与网络机制的差异，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当前我国的健康治理驱动机制交叉重叠，呈现出模糊的健康治理路径。我国的健康事业可以根据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能力，实施分阶段推进，先实施政策驱动，继之以议题驱动。     

论农民环境权实现的困境及发展走向——基于浙北地区三个村庄的调查

关注当下,环境权的实践进步还主要表现在城市,农村生态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加剧造成农民环境权遭到侵害仍然是棘手的问题.农民对政府的高度依赖又信任不足,乡村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与环境监管能力的不足,城市中心主义的束缚与农民维权意愿的不足,使农民环境权的实现困境重重,并直接影响了农村的民生改善、社会稳定与和谐,制约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矫治环境不正义应成为实现和发展农民环境权的基本路径选择,着眼当下,重在遏制环境问题中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开发一体化格局,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和农民实质性参与机制,塑造环境主体的正义品格,促进乡村经济转型走生态现代化新农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