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特征——基于N市Q区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兴起的网格化管理完善和优化了我国以社区制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层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了秩序整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和市场间的关系及其制度与组织表现形式。它通过划分网格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和市场资源。网格化管理构建起了一种刚性与弹性并济的目标责任制,并通过考核评定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创新了基层党政组织的运作方式,增强了党政系统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满足,从而有利于秩序稳定。但网格化管理也表现出了"科层化"倾向和"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分化"以及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非均衡性"与"不稳定性"。这使基层政府无限承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却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制造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传统人伦关系与后农业税时代乡村基层政治的运作

人伦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人伦既是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中国重要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乡村治理之所以出现困境,其重要原因是忽略了传统人伦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联系。在后农业税时代,乡村基层政治运作的逻辑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以科层制为主的运作模式转向以关系取向为主的运作模式,基层政治运作方式也从刚性的工作模式转向带有情感性的柔性工作方式,乡村政治运作的基本特征也将带有越来越多的乡土性。     

早期国民党乡村渗透的制度逻辑:从权力结构均衡分析

早期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且通过保甲制来控制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其获得了对乡村的支配优势,基于此,国民党组织力图向乡村渗透.为避免"党政合一"造成乡村治理的官僚化,国民党在基层推行"党政分开"并倡导"党义治国",但在当时中央权威不足的背景下,"党国体制"的调整导致了国民党基层治理权力的空洞化和劣化,这意味着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分散的社会权力更无力制约政治权力载体的资源汲取,也就不能阻止破产的、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载体被反体制精英重新组织化为反体制力量.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

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 ,与中央判然不同。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分别自成系统 ,党政分离 ,互不统属 ,形成一种双重衙门体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形式上 ,党政之间平等制衡 ,互相监督 ,似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地方政制。但在实际运作中 ,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势资源时起冲突。在权力竞争中 ,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由地方政府主控 ,党权在地方政治运作中日趋弱化。党治在地方层级几乎处于一种虚拟状态。这种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加之战前国民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 ,国民党最终只建立了一个脆弱的党治国家秩序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判决抑或调解——基层法官行为选择的政治学分析

司法调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法系统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富含中国特色政治元素的党政体制深刻影响着每一名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官员,即使是位于政法系统末梢的基层法官也不例外。民商事案件是法院业务的主要部分,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我国基层法官考量运用司法判决或司法调解结案时往往优先选择后者。基于实证考察发现：受党政体制下政法逻辑和司法逻辑的双重影响,党政体制下的政治约束、党管政法的奖惩机制、网络时代的社会舆论和乡土社会的民众认知共同驱动人民法庭的基层法官选择司法调解。因此,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亟需用本土学术话语讲好党与政法的中国故事,以期向世界传播中国特色司法治理经验,共享人类司法文明发展成果,共建司法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以电商村为例

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电子商务嵌入到农村社会后，对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同时对电商村的基层治理方式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基层政府如何调试治理方式以适应农村电商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成为能否持续发挥农村电商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进程等功能的关键所在。然而，基层政府治理电商村时在公共服务层面出现了一系列供给与需求非适应的表征。基层运作中存在的条块冲突凸显、地方精英截留电商资源、农民网商选择有限等问题导致了治理困境的持续复杂化。面对农村电商的治理困境，文章提出重新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关系、建构保护型的电商发展模式、改变制度设置等政策与实践建议。     

“政权化”的张力：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及其效应

近年来,建立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关注的热点,“街道”处在这一问题的核心。街道管理体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而街道办事处又是街道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以“政权化”的分析视角来看,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能够映射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在城市经济发展体制、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城市政府分工机制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下,街道办事处经历了从“弱政权化”到“准政权化”再到“半政权化”的过程,并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诸多实践张力。我们应构建更具包容性、吸纳性、整全性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以纾解上述张力。     

我国地方党政关系的历史沿革与现实思考

规范地方党政关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回顾我国地方党政关系从传统模式的生成、沿用、强固到对传统模式的突破和转型这一历史进程,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更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迫切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以史为鉴,科学合理地规范和完善地方党政关系,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和执政能力,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     

论痕迹主义的治理之道

"痕迹管理"是组织管理的基本策略,将痕迹管理引入基层治理,有助于实现治理过程的具象化、精细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然而,对于治理"痕迹"的过分强调衍生出了"痕迹管理"的异化表现形式,即"痕迹主义",并成为现实行政过程有效运作的梗阻,严重地削弱了国家治理的效能。"痕迹主义"产生有其体制机制、治理手段、心理层面等多重原因,它不仅背离"痕迹管理"初衷,也削弱了国家治理的绩效,成为当下行政体系的结构性问题。"痕迹主义"的破解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宏观层面解决压力型体制下行政体系的固有约束,以过程激励取代结果压力,下放自主权并有选择地干预,提升基层能力的同时完善行政制度设计;中观层面调整行政体系中的权力与责任关系,提升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间的契合度,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明确以责确权、权责统一的权责分配原则;微观层面完善绩效考核与问责制度,将"人民满不满意"设为绩效考核的目标取向,构建系统化绩效考核体系,实现问责与容错的有序衔接。     

统合治理与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基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经验分析

当代中国基层的统合治理,是以党组织的领导权威为基础,依托党政体制的组织架构,实现对“条条”与“块块”的整合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合治理模式,既克服了科层制的弊端,又超越了西方整体治理、弹性治理等理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独特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心工作的多元化,一方面,县域统合治理的需求大量增加,县域党委政府频繁启动政治动员,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基层各层级、各部门都被卷入政治动员体系之中,使得基层治理体制刚性化;另一方面,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日益增加,但统合效能并未得到同步增长,统合治理出现“内卷”局面。诸多议事协调机构只具有形式、象征意义,而并未发挥实质性的统合功能,催生了大量的“软协调”。大量软化的议事协调机构的出现,成为基层形式主义的重要表现。     

压力型动员:改革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变迁,以行政权力为轴心的压力型供给体制的形成,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体制的支配下,有关义务教育治理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部门的手中,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偏好来划分农村义务教育的事权范围,供给责任下移因此有了制度的空间.但农村义务教育与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要保证下移的各项任务和指标的落实,中央政府部门必须要利用行政权力的优势,通过政绩考核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压力和激励.这种压力型的体制赋予基层政府的只是外在的压力而非内在的激励,所以,无论制度内财力是否充足,基层政府始终有再甩"包袱"的卸责冲动,制度外供给也因此成为了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主要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党政关系问题的历史、核心及解决 ——兼论党政关系中的三种模式

党政关系问题是百年前中国由王朝体制转向党国体制的衍生问题,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也先后历经"党政合一""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合"三种模式的实践探索。党政关系问题本质是党执政方式问题,核心要处理好权力制约、党的领导以及治理能力这三者关系。"党政分合"模式已经被证明具有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潜力,但是也要确立"以分为主、以合为辅"和"制度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从而确保"党政分合"模式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关系运作——基于华北石镇的调研

处于压力型体制末端的乡镇政府在自身受到各种压力的同时,采取、甚至强化压力型体制的职能特征,包括对村干部的人事控制、财务双代管、上收村委公章、包村干部、工资补贴及绩效考核等一系列措施,强化对村干部的领导和控制,向村庄分解自身的考核指标和压力,这就是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关系运作实践,也回答了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乡村关系到底是领导还是指导的问题.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及其成因浅析

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新理念多,实质性举措较少.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来看,由于压力型体制的权力制约、利益来源的上级依赖,如果中央要实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地方官员也很难形成阻力,加上表现政绩的群体追随效应,地方官员反而更会在实践中创新改革方式,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际上,中央在政治体制上也作了一些实际工作:如在全国范围内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的选举方式改革不断涌现;直选地方党代会代表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验继续推进;公推公选县长及地方政府官员的实践探索已经开题;区县人大代表群体竞选现象开始显现.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进步.但目前的改革步伐较慢:一是基层民主政治改革试点经验尚有未被中央逐步规范和推广的趋势;二是"人走政息"现象较为普遍;三是"民荐候选人"和"自荐竞选者"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四是缺乏明晰的政治体制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现阶段,中国改革最高决策层以巩固政权为依归,以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紧迫需求来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放在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并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寓于构建和谐社会之中.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

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权的行为逻辑出现了新变化,当前乡村基层政权运转正遵循着"不出事逻辑",其核心表现就是消极和不作为.这种逻辑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和体制根源.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乡村基层治理进一步陷入困境,农村社会更加失序.为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重建地方政治及重建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利益连带关系,坚持讲政治、讲正气、讲原则,使得乡村治理回到正轨上来.     

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

如何描绘和分析中国地方政府过程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并且产生了多个富有影响的概念,其中就包括"压力型体制"。"压力型体制"是对地方政府运行的形象描述,强调地方政府的运行是对不同来源的发展压力的分解和应对。压力型体制是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它对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全面动员能力受到了限制,动员方式和手段有所改变,但却扩散到经济领域之外更广的领域。因此,作为一个概念,它依然有解释的力量并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