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构造世界的实践诗学——论理查德·罗蒂的文学伦理学

罗蒂从文学整体论和戴维森的隐喻观出发,认为文学不仅仅是美的技术,还是重建世界的力量.艺术以私人或公共隐喻的方式构建出想象中的社会实践.在促进人类团结减少残酷的伦理实践上,文学叙述与哲学论述相比,是更有实际效用的得力工具.因而罗蒂的实践是诗学的,不是哲学的.文学作品的道德救赎力量激发希望、促进自我改造与人类团结.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家族网络及其社会意义

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结构,配之以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使得家族网络成为与现代性相对立并由之所否定的东西,彻底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正当性和合法性。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亲族伦理制度．通过自身的结构运作塑造着一种团结形式,为个体成员提供着社会性支持作用,恰时西方的科学精神、工具理性形成某种程度的补充。和谐社会建设要重视传统家族网络及其伦理文化的社会意义,与时俱进,设计出与时代精神相匹配的举措来,有所为有所不为,方不失为明智之举。     

西方社会伦理的三种基本形态

从伦理思想史来看,西方社会伦理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基本形态: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经验伦理、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伦理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实践伦理。每种形态都是思想者从人类社会活动角度对伦理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理解和掌握,厘清和界定出这三种形态,不仅是深入理解和掌握社会伦理本质的需要,而且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伦理的需要。对伦理如何进一步科学地、合理地介入人类社会活动,并对其进行反思和建构,不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道德考量和伦理审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社会团结看共同富裕社会建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共同富裕社会建设议题开始进入研究视野。从共同富裕社会建设过程看,社会团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团结可以有效地应对社会个体化和网络化生存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是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基本前置条件;社会团结通过维持共同利益、凝聚集体意识为改革提供动力,是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重要建构力量;社会团结作为共同富裕社会的社会关系面向,是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目标旨向。这就要求在相关政策议程中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引领功能,完善集体利益调节体系,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培育出一个强大的共同富裕建设共同体。     

个人行动的社会制约——评迪尔凯姆关于个人行动、集体表象和社会制度的论述

迪尔凯姆明确地批判了斯宾塞和经济学的利己主义原则与个体理性选择理论,强调利他主义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主张以道德观念整合人们的社会行为。在这个基本立场上,他高度重视集体意识或道德观念对社会生活的整合,并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制度的科学。迪尔凯姆论述的集体意识是集体表象,就其意识形式而言是一种感性认识,而就其内容而言乃是由道德、伦理、宗教、风俗、习惯和惯例等构成的感性制度,认为这些感性意识或感性制度广泛地制约着个体的行动。     

涂尔干:整合社会的集体感情研究

以作为社会事实的集体感情为法律的基础,强调现代分工社会中情感纽带的道德作用,力创“社会团结感”,是涂尔干集体感情主义追寻的理论和实践视点。涂尔干的基本思路是,把个人感情归结为集体感情,并用集体感情来解释社会的整合和社会的秩序。这种视角不仅把社会学对情感的研究与心理学、哲学的研究区分开来,而且在社会学研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共同体的伦理之维及其当代中国诠释

关联性和情感性是共同体自发端就有的两大本质特征,两者共同塑造了共同体的伦理性。前现代社会的共同体以血缘及其衍生出的社会关系为伦理纽带,并受在场的地域性活动支配。在脱域的现代社会,如何建设一种世界性公德并将其融入世界成员的伦理同一性中来推动共同体整体进化,成为共同体构建的基本问题。不同于以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为内核的抽象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通情感出发回应了该问题,对共同体进行了深刻的伦理诠释,在伦理观念、道德实践、价值目标上全面实现了对西方共同体的伦理超越以及对中国传统共同体的伦理发展。     

辛亥革命与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创新

辛亥革命,引起中国近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这股要求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的潮流,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伦理道德领域。民主主义者为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重视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反思和清理,有所选择地引入西方近代伦理学说,试图摒弃传统道德中陈腐衰朽的封建礼教内容,保留其中能适应近代社会生活的成份,在此基础上融入西方某些进步伦理思想,以求创造出中国二十世纪的新伦理、新道德。他们的探索是可贵的,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中国传统道德,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传统儒家商业伦理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

西方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经过伦理学的再造,开展出新的商业伦理,塑造和维系了西方商业社会及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儒家为中国传统商业提供了伦理的德性基础,儒家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西方商业伦理在某些层面也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但仅有古今中西维度的某些契合性,还无法构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商业伦理。儒家必须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将传统道德与法治社会相接榫,实现古典义利观到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转变,开展出适合现代商业社会价值取向的新的儒学伦理,并为通过制度约束公权力和通过法律规制商业社会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助力,实现儒家伦理在法治社会的现代转型     

环境伦理与“三型社会”

环境伦理是关于调解人与自然关系、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型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建设“三型社会”实践了中国特色环境伦理的内涵和精神.环境伦理是建设“三型社会”的道德指针和精神护法,建设“三型社会”是环境伦理的具体实践和价值创造.在新时期,通过多种路径选择推进环境伦理与“三型社会”的融合共建,促进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如何促进社会团结?——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及其启示

社会构成多元复杂的新加坡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遭遇族群冲突、邻里疏离和家庭分解等系列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发展社会团体、调整社会政策、重建集体意识等社会管理对策来促进家庭团结、邻里团结、族群团结和官民团结,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也面临和新加坡同样的急剧社会分化和冲突,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提出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对策和建议.     

社会团结的转型与基础秩序的重建——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团结”的解读

文章从解读涂尔干的经典著述出发,主要探讨社会团结转型过程中社会失范的根源及其解决路径。文章认为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源是基于宗教基础之上发展出的传统道德不能对经济逻辑居于主导的现代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规约。涂尔干在正视经济逻辑日益统摄日常生活世界这一事实基础之上,提出职业伦理的塑造是化解社会危机的途径,职业伦理这种道德不仅是特定群体的约束机制,而且是化解社会失范,增进社会团结,达致社会秩序和谐的不二法门。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期许、问题与理路——新中国70年精神激励的伦理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基本实现了伦理"制度秩序"和"心灵(心理)秩序"的建构,而如何建构伦理"精神秩序"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观照"伦理现实"以协调伦理与道德的矛盾、眷注"现实的人"以化解人之目的与工具的悖论、建造"真实集体"以消弭现代性群己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的价值期许。当前,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理论主题的"伦理转换",要解决的现实难题是如何对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问题挑战。为此,建构面向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的基本理路是:直面伦理与道德的矛盾,构筑实践伦理精神;直面人之目的与工具的悖论,构筑仁爱伦理精神;直面现代性群己矛盾,构筑责任伦理精神。     

试论全球治理中全球伦理的现实定位及实践路径

全球治理是基于一定伦理共识的全球协调行动,其深入推进日益需要全球伦理。全球社会的共生依存性以及全球治理的实践推进为全球伦理奠定了基础,但一定要区分理想层面与现实层面、意识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全球伦理。从现实维度看,全球治理中的全球伦理在其伦理目标、伦理特性、伦理内涵和伦理过程等要素方面应该更具包容性。从实践路径看,需要在强化全球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培育责任伦理,在推动全球交流互动中增进对话伦理,更要在解决全球现实问题中逐步形成正义伦理。     

韦伯问题与职业伦理

韦伯的职业伦理学说揭示出了一个属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问题:在一个由作为主体的公民个人之间的互动领域的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何以可能?但是,在所谓韦伯问题中,正是韦伯本人混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把这个属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问题变成了仅仅属于西方社会历史的特殊问题。反之,在韦伯那里,职业伦理、天职和资本主义精神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当理解为职业伦理、有“责任”意识及要求的道德传统和现代社会的公民精神三者之间的关系。     

再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命题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进行解析与评价,从而探寻社会伦理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精神支持,并联系我国当下的社会集体意识现状,试图解决致富与道德建设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新时期下的伦理治理理念、内涵及路径分析

作为社会治理的“构成性”维度,以“道德约束”为表征的“伦理治理”在新时期下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和理论意义。伦理治理的提出在于社会政治理念的重大变化：社会全体成员以主人的身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以个人的自我治理、自我管理和自我服从来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伦理治理的内涵既不是制定伦理原则,也不是用伦理原则去治理社会,而是社会全体成员形成自觉遵守和敬畏伦理等基本规则的“道德意识”和“绝对意志”。国家和社会能够通过教育形成的“个体意识”、通过建设伦理共同体形成的“群体意识”、通过建构社会正义原则和培养正义感形成的“原则意识”来保障“绝对意志”的养成和实践。     

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一、企业伦理的理论基础企业伦理学是一门专门研究经济伦理、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企业道德行为的学科。企业的伦理意识归根结底就是人的实践和表现,所以不同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都可以作为企业伦理建构的资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古代的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庄子,直至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都把研究道德诸问题视作己任,这些思想是今天我们建构企业伦理的宝贵文化资源。西方学者也非常关注伦理问题。19世纪以洛克为代表提     

走向交往实践的普世伦理

普世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交往实践水平的提高和交往实践范围的扩大,它是"人类化了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的历史的真正开端.普世交往实践是普世伦理产生的社会基础;普世交往理性是其产生的意识根源;追求共同善是其产生的根本条件;道德金律为其提供了伦理的资源,但惟有建立在平等的多际主体交往实践基础之上,普世伦理才具有其本真的涵义.     

新时代大学生责任伦理价值生成与培育研究

责任伦理是强调对自我行为结果负责任的一种品质,更是人类存在与价值认同的基本要求。在自我与家庭、与集体、与国家、与社会之间,要对自我"有规定"、"有使命"。十九大报告强调"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对于青年人,更应该建树责任伦理操守。探讨当代大学生责任伦理现状及问题,分析其缺失的成因,明晰大学生责任伦理价值生成意义,着重从自我管理、思想政治素养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培育等方面提出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