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仰的本质——兼驳中国人没有信仰论

信仰的对象,并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上帝等神灵,而是真实的本体。形而上的本体在现实中必然表现为某种形式的东西,即神灵。这种神灵便是权威。所以在现实中,信仰表现为对权威的信仰和崇拜。权威象征了某种价值观。对权威的信仰实际上是对某种价值观的认可和接受。对权威的敬、畏行为使人们认可、接受某种价值观成为可能。人们在认可、接受某种外在于自己的价值观的同时,涵养了自己内在的德性。外在的价值观转换为主体的内在德性。因此,信仰过程实质上是主体的德性的发生过程。信仰的上述诸环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均有鲜明的表现形式。因此,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中当然有信仰。     

现象学的意向性方法对美学研究的意义

现象学方法的特征在"意向性"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中得以充分的表现,这种方法表现在美学中,使得美学从实体世界进展到关系世界并走向生活世界,使美真正走向了人的存在,成为人的全面而非某种单一特征的确证。     

现象学的意向性方法对美学研究的意义

现象学方法的特征在“意向性”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中得以充分的表现,这种方法表现在美学中,使得美学从实体世界进展到关系世界并走向生活世界,使美真正走向了人的存在,成为人的全面而非某种单一特征的确证。     

现象学的意向性方法去对美学研究的意义

现象学方法的特征在“意向性”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中得以充分的表现，这种方法表现在美学中，使得美学从实体世界进展到关系世界并走向生活世界，使美真正走向了人的存在，成为人的全面而非某种单一特征的确证。     

神圣之维的美学建构——关于“美的神圣性”的思考

美的神圣性与终极价值、绝对价值密切相关,是终极之美、绝对之美,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根源。人与世界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意义"三个维度上发生关系,对于"人与意义"维度的忽视是中国传统美学存在的重大缺憾。尽管从表面上看,中西美学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相同的属性——都把审美活动作为生命超越的一种方式,但二者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孕育美的神圣性的温床,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国美学在此方面则存在根本缺憾。关于美的神圣性的思考,是美学自身所蕴含的神圣之维得以真正展开的历史契机。对于美的神圣性的讨论,能够推动中国当代美学与古代美学的重构。     

哲学与社会精神

哲学与社会精神刘潼福“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的这句名言道出了哲学与时代的一种关系，同时也给了哲学一种神圣的自豪。然而，当沉浸在这种自豪中的精华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哲学低下的地位与缺失的价值时，神圣的自豪陷人了世俗的困惑。如果因此从...     

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有几种形态的马克思哲学? --对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研究的一点思考

作为真正的世俗哲学,马克思哲学的世俗性主要体现为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的非神圣性和非唯一性.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在历史形态与逻辑形态两个向度都呈现出复合性特征.明确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的世俗性和多样性,对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多形态构建具有基础意义.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真正原点是现实生活.诚实,而非技巧;态度,而非方法,已成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者的沉重挑战.     

社会秩序的道德起源——涂尔干对社会性质的追问

道德社会在涂尔干那里具有双重意涵,它在价值层面维系着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社会优先性和社会秩序,同时道德社会必须为个人自主性做出合理说明。涂尔干以神圣与世俗的对立统一来理解社会和个体权利的起源,并将社会置于自然和个体之上,借此他明确了社会和社会学的合法性。社会秩序有着自身的进化过程,它将作为事实的权力转化为权利关系,并体现为社会化与个体化的双重过程。不过社会的源头并非主体化的神和个体化的灵魂,而是混沌和集体力,这种力在混沌当中以神圣和世俗的关系结构呈现了社会和个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性质。在此前提下社会在逻辑和道德标准上先于个人而拥有其主体性和权威性,但随着个体化的展开,个体也逐渐增强了权利意识,并推动着道德社会的理想实现。     

信仰的传说——关于《神仙传》的“神圣”与“世俗”

在《神圣与世俗》中,伊利亚德认为,神圣作为宗教的本质,通过显圣物而到场,显圣物既是神圣,又是世俗的。神圣如何显现,体现了它与世俗之间关系的张弛。神话对神圣开端的显现,显示出了神圣与世俗最初的水乳交融。而《神仙传》作为道教史上第一部以信仰为奠基的神仙传记,在它那里,随着人性中神性的开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交织显得若即若离。世俗地位的上扬,极大地影响了神仙在《神仙传》中,神仙如何绽放出自身来达到对神圣的显现——人对生的追求以及伴随生而来的力的诉求上。神仙通过对生命长久的持守而召唤神圣的降临,更加浓墨了神圣的二重性。     

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学审视

中国当代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日呈复杂。中国当代佛教的发展特征表面上类似世俗化,因而常常遭遇所谓世俗化的批评。其实,这并不能用西方宗教学理论中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关系来加以审视。中国佛教的当代发展并不是所谓的世俗化倾向,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的"社会化"内在要求。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形态基本上围绕着真与俗、空与有等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其内在张力并非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而是真与俗、空与有的互补与互渗,一种特殊的相互嵌入的关系。当代的"人间佛教"是这种内在张力的现代社会形态,已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因而,在处理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时,在中国当代佛教的社会学研究中,与其使用"世俗化"概念,不如提出"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命题,以真实讨论当代中国佛教所应具有的社会化要求。     

神圣与世俗: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中的宗教社会空间

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刊镌过程中幽州社会各阶层皆有参与,构建了有别于实体宗教神圣空间的"社会空间"。此社会空间以宗教的神圣性为依托,在内部群体构成、活动辐射范围以及群众聚集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特征。在此宗教社会空间中,各个信仰群体以家庭、地域、社邑等方式结合,通过各异的参佛理念,或表达个人祈愿,或隐含政治诉求,或流露血缘特征。将刊镌佛经这一佛教活动融入多元化的具有世俗特征的信仰理念,展露了宗教空间中神圣与世俗的矛盾与依存。     

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看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藏区社会发展

本文以涂尔干、韦伯、伊利亚德等经典作家所认为的宗教的本质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为理论前提,避免以经济学理论研究寺院经济的化约论方法,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类型学的不足之处,提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分类模式,以此模式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当中僧侣个人经济与寺院经济普遍存在的二元分化,揭示了宗教经济中寺院与僧侣的经济状况往往与其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相关联,愈神圣者愈富,愈富则愈神圣;愈世俗者愈贫,愈贫则愈世俗,以此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野,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为今后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发展过程中神圣与世俗的平衡与双赢奠定了理论基础。     

美的神圣性与纯粹美学批判

美的神圣性与终极关怀内在关联。美的神圣性意味着自由作为本真存在方式的终极性,她起源于人对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悖论的觉悟和努力超越的内在必然性。以西方传统美学为代表的统一论范式遮蔽了美的神圣性,唯主体之扩张性思维不能提供无限性存在的有效策略;以中国古代美学为代表的和谐论范式开启了美的神圣性,互主体之收敛性思维使无限性存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现实。纯粹美学关于终极实在以及自我的非实在性和非法性的断定是对和谐论美学之存在论基础的超越,无主体之消解性思维是颠覆生存悖论、实现无限性存在的根本保障和唯一选择,也是美的神圣性和审美还原的真正落实和圆满实现。     

从神圣到世俗到国家意识的觉醒与勃兴——当代中国国家精神的艰难出场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神圣的时代,他通过灌输毛泽东思想,"再造新人",建立了一个地上的天国——人民公社;邓小平时代是世俗时代,其世俗性在于改革开放对毛泽东个人意志的解构以及个体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而对市民社会的回归;党的十八大之后是国家意识的再度觉醒时代,国家意识的觉醒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国家意识主导的理性时代。生活的此岸性和彼岸性是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在神圣世界,人们生存于理想中,而且理想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就是理想世界;而在世俗世界,人们却不得不生存于现实之中,生活在此岸中。神圣时代到世俗时代到国家意识的觉醒,其内在是正反合的逻辑。     

从“天命神圣”到“社会神圣”：儒家文化神圣性的社会建构机制——兼论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的“神圣”维度

神圣问题是文化信仰领域中最为原初的核心议题,也是最易产生分歧和难以把握的抽象概念,并形成了一种离散认识。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文化的神圣性在于对人类活动的秩序化。作为以人伦关系为底色的文化信仰体系,当前以吸取儒家文化有益滋养为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神圣”维度的再度辨识。在儒家文化神圣性的现代建构过程中,尚需经由神圣资源的运作与仪式表达,达成兼具“现代社会神圣特征”与“传统人文信仰关怀”的社会公共性,并藉此尽力达成有关“何为儒家文化”的社会共识。在“多样但不多元”的神圣格局之下,维系儒家文化神圣性的旧机制遭遇部分失效,而以文化公共性建构儒家文化神圣性的新路径尚未完全形成,这已成为当前儒家文化建设“神圣”维度中的一大结构性问题。     

未完成性——试论鲁迅文本中的对话及其困境

在巴赫金那里,对话是一种具有目的论意义的存在,是生存的最低条件。在鲁迅的文本中,无论是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对话,还是我与他人,我与世界之间的对话,都充满着一种焦虑与困境;而也就在这种困境中,人物无法真正确立起自己,完成自我,从而使未完成性成为鲁迅笔下人物的普遍特征,而这也许正是社会转型期间,人物在寻找自我中所要走的必然之路,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中。     

中国狱神庙现象中的法律与宗教关系略论

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是宗教学、法学领域不可回避的命题,但以往的相关研究忽略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狱神庙现象的存在及其学术价值。为此,以狱神庙为案例,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着手对其进行探讨,不仅必要,而且颇有意义。在以"神道设教"为特征的传统中国政教体系中,作为具有同构性质的社会控制形式的宗教与法律之间,不仅是一种相嵌互动的一体化关系,而且在维护世俗政治、神圣权威以及社会道德秩序的目的上,两者经常进行共谋协作,并从相互支持中获得互惠。同时,狱神庙现象的普遍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折射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特征。     

神圣与世俗:后战国神圣性观念研究

在中国,神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神圣性.相反,倒是圣人和圣王具有真正的神圣性.中国思想史上的神圣性,本质上只是一种政治神圣性.政治神圣性是人们对一个政权或一种统治方式的政治信仰,它较之于统治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而具有更大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圣人"话语本质上属于政治实践的产物,是对政治实践的自然表述,它强调的是一种实际的功业和具体的作为.     

重读萨特:别一种伦理学

在《存在与虚无》与《伦理学笔记》中,萨特提出了另一种伦理学概念,这个概念来自长期以来的一种争论。萨特认为,道德问题是围绕下列问题展开的:即究竟什么是他人道德的哲学价值?换句话说,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萨特认为,人是自己所不是的东西或人不是他所是的东西,这就是关于人类本体论的道德真理。在他人问题上有某种道德旨趣,这主要表现在现象学意识和主体之间关系的结构上。萨特帮助我们理解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经验在于我们自己并不处于反思的状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与我们的真实愿望没有多少关系,于是,我成为为他之人,而并没有忠实我自己的自由。     

对奎因分析性概念的一点认识

奎因对分析性概念的抨击使分析性问题成为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个中心议题。通过对奎因分析性概念的分析,以表明一种不同于奎因的观点即分析性问题本身是一个与语言有关的问题,我们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的理解,以及语言中所包含的独特标记和特征描述使我们有可能谈论分析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