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政策及其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政策经历了鼓励增长、放任增长和严格控制增长等几个阶段,这既有历史的必然因素,也有主观决策的失误.历史、辩证地看待这些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认识当前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检讨现行人口政策的得失、统筹解决当前我国人口问题很有必要.     

人口、经济发展与四川的机遇——一个“人口红利”的视角

本文援引国际、国内经验,把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或"人口红利";论证了中国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四川作为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好、利用好这笔宝贵的资源,对四川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发展促人口性别结构变动——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性别比资料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渐实现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性别比)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性别结构(人口性别比)在不断变动。新中国总人口从1953年人口普查的58132.9448万人，人口性别比107.57到2020年的总人口140977.8724万人，人口性别比为104.8,总人口性别比降低了2.77个百分点。而反映人口性别比受社会发展影响显著的是百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的变动。百岁及其以上人口的性别比分别为1953年的88.63、1964年的77.15、1982年的41.79、1990年的30.34、2000年的32.55、2010年的32.69、2020年的41.95。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里，百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降低幅度最大达65.8%。自1990年至2020年百岁人口性别比变化不大并且稳步缓升。所以人口的性别结构是自然属性基础上的社会影响的结果，受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环境所影响而表现出摇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女性人口受益更大，在新中国成立40年内就已实现使女性人口受益最大的高水平，百岁人口性...     

试论邓小平的人口战略思想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始终关注着我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战略思想，指导制定了"实行计划生育，合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发动亿万群众参与计划生育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对中国人口问题认识的深化和大人口观的确立我们曾经在解决人口问题上就人口谈人口，就计划生育论计划生育，这样在实践中难以取得群众的充分理解，致使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一度成为"天下第一难事"。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中国国情的时候，深刻地总结和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     

中国人口负增长问题再认识

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长期积累的结果。文章主要以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基准出生人口比例、人口净再生产率、人口内在增长率以及人口惯性等人口再生产指标分析中国人口再生产方式的历史变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孩次递进人口预测模型,对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和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人口内在增长时期,人口增长过快,在人口内在衰减时期,人口衰减也将具有过快的特征。由于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趋势不可避免,2022年中国总人口进入负增长。中国总人口负增长将处于超低或极低生育率条件下的加快人口负增长,同时也是区域很不平衡及城乡人口构成发生重大转变的负增长。     

试析清代至民国时期赫哲族人口锐减的原因

赫哲族原为"通古斯的雄族"[1],但从清代至民国时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致使其人口锐减,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赫哲族人口约有300余人,成为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综观赫哲族人口历史,探究赫哲族人口锐减原因,接受历史启示,将有助于当代赫哲族的兴旺和健康发展.     

现代性与人口风险问题:转型期中国人口安全的社会学考察

人口安全问题是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自马尔萨斯提出了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以来,人们对人口风险的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化。在风险视角下,人口问题几乎具有风险的所有特性。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发展中存在的人口增长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比失衡等风险使得人口安全承受了巨大压力。通过引入现代性的维度发现,现代人口风险与现代性因素密切相关。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国家力量和个人意识等现代性因素本身蕴含的风险与中国人口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加剧了中国的人口风险。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全社会的风险意识,谨慎应对人口风险,建立社会风险管理与控制机制,构建安全、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框架和安全的人口政策体系,最终避免或者降低我国的人口风险,使人口发展走上有序、健康的轨道。     

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推动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 :比较收益差别撬动、人口增长惯性促动、市场化进程推动、工业化浪潮启动、城市化进程发动等。建构竞争有序和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加快社会转型的民主化进程 ,促进中国人口的有序化合理流动 ,将会是国民资源配置优化和保障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及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创新路径 ,也是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核心诉求。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人口流动（1949-1978）——基于国家和社会的视角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的变动,每一次重要政治变动都给农村社会带来了剧烈的影响,也由此波及到乡村社会的人口流动。纵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人口流动,其表现形式在震动社会和静态社会中是不同的。应该说,这种表现形式与国家和社会的强弱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湖南可持续发展

一、湖南的人口及生育现状1 94 9年到 1 999年是湖南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的时期 ,也是人口变化较大的时期 ,总的来看 ,这一时期湖南人口总量增长快、绝对量大。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是人口增长速度快、数量大 ;二是各地人口增长速度差异大 ;三是人口增长速度波动大 ,50年的增长过程中 ,经历了三起三落。 50年共净增人口 3 552 .3 1万人 ,平均每年增加 71万人。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 ,出生率迅速上升 ,致使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具有时间短、速度快、幅度大的特点。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也反映在死亡率的迅速下…     

山西经济与人口协调发展的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的人口转变过程和快速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加速了人口转变过程的实现。从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山西的经济人口密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但山西的实际人口要大于经济人口容量,人口压力较大,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人口总量已超负荷。因此,继续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提高经济适度人口容量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在经济发展中应注重提高人民的收入及消费水平。     

毛泽东周恩来人口思想比较研究

一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口素质普遍低下 ,文盲、半文盲占 95 %以上 ,旧的思想观念非常浓厚 ,传统的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五世共昌、传宗接代等观念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 ,它刺激着人们早生早育 ,多生多育。同时 ,新中国成立后 ,社会稳定 ,生产得到了发展 ,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从而人口再生产出现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势头。因此 ,实行计划生育 ,控制人口的增长 ,提高人口素质 ,成为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关注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都主张人口要有计划地增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人…     

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趋势与问题

中国人口转变已进入现代静止阶段,其转变趋势与新常态背景下的新型人口问题已引起学界诸多关注。本文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阶段与趋势的综合分析,从人口内在结构和外部环境机制作用,遵循"以人为本"核心价值观,探讨人口转变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为积极应对政策调整后的人口社会发展提供多元视角与理论思考。     

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和人口红利乡城转移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效率,同时通过资金、机构和服务三重保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水平.     

清代前期的人口问题--兼论决定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在决定某一时期人口总量的诸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中国从秦汉至明清的人口增长呈三个阶梯.每上一个阶梯都伴随着生产技术、耕作方式的较大改进,尤其是新的作物品种的引进.中国人口规模跃上六千万、一亿、四亿这三个台阶是与冬小麦的推广、占城稻的普及和蕃薯、玉米、土豆等作物的引进分不开的,可以说,人口规模每上一个台阶都是以物质资料生产水平的提高为其主要的支撑.在中国历史上,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决定了或是限制着人口的增殖水平,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总是尽生活资料允许的范围繁殖后代"的中国特色的生育文化.清代前期,人口规模从一亿上升至四亿,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清代前期是中国现今人口问题的奠基时期.     

论人口城市化与要素城市化

夏永祥认为,城市化的实质是在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优化配置,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动。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滞后于要素流动,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农村病"。要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治理"农村病",推动城市化健康协调发展。杨云彦指出,中国正处在有利的人口窗口内,应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化,加快人口与劳动力转移;同时,应按照城市化的大趋势来规划、建设新农村,减少资源浪费,提高新农村建设的实效。徐勇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发展战略的基点已由农村转入城市;国家发展走向将从"以农村包围城市"向"以城市带动乡村"转变,具体表现为财政带动、就业带动、资本带动与制度带动;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开展新城市建设。     

社会变迁视域内的中国人口流动:60年回顾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迁,我国的人口流动也发生了顺应时代要求的历史性嬗变,并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变迁的进程.反思60年来人口流动的嬗变历程,我们发现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相关性是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同时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良性互动是实现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对我国的人口流动制度和机制进行创新,使其能顺应时代要求,促进社会良性变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以及加快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试析明代的人口分布

明代前期,明政府通过采取各项恢复经济、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人口逐渐得到增长。至中期,在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下,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至后期,人口数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约在1.48亿人左右。从人口密度的变化看,总的布局是:东南地区是全国人口最密集区,中原及北方部分地区人口快速增长,由东南向西南、西北延伸,人口密度逐渐降低。其原因:自然条件、历史延续、各种灾害、战争和移民运动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是明代人口分布格局在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出现局部性不断演变、人口再分布随不同时期而不断进行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