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哨》的文学与文学的“夜哨”——伪满《大同报》副刊《夜哨》的文学史意义

伪满《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是1933年东北沦陷区文学的一个重镇,在有限的21期刊物中,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以此为阵地,以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为武器,以揭露与控诉黑暗现实、反映青年觉醒反抗为基本主题,拉开了东北沦陷区抗日文学的序幕,成为东北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一页。     

《大北新报画刊》与中共满洲省委的抗日文化宣传

中共满洲省委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抗日文化宣传中心,在东北沦陷时期,曾开创了《夜哨》《文艺》《芜田》等反日文化宣传阵地.在此基础上,经过金剑啸等中共地下党员的积极努力,我党一度将日本人创办的殖民宣传重要工具——《大北新报画刊》发展为反日宣传的重要阵地.画刊以漫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为武器,展现了日伪统治下东北民众的悲惨遭遇,同时又以慷慨激昂的笔触激励了人们的抗战热情,进而为黑暗中苦苦挣扎的东北民众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撑.     

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思考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尽管在沦陷的14年中“没有产生过光耀文史的金元杂剧和清朝一代的古典名作;也没出现过关汉卿、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东北沦陷期文学概况》,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却记载着我们中华民族反抗强暴的一段历史,标志着东北新文学在缓慢的发展中增添了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主     

反思与重启:延安文学及其研究的当代性(专题讨论)

王富仁认为,在新世纪重新重视延安文学研究,不是又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终极形态,而是充分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并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对其进行新的感受和思考。朱鸿召认为,与现有知识谱系中的“延安文学传统”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实践形态的“延安文学传统”,时间上包括整个延安时期,尤其是1942年整风运动之前的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袁盛勇认为,在1949—1976年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其直接理论来源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而非作为总体的延安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探究延安文学的本真,应该直面它的复杂性,并把它作为得以重新展开的一个重要起点来对待。     

《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的文化哲学思想解读

《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在追寻东北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深刻分析东北现代文学取向的同时,又努力进行着文化哲学的拓展,诠释着东北现代文学与哲学的互进与互动。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审视,《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提示了文学与哲学汇合的本质,透视出文化哲学语培下的文学批评对东北现代文学的影响,在全新的高度上提示了东北现代文学的哲学原则,是一部对五四运动以来东北文学中内含的文化哲学进行解读的著作。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动荡的政治、文化场域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从国家、民族、文化到自我的种种身份认同危机,必须重新定位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位与建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形态与特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而翻译主体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翻译规范的形成与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反思与探索——东北沦陷期文学研究之一

一 旧说与新说 东北沦陷期文学作为历史上曾经存活过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那被扭曲和被掩埋的角落里,又重新被陆续地发掘出来了。它不仅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并且已经引起国外某些人士的关注。特别是有关东北沦陷期文学的几种《史料》和《研究》刊物的先后发行,不仅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资料,并为信息的交流开辟了有益的园地。虽然有些资料还     

场域理论视域下的韩国文艺期刊流变史

文艺期刊作为文学的现代性物质载体,在文学介入公共领域、文坛的形成和发展、文学制度的确立、作家队伍的挖掘和凝聚等多个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复杂多变的现当代进程中,韩国的文艺期刊不仅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其流变更是折射出韩国文学乃至整个社会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空间位移。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从政治场、文学场、经济场等多个场域相互交错与博弈的历史空间中,探索韩国的文艺期刊自身的立足点、发展轨迹及其本土特征。     

“学术”与“革命”的交融——李何林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李何林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左翼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两个方面。他的《中国文艺论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仍是当今学界现代文艺思潮研究不可忽略的出发点;他的鲁迅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结合,堪称建国后鲁学“正统派”的代表。对李何林而言,革命经历影响学术选择,学术方法、理路体现革命信仰和斗争思维．我们要从“革命”与“学术”的交融来理解其现代文学研究。     

论1930年《骆驼草》周刊的文学观念

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政治文化环境的荒漠化巨变使《骆驼草》周刊问世。作为当时北京唯一一份综合性文艺期刊,《骆驼草》周刊是一份富于自由主义气息的刊物。《骆驼草》以周作人为精神领袖,淡化《语丝》时期的凌厉,归隐书斋,专注于草木虫鱼式的趣味闲谈,不仅实践了他们"自我性灵的自由抒写"的文学观念,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转向提供了契机。《骆驼草》周刊远避当时文坛的政治化与商业化,以个人性情的抒写为艺术之根本,从中西文化传统中寻求新的人生价值取向,对国民大众进行常识启蒙,以实现他们的自由主义文学观。     

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与战后香港文学

现代文学期刊和现代文学之间互文共生于现代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中具有浓厚政治性和鲜明华南色彩的文学文本,很好地诠释了新文学史视野下战后香港文学的定位——整体中国文学其中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探究期刊文本和文学历史之间的互文共生性,为特定时期文学做侧面画像,是期刊研究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新尝试.     

抗战时期东北文学的特性

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因其发生的特殊时空背景、政治环境、地域民族文化场域而具备了超前性与滞后性、压抑性与自由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基本特质.这些特性反映出抗战时期东北文学的辩证运动与复合式发展.探究这些特性,将有助于确认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与价值.     

公共舆论空间是如何介入文学的——以《大公报·文艺》(1933—1937)为例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杂志、书籍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大公报》是中国现代一份富有影响力的报纸,其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副刊充分发挥了公共舆论空间的多重功能,对现代文学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公报·文艺》深度介入到当时的文学领域,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论争、文学评奖机制的制定和文学审美标准的倡导以及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中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这在实质上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利用公共舆论空间实现自己文学理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东北阵线”与批评风尚

东北的三家文学批评期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文艺评论》立足本土,视野开放,有力地提升了东北文学的境界,积极地介入并推动了全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当代作家评论》敏锐地把握文学现场的动态进程,《文艺争鸣》以其胆识与锐气激浊扬清,《文艺评论》朴素地扶植批评新锐。它们在相互呼应中构筑起“东北阵线”,成为文艺批评生生不息的沃土。     

文学市场化走向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不仅是个时间概念,而且还含有文学市场化运作的现代化内涵。文学作品可以作为商品为读者所购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较之于古典文学的本质性差异。19世纪以来新型传媒的出现,为现代作家提供了更大生存空间和施展才智的舞台,文学生产逐步成为一个知识、资本与市场同构的过程。经济因素的注入改变了原来的文学观念,现代作家敢于大胆的言钱。文学市场化部分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选择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面貌。以经济的视角重回现代文学的历史场域,作家的文学书写无论是生存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彰显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     

殖民话语的裂痕与东北沦陷时期戏剧的存在态势

东北沦陷时期,殖民统治者为了灌输殖民意识和维护统治,出台了《艺文指导纲要》等文艺“国策”,从思想、政策和法律等各个方面对文艺予以整肃、压制和规范.但是,作为所谓“国策”的殖民话语及其统制,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裂痕与矛盾.在沦陷初期,殖民者与进步戏剧和文艺存在着暂时宽松与不断走向高压的博弈期,在沦陷中后期,殖民者内部一方面存在着不同地域与文学意识的对立,一方面殖民者创作和导演的话剧《林则徐》、上演苏联话剧《怒吼吧中国》时动机和意识既非一致,更与中国人演员和观众的接受意图和效果与中国观众的读解南辕北辙.殖民的话语的裂痕,使得殖民者内部对文艺“国策”的理解和贯彻出现偏差与背离,使殖民者意图通过戏剧达到的“转移仇恨”、日满一体的政治和美学破产,也使东北沦陷区戏剧出现殖民语境及其裂痕下形成复杂曲折的意识与美学倾向.     

史家眼光与文学定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域下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一次兴盛发生在清末民初阶段,并在短期内成为文学场域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异域文学正是通过翻译文学的"中介"性作用,转化为本土文学的精神启示源泉。因此对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研究,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学的意义。文章梳理了近百年来的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史,在不同观点、立场的历史论著中,翻译文学有着不同形式和功能的表达,其研究史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被视为启蒙大计一部分的翻译文学,如何发生、为何发生,其意识形态和书写策略如何嬗变,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话题。文章从现代文学源流的多种"话语"形式、翻译文学的学科归属、对翻译文学"缘起"的不同指认和阐释等方面,阐明在中国现代文学视域下的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性质和特点。     

彰显晚清文学地位重溯现代性源头——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翻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全书集中而全面的论述了他的“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观点,作者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场域,撷取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谈作为欲望、正义、价值、真理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通过这四种话语的重新定义,通过对晚清文学历史与理论语境的建构,通过对被阻碍的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的挖掘,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众生喧哗的起源,呈现其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及建构的主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