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衰落与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也是中国深度参与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面临重大调整的时代.国家的属性决定着内政外交中"我是谁"的身份问题.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模式的发展中大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日益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舞台的外围走向中心.这种地位的变化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嬗变同步发生,国际环境的干扰和破坏给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秩序中如何"趋利避害",完善制度优势、夯实发展基础、打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并积极推动和引领建立更为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环境,是实现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路径.     

中国复兴为何能够重塑世界秩序——以国内国际双向互动机制为视角

本文提出了思考中国复兴为何能够引领重塑世界秩序的“国内国际双向互动机制”,研究中国重塑世界秩序的原因和可能性。首先,我们批判性地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秩序状态的理论,提出中国复兴能够引领重塑世界秩序的论点。其次,选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探索“金砖+”区域机制创新、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作为划分复兴初始期、发展期与成熟期的关键事件,分析了每一复兴阶段不同事件形成时,国内发展定位如何通过外交策略、行动信号、他国反应、国际格局变化而影响国际发展定位。最后,总结中国复兴的每一阶段都是以国内发展定位为起点,以国际发展定位为终点,国际发展定位又是下一阶段国内发展定位的起点,这构成了完整的因果环,随时间动态发展,直至进入成熟期,从而发挥了引领重塑世界秩序的作用。     

作为世界秩序“底层逻辑”的世界市场——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经济基础

世界秩序关乎所有国家的发展命运,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方面忽视了世界秩序得以形成的“过程性结构”,另一方面将世界秩序的变迁简单理解为霸权的此消彼长。针对这一认知偏差,文章以世界市场与政治思潮的错综交互为基础,为世界政治体系的演进提供了四种概念化类型,即新秩序形成、霸权更迭、新方案失败以及旧秩序延续。其中,世界市场构成了世界秩序变迁的“底层逻辑”。1500年之前,世界市场有着多个中心,不同文明的国家处于相对平等的世界秩序之中,但随着以追求无限积累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包容性、多中心的世界市场被等级制、单中心的世界体系所取代,战争、剥削与压迫成为世界秩序近五百年来最显著的特征。在这一体系中,霸权转移的基础源自世界市场主导权的转移。在21世纪之后,世界市场浮现多中心趋势,作为世界市场重要中心之一的中国,凭借其文明传统为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蓝图。世界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了经济基础。     

世界体系视野下的民族复兴:道路选择与目标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的衰败突出表现为在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因而,民族复兴本质上是要通过在文明方面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重新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由民族复兴的特殊性、复杂性所决定,道路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道路选择的价值是如何使中国能够更好更快地现代化,而道路选择的关键则是如何处理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系.回顾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第一步成功,是使中华民族摆脱霸权体系的钳制,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第二步成功,是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体系,从而使民族的发展进步充满生机与活力.展望民族复兴的未来进程,如何抓住世界体系转型的历史性机遇,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对于目标的实现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

世界产业结构格局及其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是世界秩序的深层结构。由其产生的近现代世界秩序经历三个时代。早期殖民主义全球化时代 ,新生工业结构向农业世界扩张 ,推行世界的同质化 (即西方化 ) ;以电力为中心的新产业结构出现之后 ,世界进入各工业大国争夺世界的“全球割据时代” (世界大战与冷战 ) ;而当资本内在扩张力量通过信息技术等冲破冷战格局之后 ,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全球性产业体系的生成过程 ,正冲破各国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 ,形成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渗透与竞争 ,给全球带来了总体上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但各国间相互依存程度上的不对称性 ,导致了南北冲突与局部动荡。社会主义不再通过对抗资本主义进行封闭式发展 ,而是作为世界市场中的新生力量 ,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 ,不断扩大自身力量 ,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 ,显示自身的优越性 ,逐步取代资本主义     

百年变局下的世界秩序：解构与重构

百年大变局下的世界秩序面临转型与重塑的双重任务。从历史上看，世界秩序在形成、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离不开权力、文明、制度因素的影响。从现实中看，当今的世界秩序正在遭遇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等西方传统政治思潮的冲击，面对这种原教旨式思潮运动对现存世界秩序的震荡，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中的世界政府设想虽然为秩序的重构提供了一定借鉴并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功用，但因其具有的乌托邦色彩并被西方大国注入了政治强权成分而逐渐失去应有的价值功能。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正在通过重新认识自身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为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一个新逻辑和一条新路径。即以重视礼的秩序为特征的王道理念，以无外性、包容性为内涵的新天下主义以及以强调和谐共存、和平共处为国家间相处之道的共生型秩序观。但这三种具有中国本土特性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在给世界秩序重建提供新的选择之时，也需要在保持其本源性特质的同时不断同新的国际现实进行磨合调试。唯有如此，才能为百年变局下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具有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构建和谐世界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和谐世界"是我国继"三个世界理论"之后提出的一个具有普遍战略意义的关于世界秩序的战略理论,是在"文明冲突"之后提出的完全不同于"文明冲突"理论的文化战略理论和战略构想.和谐世界是关于世界秩序结构和秩序状态的伟大构想,包含着对整个世界文化秩序重构的文明思考.以建设和谐世界的伟大战略构想为指导,在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进程中,建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目标体系.站在国家文化战略需求的高度,为新的国际文化战略竞争提供战略力量与合成形态,应当成为进一步深化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价值取向.     

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国际秩序及世界秩序诸概念的比较

国际体系从其本源讲是一个历史概念。世界社会与国际体系相比 ,其基础不相同 ,它的行为主体是非国家的组织和个人。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是 :体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它是一个跨历史阶段的抽象概念和框架。世界秩序是指一种在世界社会基础之上的秩序 ,重视行为主体的个人、民众运动的力量因素 ,要求以一种符合社会发展、人类共需的新法律、道德和价值观来规范世界上所有行为人。     

清末帝国体系现代转型背景下的直隶政治变革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开启现代化历程,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技术,开启近代化,甲午战败证明其未达自强求富目标。戊戌变法是政治变革的尝试,新政立宪则是开启君主集权官僚制的帝国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转型的过程,也是以大清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转型的动力源泉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对清帝国造成剧烈冲击,促进各种变革力量产生。民族主义和立宪成为时代主流思潮,转化为从上至下的政治行动,驻外使节、地方督抚、士绅、新兴商人团体和新式知识分子等政治精英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直隶作为京畿要地和通商口岸,现代化力量成长的较快,力主变革的直督袁世凯等政治精英在直隶推动新政,发展现代工商业,兴办报刊舆论,按司法独立等立宪理念试办审判厅,改革官制以建立现代行政体系,试办地方自治,筹设议会咨议局,开启现代国家建构的闸门。     

21世纪初中国对大国与邻国外交的转型——国际体系变革视角的探析

冷战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重建产生了重大影响。伴随总体外交布局的调整,中国当代外交坚持统筹兼顾的对外关系原则,出现了重要转型。在此以国际体系变革视角探析冷战后中国大国与邻国外交的转型,以探索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中国对外关系流变与国际体系的互动。     

国际体系转型与当代美国对外战略——兼评《当代国际体系与大国战略关系》

1648年"威斯特伐尼亚和约"的签订导致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从此,建立在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基础上的欧洲国家体系逐渐演变成由独立国家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体系是不同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以及美苏双方对当时国际环境错误判断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紧密交融,政治问题经济化和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以全球化、政治多元化为特征的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向纵深发展.新出的夏立平专著<当代国际体系与大国战略关系>(以下称<当代国际体系>),以新颖的视角论述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特征,诠释在当今国际体系环境下大国战略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过程.     

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本文从西方文化传播对中国的文化观念变异之影响入手,认为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舆图及图志挑战了中国自古有之的世界秩序观念,探寻其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形成的作用。文章认为它对于改变国人对世界本身及中国在世界中所处地位(即“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并借由鸦片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意识,促使国人在改变“世界秩序”观念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国家新改制的途径,传统的皇朝权威开始遭遇现代立宪政治的挑战;而政治观念上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的演进,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层次的变革基础。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印度的中国形象在历史时段上分为古代与现代,古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神话与信仰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中心与边国的对立等级关系是由佛教信仰确立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成为边国,西方是中心,其差异与等级的关系是由西方现代性确立的.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对峙、排座次的东方对手,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同时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双重身份认证.现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第一层是知识论的,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第三层是话语理论的.     

新产业体系驱动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

新产业体系的演进成为推进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产业体系的变化与城市发展周期存在明显的对应性,产业体系的发展导致了中心城市经济地位的变迁,进而带动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化。基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新产业体系,从分工格局、层级结构以及演进模式三个层面促进了世界城市体系的重构,也正在对中国城市的经济转型与功能升级产生系统的驱动作用。当前的中国城市转型,必须规避短期的政绩和利益驱动,要通过制度性的创新,形成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创新资源的集聚效应,构建具备多元的富有竞争优势的新产业体系,以保障转型的方向不变、转型动力可持续,探索出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从"被动追随"到"主动引领"的城市转型新路径、新模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的基本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两个大局”,从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秩序转型的迫切需求以及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三个层面出发,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习近平主席以“国之大者”的胸怀,提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擘画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宏伟蓝图,对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关于世界秩序范式的争论

世界秩序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未间断过对它的探索，并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提出了各自对世界秩序范式的设想。理想主义把集体安全原则作为全部秩序设想的核心；现实主义崇尚以均势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制度创造秩序，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是世界秩序的核心，需要发展促进合作和有助于解决冲突的国际机制安排，建立以多元行为体相互依赖与合作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在世界秩序重构的变革时代，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世界秩序范式进行梳理和研究，是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参考内容。     

中国民族问题治理的理论阐释

中国近代以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尤其是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后,就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内逐渐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应对国内民族问题的体制机制,从而打造了富有特色的民族问题治理体系。民族问题治理在国家治理的总体结构中循序而进,并在国家体制构建中形成了应对现实挑战取向的治理,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取向的治理。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民族问题治理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需要,又形成塑造新型民族关系取向的治理,并通过对现行民族关系的调整,打造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相适应的民族关系结构。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西方社会的变迁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高度相关的.纵观西方社会史,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18世纪之前的前现代社会,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复兴的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权,协助资产阶级打破了封建社会的金字塔型社会等级结构,推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18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由自为的革命的话语旗手转化为自觉的社会良知的话语捍卫者,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向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型;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有失落的危险,但他们依然承担着防止中产阶级社会异化的作用.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提升策略研究》评介

制造业是产业革命的主力军,可以说,没有制造业的发展就没有今天人类的现代物质文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兴旺的基石,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力量,没有制造能力的民族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民族。因而,有关产业竞争力尤其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也就迎合了世界经济不断走向全球化态势的新的需要,成为各国政府、学术界、企业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正处在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而言,如何利用既有优势,正视和剖析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其在未来几十…     

社会转型管理计划(MOST):经济、社会转变与国际毒品问题

引　言自以冷战为标志的两极世界终结之后 ,世界秩序经历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所谓“危机”、“转型” ,或曰“动荡”。世界舞台上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整个乱了套 ,可以说 ,这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两种力量碰撞的结果。这种碰撞的显著特征 ,是国家对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利益做出的各种反应。世界体系似乎为高度复杂的潮流所影响 ,不同的调控过程和不同层次的调控既合作又对抗。就现今的转型而言 ,调控和调和的组织不一定适应于每个层次的行动。由毒品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导致的一个全球性问题 ,就与地区、国家和国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