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新时代中国对外融通话语体系的构建逻辑与现实面向

国际话语权博弈是赢得人心、影响世界之争。当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方话语霸权体系的自我解构、新媒体的急速变革,以及中国人全球观的嬗变、知识生产的创新、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都为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对外话语融通体系的构建逻辑是以顶层逻辑为指引、底层逻辑为实践路径,通过事实逻辑、情感逻辑实现“共情”传播。该体系以开放包容、平等理性、求同存异的态度看待多元文化,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融合”而非“分裂”、“多元互补”而非“彼此博弈”的共赢话语模式。加强顶层设计与国家战略叙事、夯实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构建多层次对外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叙事能力、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创新传播平台和传播形态,是构建对外融通话语体系的主要路径。我们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打造“以我为主”的对外融通话语体系。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的合作实践研究——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为例

太平洋岛国是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的重要国家,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后中国外交理论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实践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双方存在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合作基础,二者互为战略需求是双方能够进行战略对接的根本原因。双方战略对接的挑战既来自于太平洋岛国内部,又源于大国战略竞争的风险。未来中国应在双边层次上细化对岛国的研究,找准对接领域,实现双边互利互补;在地区层次上强化和提升现有合作机制,增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同时重视地区支点国家的培育;在全球层次上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给予太平洋岛国大力支持,同时协调好与其他域外大国的关系。     

提升中国在G20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机遇、挑战与路径选择

国际政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是通过话语表达影响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的能力。提升中国在G20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对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作用、增进中国的制度性权力和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强国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G20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重境遇之中。提升中国在G20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必须丰富话语权资源,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和G20转型中的引领作用;提升自身话语质量,增强话语内容的创新性、包容性和说服力;优化话语表述策略,采取渐进式和补充式的话语提升思路。     

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路径研究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在国际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中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声誉的必然选择。进入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有了较大程度提升,但在国际话语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全球性视域的观照全人类的价值观,它的提出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开拓了新方向、提供了新基础。当前,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还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外部的国际话语规则制约与限制、国际社会误读与曲解、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等诸多挑战,内部的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有待加强、话语传播体系建设有待完善、话语表达体系阐释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因此,中国亟须从厚植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根基、加强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理论创新、优化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建构策略、创新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传播这四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话语权。     

规范、制度与国际秩序

在国际秩序演变进化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体系、以权力分配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均势与霸权,一直是维持国际秩序的基本模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和交往合作的加强,规范和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现实主义困境",通过国际组织这一规范和制度的载体,构建和维系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     

社区"共治"中的冲突与协调

推动社区自治、促进社会发育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运动的主流话语.但在实践中,持续向下延伸的行政权力、不断介入的市场力量和逐步生长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空间相互交织,使得社区"共治"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状态.在共治格局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利益取向、权力位阶以及治理逻辑差异明显,政府的行政权、居民的自治权、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因此,建立各治理主体新的合作模式,即明晰三者的权力和职能边界、确立共同的内部规则体系、建立群体利益与社区共同利益的协调机制,是化解冲突,在共治状态下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基本路径.     

大国平衡下的东盟安全机制及面临的挑战

东盟自其成立至今一直处于国际秩序的巨大变革中,在大国介入下,东盟内部的宗教、领土等问题不断发酵,争端不断。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家行为,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各国有扩张自身的权力以求生存的趋势。然而实力较弱的东盟各国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强和自保,因此它们通过建立联盟来构建大国平衡的安全机制,以维护本地区的独立与生存。尽管该机制一度提高了东盟的国际地位和生存能力,但随着国际多极化趋势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扩展,传统的大国平衡安全机制的弊端渐趋显露出来,如果运用不好,它可能会妨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在新的国际体系下,既要变革大国平衡机制,也要发展东盟内部的安全合作。     

从语言到话语：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本转向

随着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传统“宏大叙事”模式开始瓦解，语言的透明性和启蒙的合法性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受到了普遍质疑。当代反本质主义在对语言表述机制的重新思考中，解构西方文化中客体知识的启蒙传统，倡导从客体语言表述到主体话语实践的回归，并试图建立一种主体权力关照的文论话语体系。     

美国的不完全霸权与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

处于转型期的东亚地区秩序如何演进,是地区安全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本文从构建地区秩序要素的理论分析入手,探讨了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所呈现出的美国不完全霸权特征及其得以长期维持的原因.在归纳影响东亚地区秩序转型关键要素的基础上,指出美国主导的不完全霸权秩序将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内大国权力格局变化和日益蓬勃的地区主义发展的双重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特点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盛景,构建了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展现出鲜明的多元特征,如强烈的政党引领、坚定的人民主体、明确的目标导向以及深远的世界意义。这一道路以话语体系的构建为表达形式,通过系统叙事讲述中国社会发展的事件和行为过程,旨在传达特定的文化与价值观,进而影响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叙事内核、中华文明为叙事底蕴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基于中国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实践经验而发展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该叙事从多个维度出发,系统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特征,并显现出以下叙事特点:强调主动叙事,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现代化的自主性;注重生动叙事,呈显人民主体地位的现代化实践的鲜活性;强化历史叙事,标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渐进性;重视全球叙事,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参照性。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特征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重叙事特点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也能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两权博弈与国家义务论

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状态是宪政秩序运作之基本保证,通过法律规范和约束权力来保障公民权利是控制权力之基本途径,那么设计以国家保障人权为重心之法律规范并构建完善之国家义务体系,则定当能消解权利与权力博弈之困境,所以,国家义务具有制衡功能。     

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平正义叙事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将公平正义视作基础价值原则的现代化,受公平正义规范体系的规约、指引和评价,内蕴着公平正义叙事体系。基于对西方式现代化中分化、分裂和对立等矛盾的反思,中国式现代化自觉地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取向,在现代化中增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济社会平等和分配正义等价值叙事。从宏观方面讲,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了共富共赢两类公平正义类型,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阶级剥削和殖民掠夺等弊端。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平正义叙事不是采取纯粹的“哲学逻辑”和抽象的“解释逻辑”,而是采取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建设、全球治理变革等方式解决公平正义现实难题的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公平正义叙事丰富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重塑了人类现代化的观念体系,使其具有了新文明意蕴。     

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政治学考察

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国家民族解放的战争伦理叙事和个体人性解放的情爱伦理叙事有主有次地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想象与新社会情爱想象的欲望阐释,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传统儒家文化思潮的抵牾与磨合,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书写了现代中国革命"新人"主体、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和话语修辞,形成了革命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与阶级/民族超越式、悖伦淫乱式等四种具有主导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这几种主导型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战争情境下个体所应有的情爱选择、进行方式、最终结局,以及这些因素会对战争局势产生的影响方式及程度。但它们不仅只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规训的话语证明,还涵盖着更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核和复杂的话语生成机制。     

哲学如何“介入现实”与“隐性批判”

面对时代转型与变迁的实践和现实,当前的哲学研究似乎逐渐失去了"介入现实"的冲动和力量。为了摆脱哲学在回应现实中的失语,哲学家一是要在"介入现实"中,努力促成哲学视域与哲学叙事话语方式的创造性转换,二是要正视在权力、资本、正义的现代性角逐中正义被逐渐边缘化的现实,发挥哲学的"隐性批判"精神,以守望边缘正义的批判性立场在新的现代性价值观体系构建中发挥作用。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三重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新时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任务。从话语价值的维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有利于驳斥西方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诘难提供话语支持,为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良形象提供话语助力,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话语援助。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价值强调了举旗定向功能。从话语历史的维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等不同历史阶段的语境,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历史彰显了基因凝定功能。从话语实践的维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凸显摸着石头过河的群众实践和顶层设计的政党实践的有效互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实践体现了换羽新生功能。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三重维度构建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话语自信,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国家话语能力的要素分析与提升路径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其核心在于提升国家话语能力。通过构建国家话语能力的钻石模型,深化要素分析,针对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国家话语能力的薄弱环节,坚持把握多样性与平衡性统一、主导性与对话性协调、精准性与广泛性兼容的原则,从话语资源、话语主体、话语表达、话语传播四个方面完善提升路径,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地区主义对东亚双边同盟体系的挑战及美国的应对战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主义快速兴起,并通过培育地区合作安全观念、改善地区安全环境、重构地区权力结构等方式,塑造着一种新的地区秩序,对现行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及以此为基础构筑的东亚权力体系带来现实威胁和严峻挑战。为回应东亚地区主义的挑战,美国采取强化与东亚部分国家的双边关系、拓展其主导的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制约和改造非美国主导或参与的东亚地区机制等战略措施,控制或引导东亚地区主义朝着美国指引的方向发展,以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     

城市蔓延中大都市郊区基层社会的秩序生成与维护——基于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着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它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具有非组织化特征、能够承当秩序供给者角色的治理主体,其合法性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接纳和认可,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权利转让和在治理实践中获得的认同,并据此建构基层微权力。城市蔓延过程中,大都市郊区的空间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叙事规则和秩序供给体系被解构,但因组织化秩序供给主体的缺位而未得到有效的建构。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行使微权力对基层社会进行权力嵌入和权利供给,重构基层社会叙事规则、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叙事空间和秩序供给逻辑,进而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生成。同时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塑造治理权威、加强与政治性治理主体的利益勾连、强化自身的秩序供给合法性、增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等措施,来维护大都市郊区的基层社会秩序。     

行政权力运行网络化反腐机制探析

近年来,科技反腐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融入了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当中,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手段。因此有必要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以现代科技为支撑,通过行政权力网络化平台的建设,着力构建以行政权力公开运行机制、预警机制、实时监控机制、问责惩处机制为内容的行政权力运行体系,促进行政权力科学合理、规范有效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