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法院作为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安定的前沿阵地，理应承担更高的治理之责。然而近年来，基层法院出台大量应景式措施，出现解纷功能异化、资源分配不均、角色定位模糊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制度规则供应不足、考核机制固化、司法的谦抑性等多方面的制约，根源仍在于基层法院在治理格局中的职能定位不清。在回应型司法的语境下，为破解当前困境，应从司法谦抑和司法能动的关系出发，以个案裁判为基本引领，确认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应然定位是司法裁判。基层法院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遵循适度性、适时性和适格性的原则。基层法院应从源头预防、类案引领、诉内防治、风险管控四个维度打造“判决导向型”的协同化治理模式。     

环境保护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

环境保护制度安排的依据是弥补微观领域的市场失灵以及相应的政府失灵。一般地,这种制度性安排包括"庇古税式"制度、"科斯式"制度、管制性制度和治理式制度四大类。本文着重阐述了自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预防性、节约性、循环性环境保护思想,以及新公共管理、治理等新公共服务思想的影响下,环境保护制度创新呈现出预防式保护、企业环境责任延伸、市场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趋势。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社会工作可以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治理失灵问题,而造成社会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要解决这些失灵问题,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体系,以宏观社会工作应对政府失灵问题,以微观社会工作应对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     

非正式监督：公众监督基层痕迹主义的策略选择——以C区三城同创工作为例

痕迹主义严重影响了基层治理的实效。公众作为基层治理的直观感受者和重要参与者，理应在监督痕迹主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鉴于情感因素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价值，构建收益—成本—情感分析框架，通过J市C区三城同创工作的案例叙事，归纳公众集中反映的竞争留痕、虚假留痕和象征留痕三种痕迹主义形式，发现公众倾向于运用政府提供的正式渠道监督治理工作的成效，以旁观式单向监督、对话式情景互动和传达式关系运作的策略对痕迹主义展开非正式监督。作为基层一种特殊的监督权软使用方式，非正式监督有助于提高公众监督能力、增强基层治理的实效和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但存在可持续性与可评估性不足的问题，需要正式监督发挥托底的作用。     

数字归责：基层网格化治理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

进入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促使“数字归责”成为基层网格化治理的显著特征。数字归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用数据刻画政府流程,内在逻辑表现为“以事定责”。数字归责,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乡治理的一个阶段性发展,更是技术的迭代更新下治理绩效提升的结果。实践中,这种职责优化的路径,扩大了政府职责的具体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基层政府责任在“问责统领”的体制下日渐累积加重。因此,应客观评估数字归责的改革效应,避免“数字形式主义”,警惕落入过度现代主义的“数字化”陷阱。     

基层减负的治理困境及梳理——以C市Q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形式主义"整治为例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自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提出"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以来,基层工作的运行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但在实践中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当前"基层减负"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通过对C市Q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记录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文件数量繁多与客观工作需要的矛盾、人员配置不均与基层编制紧缺的矛盾、监督考核"痕迹管理化"等形式主义顽瘴痼疾成为限制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的重重枷锁.而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部分干部政绩观异化、考评机制存在制度瑕疵、链路信息不对称等.若要继续深化"基层减负",提升治理能力,则需要通过统筹制度弹性与刚性约束、完善激励评价与考核机制、发展技术赋能与数据矩阵治理等路径来实现.     

土地调控的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及其对策

土地调控的市场失灵表现为工业用地的低价与低效利用，商住用地价格的扭曲及房地产盲目扩张对土地的隐性浪费，以及政绩工程泛滥对土地的显性浪费。土地调控的政府失灵表现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普遍存在造成的中央政策失效，小产权房等违法违规用地的治理难题，以及不当限制造成的上亿亩村庄用地被闲置。计划型征地制度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是双重失灵的核心原因。因此，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型征地制度，是转变各类用地主体的行为逻辑和解决土地调控双重失灵问题的关键。     

我国城市工业污染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探析

通过对我国城市工业污染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失灵存在的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当前政治体制、环保治理法律机制和中国政府从上至下的GDP主义。分析结论是,治理我国城市环境污染应尽量避免治理市场失灵时的政府失灵现象,现阶段必须以政府为主导来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因此应该从制度创新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改革环保管理的政治法律体制,形成监督和激励约束并重的环保运行体制。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及其根源——基于S镇T村的调查

已有的形式主义研究理论成果,对解释和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有待深入,一个主要的被忽视的因素是乡村治理的乡土性。在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了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常规性“小事”被忽视、名实分离的乡村自组织功能失效、利益化的临时性小团体凸显、政策选择性执行等形式主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压力型体制、官僚化、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外,村级组织行政化、村庄结构混乱和农民社会资本缺乏及其形塑的策略主义也是重要因素。要治理乡村中的形式主义,必须以根治策略主义为指向,净化乡村的政治生态。     

运行型政府失灵及其治理对策

从运行型政府失灵的概念入手,分析了西方运行型政府失灵的原因及治理对策,这对于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良性运转以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资源下乡背景下城乡基层治理的四个命题

进入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国家与群众的关系发生重大调整,这集中表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不断增加对基层的资源输入,强化对群众的服务而弱化了对群众的组织。与此同时,国家提出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其中最典型的是追求精准治理,推动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严格治理体系内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考核。基层治理环境和基层干部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基层治理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严格管理之下的唯上行为与形式主义、群众依赖性的增长和自治能力的弱化、治理资源的浪费及治理资源向治理能力转化的困难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当前阶段的城乡基层治理尤其需要关注四个话题：一是资源下乡与规范下乡的关系,二是基层精准治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悖论,三是基层治理如何组织群众的问题,四是基层干部的角色定位。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以电商村为例

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电子商务嵌入到农村社会后，对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同时对电商村的基层治理方式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基层政府如何调试治理方式以适应农村电商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成为能否持续发挥农村电商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进程等功能的关键所在。然而，基层政府治理电商村时在公共服务层面出现了一系列供给与需求非适应的表征。基层运作中存在的条块冲突凸显、地方精英截留电商资源、农民网商选择有限等问题导致了治理困境的持续复杂化。面对农村电商的治理困境，文章提出重新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关系、建构保护型的电商发展模式、改变制度设置等政策与实践建议。     

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原因及对策

国家农村宏观政策转型后,一些农村基层政府尚没有从“管治型”治理转向“为农服务”和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服务型”治理。农村基层存在的治理危机状况可以概括为选择式治理。选择式治理在现实治理中主要表现为控制、掠夺式治理和放任、应付式治理两种形式。导致这一治理方式的主观原因是政府部门的自利性,客观原因是现行的压力型体制有缺陷和农村社区自组织治理不足。完善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必须坚持系统思考,在宏观上,需要破解压力型体制;在微观上,需要构建微观社区自组织治理机制。     

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作用

在资源配置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的。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作用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带来的。市场失灵可以划分为功能性失灵和结果性失灵。根据市场失灵两种类型的不同机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引导性作用、弥补性作用和规制性作用，每类作用的发挥都需要相应的手段和路径。     

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生成逻辑与矫正维度探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部分。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基层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现实中，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和人民利益脱节等现象仍不时出现，这些治理偏差影响了基层效能、政府信誉、人民福祉，因此需要对其生成逻辑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矫正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方法，即党建引领、德法共治、数字赋能、多元协同等。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治理在实践中存在条块关系失衡和碎片化问题,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来解决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这为基层政府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构建了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框架,从价值理念、组织职能、运行机制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分析发现,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管理理念强于服务、公共服务意识不足,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权力责任划分不清,政务服务环节较多、运行便利程度不佳,服务方式仍需提升、多元供给渠道不畅等问题。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创新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以功能整合为重点构建部门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为任务优化管理服务流程,以服务群众为目标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层级式安全管理的效能衰减及其治理策略

基层社区安全管理政策措施得不到落实导致各类安全事故频发,究其原因是安全管理政策措施在落实过程中出现了"渗漏现象",即层级式安全管理模式传导过程的效能衰减。理解能力、执行意愿和执行能力是影响效能衰减的主要因素。要提高政府安全管理效能,在提高政府安全管理积极性和管理水平,并建立考核评估追溯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建立风险分担机制,调动基层社区民众积极参与安全治理,分担和化解社会运行中的各种风险。     

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失业治理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失业问题不断凸显,失业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现象。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的协同发展对象参与到失业治理中,能够对政府在失业治理中的缺陷得到有效的弥补。通过总结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现状,分析其参与到失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非营利组织参与失业治理的对策建议,帮助非营利组织更好的发展,减轻政府负担、减缓社会压力。     

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社会福利的新路径

社会治理作为现代社会探索解决处于复杂、多元关系中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思维范式或理论框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研究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对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监管缺失而出现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甚至由于社会组织缺乏而造成的“社会失灵”所带来的社会福利问题,并对社会福利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治理,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基于风险社会视域

频发的公共危机让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显然无法通过危机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毋庸置疑,特别是对采取政府主导性发展战略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而言,其功能性地位更为凸显。然而,现行的基于常态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制约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甚至形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低效或失灵的路径依赖。这集中表现为,基于传统人治理念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进退失据;基于现行官僚体制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局面;基于垄断式管理模式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力不从心。鉴于此,更新危机管理理念,重塑官僚体制,引入协作治理体系,就成为化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