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援助话语的共情修辞机制及效果探究

共情修辞可被视作推动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之一。中国对外援助话语包含了诸多共情修辞印记,契合了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共情意动的共情逻辑,经历了从文化认同到情感认同再到理念认同的过程。研究发现,在共情效果方面,受众与修辞者的共情水平并未表现出一致性,相反,面对修辞者持续高水平的共情,受众情感呈现出周期性波动。受国际话语博弈和“泛媒化”景观的影响,援助国和受援国在修辞者和受众的身份中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带动了修辞传播中共情效果的折变。在对外援助语境下,内化共情修辞机制的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外部认同和提升援助效果的关键。     

国际法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说服、影响他国言行的能力，涉及到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国际话语权之争大多是法律层面的，而国际法是国际法律话语，是赢得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关于人类发展进程的理念，是全人类在这个进程中所追求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包含了休戚与共、荣辱相生的含义，是全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表达。其五个价值与国际法是契合的，国际法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法的目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引领，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方向，以中国国际法实践为基础，以提升国家实力为手段，以国际法话语为具体内容，以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为目标，传播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对韩国舆论的分析

相较欧美舆论,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较高,态度更为中立、积极。其关注动机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外交路线、中韩关系、国际新秩序探索、国际合作等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对文在寅政府依循该理念提出的"中韩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地区和平与一体化、加强文化价值传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等方面抱有期待,亦在"中美争霸"、新"天下秩序"、民族主义等多维度存有疑虑。为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韩传播时呈现的抽象化、单向化倾向,中国应重视该理念与韩国重点关注议题与主流价值——如"东亚共同体"、多边主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环境卫生合作等的话语对接,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传播困境及突围策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由话语到行动,由倡议到共识,由呼吁到引领,基于话语出场、话语丰富、话语深化三阶段,层层递进深化,逐步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丰富意涵。从话语意涵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诠释了中国对“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美好设想和伟大构想,体现为对话性和协商性、共建观和共享观、合作观和共赢观、交流性和互鉴性、绿色观和低碳观共5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从话语传播实践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主要面临文化思维差异与偏执、西方话语预设与框定、西方话语污化与扩散、话语权与话语体系薄弱等传播困境,须通过深化中国话语的学术研究,强化话语传播的顶层设计,扩展话语传播的平台渠道,构建话语传播的协同机制,做好话语传播的叙事融通,夯实话语传播的实力基础等举措来彰显中国话语深厚意蕴,增强中国话语国际声音,提升中国话语国际认同,推动中国话语落地进程。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中的斗争艺术

营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良好的外部环境,斗争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要树立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正视斗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中的客观存在;认清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中的斗争对象并与之作坚决斗争,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广泛地传播开来;把握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中的斗争策略,绝不把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做到斗争时机、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

作为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着人类社会价值重塑和实践重构的双重使命。"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是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诉求的话语实践,始终围绕着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旨义、建设"五个世界"实践目标和构建立体化的传播路径而展开。"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是推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变革的中国探索,对有效促进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和"一带一路"实践进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对话“世界社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是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秩序建设的历史性方案,也是人类破解时代难题的必然选择。中国理念对全人类发展的关切与“世界社会”对全球体系的审思,超越国家本位转向相互融通的整体价值观,将对世界的认识从结构定式转向作为认知建构的动态过程,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产生对话与共振。以传播为核心的路径阐释打开了理论与实践的新视域,启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传播为连接,探索在时间维度以搭建世界公共传播脉络为支架、在事实维度以公共信任为支点、在社会维度以连接世界公共话语为支柱的国际传播方案。东西方理念的交流与互鉴有助于中国突破国际传播困局,推动中华文化与中国观点更好地走向世界,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向度及提升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既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基于“还原论”,作为人类交往及发展的现实表达和理想构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一种政策信息,也是一种价值观念,还是一种行动框架。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应是多向度的：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信息传递、价值观念传播向度的价值传通、行动框架传播向度的行为传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传而不知、传而不通、传而不动的现实困境。基于此,在信息传递方面,应由官方叙事转向多元叙事;在价值传通方面,应由单向宣传转向交互融通;在行为传动方面,应由自我主导转向共同创造,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精准传播。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要点

<正>在人类日常生活实践中，传播与逻辑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粘合着人类传播的行动和思想。逻辑的范围已经由语形学扩展到语义学、语用学，逻辑通常借助修辞进入社会传播，逐步生成形式系统、文体（style）模式、修辞手段和传播范式，进而实现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承。从实践出发，当下的国际传播环境更加复杂和诡谲，全球交流生态面临三重挑战——疫情的全球传播、意识形态的新冷战、地区冲突的新热战，人类传播再次陷入异常艰难和复杂的持续性危机之中。基于此，新时代国际传播理论需要探索对话合作、包容尊重、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和方法的新路径。其中的一个难点是，如何不断优化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理念与方法，努力探索促进团结的国际传播之路。本文尝试从传播学和逻辑学的交叉视野中进行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重塑研究

国际话语权是当今国际社会激烈争夺的重要领域之一。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全球化时代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备合历史之法、时代之情、现实之需和未来之理的发展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超越了近代、超越西方"强国必霸"的传统思维,激励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回归"。针对严峻的国际挑战,通过设置国际热点议题,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注入"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构建融通国际"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重塑中国国际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与实践取径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大变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一种日臻成熟的科学理论,符合中西方学者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经历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理念再生产范式”的转换。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已进入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的媒介环境,在价值理念上从“以事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在传播渠道上从单向型转向多维型;在叙事方式上从事实型转向故事型;在话语策略上从独白式转向对话式。     

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体响应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回答,需要全世界不同主体积极参与和响应。但是,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共时性矛盾、部分国家基于镜像思维导致的价值理念冲突、全球治理能力与现实诉求之间不平衡等因素,深刻影响着部分国家、政党、国际组织等主体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响应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行为实践,国际社会必须明确不同主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强化核心主体的集体认同、增强中坚主体行为的定向凝聚性、推动国际组织体制机制变革、增强传播主体的正向驱动性等路径,最终发挥现实的人的能动性,有效改善并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响应效果。     

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挑战、机遇及实践路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把握世界大势的前提下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总体布局。不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也面临着现实的外交话语挑战,即话语权不足、传播能力较弱、国际认知错位、西方国家依旧主导着国际话语体系等困境。但是,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局势的多元化发展,也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机遇。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布局下,通过坚持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来不断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背景及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以国家间的利益汇合点为基础,强化共同利益维度,通过共享利益强化共担责任意识,最终形成利益共同分享、责任共同担当、命运紧密相连的外交理念,旨在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未来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更为国际社会带来亟待解决的全球治理新模式。     

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感建构

现实和历史情境要求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强化情感的建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共情力”。因此，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情感建构的现实基础，自觉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共情力”,对新时代有效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论全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情怀赋能

全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情怀赋能有利于夯实立德树人的文明底色，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合力，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同时，泛中心化、泛舆论化、逆全球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挑战国家主权与民族共同体公信力，滋扰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力，引发信仰冷漠、价值遮蔽。全媒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要在话语主体、话语载体、话语主题、话语体系、话语传播上厚植仁爱情怀、传道情怀、人民情怀、家国情怀、天下情怀，引领青年以青春智慧创造美丽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青春活力。     

新世界主义和全球传播视域中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

全球传播与共同体是共生共进的关系。“传播”的本义就带有“共享”或“共同体”的含义，共同体的建构和维系也要以持续稳定运行的传播系统为前提。网络与新媒体等传播技术发展迅猛，虽在助推人类文明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层面功不可没，但也带来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因此，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将成为大势所趋。该理念和构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为宗旨，以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及网络技术与信息安全为起点，是对共同体理念、传统世界主义思想和网络安全观的多重超越。     

国际中文教育助力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国际中文教育处于国际文化交流的前沿领域,是助力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提高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其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增强对外文化传播意识,提升国际胜任力,对于缓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困境十分必要,同时也可为推动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电视谈话节目的仪式建构——以《非正式会谈》为例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得到全球响应,针对如何将构建“共同体”落脚到传播实践的议题,受到广泛关注。我国电视谈话节目《非正式会谈》,是跨文化仪式建构的创新尝试。借助互动仪式链分析发现：电视谈话节目的跨文化仪式由空间、人物与议程三要素构成。通过要素间相互作用,得出节目仪式的建构路径：以阐释达成文化共识;以对话赋能情感连接;以在场促成行动转换。最后,将节目仪式的建构,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传播中,提出“构建平等的文明对话平台”“选择容易引起共情的叙事视角”与“培养具有中国在场经验的世界公民”的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基础与世界正义

世界正义作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为化解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张力、分配全球合作利益与责任、巩固全球团结提供规范和纽带。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观，忽视了国际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以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差异。国家主义者的国际正义观念，虽然对国际社会现实做出妥协，但也默认了全球巨大贫富差距的合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世界正义观，以人民作为世界正义的主体，在区分世界正义与国内正义、经济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各国经济上平等、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正义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模式超越了世界主义的抽象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也超越了国家主义的二元论，提供了一种理想且可行的世界正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