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责任采购——兼探讨我国政府责任采购法律制度的构建

政府责任采购是各国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普遍使用的手段,它通过政府要求供应商达到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等社会责任标准,以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我国在构建政府责任采购法律制度时大致可以考虑三个具体方法,即强制供应商达到某些社会责任标准,要求供应商公布社会责任报告,对获得社会责任奖项的企业给予政府采购优惠.     

论跨国公司的道德采购

道德采购是指跨国公司对其供应商的生产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以确保产品生产过程对供应国社会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采购形式。道德采购的推广与其独特的推行模式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分不开的,其实施主要通过内部守则、外部认证和道德标签等形式展开。虽然道德采购有助于全球范围内改善劳工、生态环境和动物福利状况,但是道德采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对道德采购的执行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自由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

劳工标准是一种规范全球范围劳工事务的制度。经济全球化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使劳工标准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发达国家采取了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的方式推进劳工标准的实施,并在地区层次和双边层次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标准领域博弈的结果。中国在劳工标准领域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核心劳工标准3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多年里,我国共批准了4项基本劳工公约,并构建和发展了较完善的核心劳工标准的法律体系.我国为提高核心劳工标准已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可喜成就.但同时,我国的核心劳工标准现状,包括对其立法、司法和执法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制定、修改来不断完善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并在实践中真正地履行,以保护全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国际投资协定与国际劳工标准的衔接机制

如何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和整合劳工标准等非投资利益,是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投资协定与劳工标准的适当衔接,有助于平衡投资利益与劳工利益,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有国际投资协定中与劳工标准挂钩的条款仍存在结构性缺陷：在实体规则方面,主要侧重对东道国减损劳工标准行为的规制,忽视了对东道国劳工政策空间的保障;在履行机制方面,投资者可通过投资仲裁机制挑战东道国劳工政策,而与劳工政策休戚相关的劳动者却缺乏相应的程序权利。因此,有必要对投资协定与劳工标准的衔接路径进行系统性调整。中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理应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为解决投资保护与劳工保护的失衡问题贡献中国方案。     

重新构建审计假设的探讨

通过对经典审计假设理论的回顾和评价,结合我国审计的现实发展状况,分析了审计假设的决定因素,并提出了重新构建审计假设理论:审计存在假设和审计业务实施假设。     

论劳工标准对企业发展能力的影响

招工难的现状使得劳工权益保护对企业的影响日益显著,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实施劳工标准对企业发展能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实证研究发现,实施劳工标准有利于企业提高转型能力、利润增长率、人力资本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企业发展能力的提升。所以建议企业要加强相关学习,正确对待劳工标准问题;并参考国际劳工标准,制定企业生产守则;发挥工会作用,建立内部监察机制;逐步实施劳工标准。     

论民间借贷的立法规制

当前民间借贷中高利率和非法集资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亟需规制。反思现行法律制度,立法失当、立法空缺同时存在,不利于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应采取灵活的高利贷认定标准,加强对借贷活动过程的规制。通过专项立法规范企业间借贷行为,并理顺相关立法内容。对企业社会集资的规范,应改现行非法集资的客观认定标准为主客观结合的认定标准,将有合理融资需求的集资纳入《证券法》规制范畴。增加专门立法规范民间合会与借贷中介机构的运作。     

食品安全:挑战、诉求与规制

食品安全的保障需要政府针对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进行有效的规制,以满足消费者的诉求.在信任品特征属性比重增加、外界环境变化及监管能力不匹配的条件下,全球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复杂,并引发了消费者对安全性的显著诉求.在此背景下,虽然不同国家的规制体系有所差异,但标准的科学化、注重风险评估与一体化控制已成为全球规制的主要趋势.另外,基于对规制政策成本收益的评估,经济学者在食品安全规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反垄断法视野中的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以充分维护本行业的共同利益为目的，具有天然的反竞争倾向，并因此成为我国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行业协会的垄断行为具有经济性垄断与行政性垄断的双重特性。同时，行业协会在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缺陷，维护正当竞争方面又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明确行业协会的正当自治与垄断行为的界定标准是反垄断法实施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必须及时出台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     

劳工标准实施“条件”模式的发展——基于对美式经贸条约中第三代劳工条款的分析

国际劳工组织主导的国际劳工制度在国际劳工标准推广和实施方面效率较低,而发达国家基于削弱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考虑,将劳工问题与经贸问题捆绑在一起,利用国际经贸体制来间接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推广与适用。美国主导的区域/双边经贸协定是其中的代表,并由于其利用司法化的争端解决程序和强制性执行手段来保障劳工条款的实施,而被称为“条件”模式。美式经贸条约中的劳工条款发展至第三代,不仅延续了该模式,甚至还有所发展。     

巴塞尔Ⅲ对规制资本规则的修订与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巴塞尔Ⅰ和巴塞尔Ⅱ在规制资本的结构、统一性、风险吸收要求等方面的一系列缺陷与不足,为此,巴塞尔Ⅲ对巴塞尔Ⅰ和巴塞尔Ⅱ中的规制资本规则进行了全方位的修订,核心内容是提高资本质量与数量要求,以增强银行的风险吸收能力,并通过提高规制资本要求的一致性和制定完善的实施步骤,以保障其落实.巴塞尔Ⅲ对规制资本规则的修订将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业未来风险暴露的管理,进而对金融规制与监管提出新的挑战.我国金融业所受影响不容忽视,为此,应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监管合作、促进国内商业银行业务结构调整来加以应对.     

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国际规制及其应对策略

数字时代，为摄取跨境数据流动所引起的“数据主权”“数据石油”“数据安全”和“数据自由”的最大利益，发达国家大多采取进攻性策略巩固其在全球数据流动中的霸权，而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基于有限理性和国家能力，被迫通过防御性的本地化措施予以应对。可以说，为维护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各国采取的规制策略基本勾勒出全球数据治理格局的图景，也为全球数字治理路径的完善提供一种新分析视角。因此，本文通过审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策略取向，分析不同规制策略适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结果，演绎出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基本原则，进而在分析中国规制策略不足的基础上，完善中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策略框架。     

发展中国家对贸易与劳工问题的认识误区及对策

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实乃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对劳工权入世之目的、劳工权实现的方式、对比较优势的影响、被滥用的可能以及消极对抗之后果的认识存在误区。发展权作为一项综合性人权和特别发展进程的权利,亦不能为拒绝劳工权入世提供理论支撑。发展中国在未来谈判中通过主张限制劳工权入世的范围方式、制定免诉条款、实施差别待遇、限制惩罚性措施的使用和加强与ILO的合作等措施,不仅可以有效的降低劳工权入世对其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并且可以改善本国的劳工状况。     

市场有效性的检验问题

本文首次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考察了市场有效性的检验问题。有效市场假说本质上是可以被证伪的，所有的有效性检验只能检验市场无效，而不能证明其已经达到有效。根据人们投资决策时实际心理活动的实验研究成果质疑理性人假设是个假问题；但理性人假设与市场有效之间在基本的逻辑结构上存在问题，此外坏模型问题的困扰使得有效市场假说被证伪的难度极大，这意味着整个检验框架可能存在缺陷，需要放松假设或对市场有效给出一个更完备的定义。     

民间借贷领域的社会控制逻辑——基于高利贷和套路贷的考察

近年来,民间借贷领域中的纠纷呈井喷式增长,除民商事案件外,高利贷和套路贷的犯罪行为更是被民众和司法实务部门广泛关注.2018年,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相关文件《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颁布标志着对高利贷和套路贷刑事规制的官方标准出台.综观对高利贷和套路贷的刑事规制过程,可发现我国对民间借贷的社会控制逻辑是:允许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但坚决惩治以非法手段放贷收贷,并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完善对民间金融犯罪的刑事规制.特别是自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实务部门将以非法手段放贷收贷与黑恶势力联系起来,并制定有关高利贷和套路贷行为的司法解释,同时,高利贷和套路贷的刑事规制又反过来形塑着公安机关介入民间借贷领域的司法实践.     

欧盟对外贸易优惠中的劳工标准问题

自WTO新加坡部长会议形成共识后,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纳入劳工标准已告僵局.但在区域层面欧盟通过双边经贸协定或普惠制单方贸易措施,采解决贸易与劳工标准的联系.许多发展中国家为获取欧盟的贸易优惠事实上接受了劳工标准的条件性.欧盟以贸易优惠推行劳工标准的实践无疑会对WT0劳工议题产生很大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混合合并的反垄断规制

数字经济时代大型平台企业对具有竞争潜力的新兴平台公司或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的混合合并行为“反竞争效应”凸显，亟需反垄断法加以规制。潜在竞争与双边市场理论可为反垄断法规制存在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的平台企业混合合并行为提供理论指引。现行平台企业混合合并控制制度在规制“扼杀式”混合并购以及平台“生态垄断”型混合并购时面临着适应性及有效性不足等现实困境。我国可在遵循“营业额”标准的基础上纳入“交易额”因素，以改善原经营者集中事先申报制度应对平台企业混合合并反垄断监管乏力状态；平台混合合并的反垄断审查参考标准应尽量多元化，数据控制力以及未来创新目标实现难易程度等标准应作为新的重点参考标准；可对符合经营者集中事先申报标准的超级平台企业混合合并适用竞争损害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从而降低反垄断监管成本并减轻监管过度带来的负面效应。     

SA8000标准考验中国企业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WTO的成员国,中国的出口贸易和外向型经济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约,社会责任标准SA8000(SocialAccoun.ltability8000)就是其中之一。SA8000是由美国经济优先权委员会认可委员会CEPAA(CouncilonEconomicPrioritiesAccreditationAgency)于1997年8月制定的。2001年,CEPAA更名为SAI(socialAccountabilityInternational),即社会责任国际。这项新的民间制定的标准旨在保护劳工的基本权益,规范企业的道德行为。素来以丰富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劳动成本为相时优势的中国企业已经有相当数量受到了SA8000的冲击,能否适应并通过该认证将决定企业的命运。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制的正当化基础及启示

美国1970年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全面确立了由联邦政府统一规制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模式。在该法出台之前,职业安全与健康主要由劳动力市场、工伤补偿体系以及侵权救济进行调整。不过,由于这三种调整方式自身的缺陷,无法为雇主提供足够的动机促进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健康状况,这就为美国联邦政府对职业安全与健康进行规制提供了正当化依据。政府规制可以弥补上述三种调整模式的缺陷,直接要求雇主遵守相关标准以改善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健康状况。由于缺乏正当化基础的论证,我国政府的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制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制的正当化基础可供我国借鉴,以便于进一步强化及完善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规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