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角下激励第三次分配的法治进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及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第三次分配必不可少。国家为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以法律和政策的双重手段调整复杂多元的分配关系,通过建立稳定长效的第三次分配激励机制,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我国已逐步形成以促进慈善事业、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慈善资源分配为基本维度的第三次分配政策框架,具体政策的落实有赖法治充分发挥其促进、激励和保障作用。第三次分配发展面临治理范式与分配内容不适配导致治理失灵、分配方式存在缺陷导致分配效率不足、法律激励偏重外在致使分配效果不佳等现实挑战。在法治层面激励第三次分配发展,需要各类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构建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多重治理体系、优化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慈善资源结构、拓展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激励相容机制。     

第三次分配若干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近年来，第三次分配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议题。目前对于第三次分配概念和功能的认识还存在争议或偏差，对第三次分配机制的揭示尚不充分。对比已有观点，在概念上，第三次分配是受道德情感驱动的、以社会自助互助方式开展的分配活动，慈善是第三次分配中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捐赠是慈善的一个环节；在功能上，第三次分配是满足人的道德需要和多样化社会服务需要的基础性社会福利制度，但也面临稳定性不足、负外部性、治理失灵等局限；在运行机制上，区别于个体主义视角，第三次分配的社会化运行逻辑是“社会认同—社会互动—社会融合—社会规范”。建议打破行业和体制壁垒，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促进第三次分配主体间联动和资源整合；制定家庭政策和志愿服务政策，优化社会政策体系；将完善慈善法规与加强慈善教育、健全行业规范和信用制度相结合；重视第三次分配理论研究，提高研究的开放性，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加强跨学科交流互鉴。     

完善第三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推进,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作为继第一、第二次分配之后的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公益事业,在现阶段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真正的公平,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增进各部门的协调发展等,但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在现阶段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采取措施加以积极的完善。     

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转向、场景及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而数字技术是第三次分配有效运转的关键要素和治理工具。在实践转向上,数字技术赋能促使人们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从“模糊”向“清晰”转变,行为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情感从“排斥”向“接纳”转变,方式从“在场”向“在线”转变。同时,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数字志愿服务、数字公益慈善、数字文化艺术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场景中,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显性”的实质性成效。为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条件,以政府制度统筹为根本保障,以社会多方参与为关键基础,以公众积极响应为核心要义。     

第三次分配的伦理补位思考

第三次分配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标杆。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首次明确了第三次分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伦理补位则是对第三次分配本质和地位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概括。第三次分配的伦理补位机制具有逻辑必然性,既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白,也是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伦理价值需要。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旨归是财富与道德的和谐共生,即推动个人财富的增长和个人善行善举的增加,形塑人人向善、人人行善的社会文明新风尚。作为伦理补位的第三次分配,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体系,展现了其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蓬勃生命力。     

伦理视阈下的第三次收入分配

第三次分配具有其独特的伦理意蕴,以公平与和谐的追求为伦理价值,以仁爱与责任为伦理基础,以道德的培育和制度的完善为伦理保障,使社会的收入分配,在市场调节和政府主导之外,通过社会力量的扶贫、助学、救灾、济困、解危、安老等慈善捐助形式,实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逆向转移,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别、促进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器。     

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生成逻辑、运行现状及优化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补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第三次分配对于巩固脱贫攻坚、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共益型企业家精神理论、共享发展理论以及协同治理理论,阐明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同时围绕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四个层面阐释了第三次分配推动乡村振兴的运行现状;厘清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针对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行为,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完善文化动员和组织动员机制,引导全社会参与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企业发展,形成先富带后富的良好局面;完善法律法规,提高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积极性;运用数字技术对接第三次分配,助力乡村振兴。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社会分化

经济因素是划分社会阶层和导致社会分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前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对上会分化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差距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城市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雇主与受雇者之间。财产性收入、形形色色的补贴、隐形收入等几类收入，对收入差距扩大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面临着收入分配引发的社会分化，有几个问题要引起足够关注，一是社会低层的收入与保障；二是脑体倒挂，三是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跨区域第三次分配：战略价值、演进趋势与新时代推进重点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区域间社会互济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尤其是随着居民参与能力和信息技术渗透水平的不断提升，日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空间跨度、空间遍在性和区域交互趋势，可能构成第三次分配新的矛盾维度。从顶层设计层面加强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衔接管理、构建跨区域第三次分配的整体推进框架，成为新时代我国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的必然选择。我们需要在深入考虑第三次分配的空间性质基础上充分认识跨区域第三次分配的战略价值，并结合第三次分配当前的演进趋势与历史条件，积极推进明确政策功能定位、引导不同收入群体的空间整合与双向流动、完善社会参与的空间引导与激励机制、提升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的资源承接与内生转化能力、强化多种互助形式的区域集成与精准配置等重点任务。     

区块链技术赋能三次分配：慈善治理公平与效率的现代化表达

三次分配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三次分配重要手段的慈善事业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平正义、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有着现实的逻辑进路和实践价值。慈善事业的社会化、分散化与信任依赖等特征带来了公平、效率与公信力问题,亟需现代化的治理手段来解决。区块链技术体系是具备内置信任、自发治理、可编程化等特征的新型“价值互联网”,它既能够通过构建高效的慈善价值网络以提高慈善活动的效率,又可以通过旁路增信与资源精准匹配以保障资源分配的公平。运用区块链技术赋能三次分配是解决慈善治理公平和效率问题、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进而完善三次分配手段的现代化表达。     

基于共享发展视域的中国第三次分配:阶段、问题与路向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它践行着以“现实的人”为主要内容的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要求从“现实的人”出发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以第三次分配中“现实的人”达成共享的程度为准据，可将第三次分配发展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侧重于关注生存保障，中级阶段侧重于提升共享品质，而高级阶段侧重于实现共同富裕。当前中国第三次分配正由中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在目标群体扩大、涉及内容多样、参与热情增高的同时，存在着对象覆盖面不全、内容精准性欠佳、群众参与度不高与发展推进力较慢等问题。未来提升第三次分配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的效能，需坚持“四化”发展原则，不断强化第三次分配覆盖范围，普惠受益保障共享起点；细化第三次分配内容体系，精细治理保障共享机会；转化第三次分配参与动力，协同共治保障共享伦理；优化第三次分配推进速率，生产推进保障共享发展。     

缩小贫富差距亟需第三次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能否最终实现。要解决贫富差距,追求市场公正而牺牲社会公正的第一次分配无法实现,追求社会公正而面临诸多现实压力的第二次分配也无法实现,所以,必须大力发展以道德为力、以非强制方式进行的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分配不公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在做好第一二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调整和公众社会责任心来启动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对缓解我国贫富差距有着巨大的帮助。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正式制度缺失与构建——以共同富裕为视角

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对解决当前收入差距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第三次分配发展缓慢,没有发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有作用,其原因主要为缺失国家政策上的支持,缺乏宏观和微观法制环境的支撑以及监督机制的约束;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快速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从政策、法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相关的正式制度.     

收入分配的效用研究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问题。从效用角度研究收入分配,指出收入分配具有基本效用、调节效用和公益效用等三种效用。结合收入分配效用最大化理论,认为当前中国应适度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加大社会福利和公平方面的支出,才能实现收入分配的最大效用。针对收入分配的三种效用,分别给出具体的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建议,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邓小平同志波浪式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目标。那么,下一阶段的目标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和帮助后富的地区、后富的人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再分配领域,本文则强调第三次分配领域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可及性视域下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愿景、挑战及路向

第三次分配是政府依靠企业和社会力量开展慈善、志愿等活动来调节财富分配秩序的公共服务。基于可及性视域,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愿景可勾勒为实现第三次分配与欠发达民族地区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需求“适配度”的最优化。当前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面临可获得性不均衡、可达性不畅通、可接受性不理想、可适应性不到位、可负担性不周全等诸多挑战,尚未实现“适配度”最优化目标,降低了欠发达民族地区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第三次分配获得感。未来需要将理念、制度、组织和技术作为着力点,实现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理念创新,构建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优化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机构设置,加强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技术支持,才能推动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     

托起社会的“第三只手”——对第三次分配内涵、作用及实现的思考

第三次分配是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力量之外的一种分配形式,是前两次分配的重要补充。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加强了对第三次分配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综合分析的角度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内涵、重要作用及其实现途径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深化认识,更好地发挥其＂第三只手＂的作用。     

NGO视角下的“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是指不属于政府（第一部门）、企业（第二部门）之外的其他组织，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组织。在中国，很多人是从各种各样的慈善公益活动中开始认识到第三部门的作用的．赈灾、捐助、扶贫、济困，第三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或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和理念，塑造着社会的公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