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转向、场景及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而数字技术是第三次分配有效运转的关键要素和治理工具。在实践转向上,数字技术赋能促使人们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从“模糊”向“清晰”转变,行为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情感从“排斥”向“接纳”转变,方式从“在场”向“在线”转变。同时,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数字志愿服务、数字公益慈善、数字文化艺术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场景中,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显性”的实质性成效。为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条件,以政府制度统筹为根本保障,以社会多方参与为关键基础,以公众积极响应为核心要义。     

完善第三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推进,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作为继第一、第二次分配之后的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公益事业,在现阶段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真正的公平,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增进各部门的协调发展等,但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在现阶段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采取措施加以积极的完善。     

第三次分配中慈善捐赠的经验性探讨

国外慈善捐赠看似微不足道,却对于西方社会的稳态定型起到巨大的作用.文章分析了国内慈善捐赠中所存在的问题,针对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些关于加强第三领域管理的建设性意见和引领性举措.     

第三次分配若干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近年来,第三次分配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议题。目前对于第三次分配概念和功能的认识还存在争议或偏差,对第三次分配机制的揭示尚不充分。对比已有观点,在概念上,第三次分配是受道德情感驱动的、以社会自助互助方式开展的分配活动,慈善是第三次分配中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捐赠是慈善的一个环节;在功能上,第三次分配是满足人的道德需要和多样化社会服务需要的基础性社会福利制度,但也面临稳定性不足、负外部性、治理失灵等局限;在运行机制上,区别于个体主义视角,第三次分配的社会化运行逻辑是“社会认同—社会互动—社会融合—社会规范”。建议打破行业和体制壁垒,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促进第三次分配主体间联动和资源整合;制定家庭政策和志愿服务政策,优化社会政策体系;将完善慈善法规与加强慈善教育、健全行业规范和信用制度相结合;重视第三次分配理论研究,提高研究的开放性,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加强跨学科交流互鉴。     

共同富裕视角下激励第三次分配的法治进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及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第三次分配必不可少。国家为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以法律和政策的双重手段调整复杂多元的分配关系,通过建立稳定长效的第三次分配激励机制,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我国已逐步形成以促进慈善事业、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慈善资源分配为基本维度的第三次分配政策框架,具体政策的落实有赖法治充分发挥其促进、激励和保障作用。第三次分配发展面临治理范式与分配内容不适配导致治理失灵、分配方式存在缺陷导致分配效率不足、法律激励偏重外在致使分配效果不佳等现实挑战。在法治层面激励第三次分配发展,需要各类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构建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多重治理体系、优化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慈善资源结构、拓展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激励相容机制。     

第三次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分配不公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在做好第一二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调整和公众社会责任心来启动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对缓解我国贫富差距有着巨大的帮助。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邓小平同志波浪式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目标。那么,下一阶段的目标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和帮助后富的地区、后富的人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再分配领域,本文则强调第三次分配领域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探析——基于中美慈善捐赠的比较视角

第三次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共同富裕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文章从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动机、决策影响因素以及绩效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发现当前我国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大多是基于利己主义动机的,参与形式主要以现金和实物捐赠为主,且参与行为会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管理层特征、企业业绩及产品状况等的影响;从参与效应看,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对企业的创新能力、经营绩效、融资能力等的提升有显著影响,同时还有助于企业积累声誉资本。就当前研究而言,我国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形式还比较单一,如何拓宽企业参与渠道,提高企业捐赠积极性和捐赠效率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缩小贫富差距亟需第三次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能否最终实现。要解决贫富差距,追求市场公正而牺牲社会公正的第一次分配无法实现,追求社会公正而面临诸多现实压力的第二次分配也无法实现,所以,必须大力发展以道德为力、以非强制方式进行的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的伦理补位思考

第三次分配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标杆。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首次明确了第三次分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伦理补位则是对第三次分配本质和地位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概括。第三次分配的伦理补位机制具有逻辑必然性,既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白,也是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伦理价值需要。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旨归是财富与道德的和谐共生,即推动个人财富的增长和个人善行善举的增加,形塑人人向善、人人行善的社会文明新风尚。作为伦理补位的第三次分配,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体系,展现了其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蓬勃生命力。     

伦理视阈下的第三次收入分配

第三次分配具有其独特的伦理意蕴,以公平与和谐的追求为伦理价值,以仁爱与责任为伦理基础,以道德的培育和制度的完善为伦理保障,使社会的收入分配,在市场调节和政府主导之外,通过社会力量的扶贫、助学、救灾、济困、解危、安老等慈善捐助形式,实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逆向转移,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别、促进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器。     

进入第三次开放的中国经济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历史上继鸦片战争、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开放。入世是党的领导下继全国解放、体制改革以来的第三次革命。入世头十年将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持续快速增长的第三个十年,进入中华民族继西汉、盛唐、前清以后的第四个盛世。     

第三次分配视野下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建设研究

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建设廉洁社会的推动作用,是党的十九大会议明确提出的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效率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厘清第三次分配对中国廉洁文化和机制的作用与边界、构建新时期廉洁文化体系,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力量,故此整体审视廉洁文化研究状态并把握其学理向度尤为紧迫。首先在理论基础层面,应探讨廉洁文化理论的整体构建,清晰廉洁文化体系因何而建和如何以建的问题。其次在制度构建层面,须阐明廉洁文化机制的运行机理,明确廉洁文化机制中主体是谁、任务是什么以及形态和功能有哪些。最后在实践发展层面,要重点强调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理论和机制的作用,实现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研究从学理向实践的跃迁。     

基于共享发展视域的中国第三次分配:阶段、问题与路向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它践行着以“现实的人”为主要内容的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要求从“现实的人”出发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以第三次分配中“现实的人”达成共享的程度为准据,可将第三次分配发展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侧重于关注生存保障,中级阶段侧重于提升共享品质,而高级阶段侧重于实现共同富裕。当前中国第三次分配正由中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在目标群体扩大、涉及内容多样、参与热情增高的同时,存在着对象覆盖面不全、内容精准性欠佳、群众参与度不高与发展推进力较慢等问题。未来提升第三次分配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的效能,需坚持“四化”发展原则,不断强化第三次分配覆盖范围,普惠受益保障共享起点;细化第三次分配内容体系,精细治理保障共享机会;转化第三次分配参与动力,协同共治保障共享伦理;优化第三次分配推进速率,生产推进保障共享发展。     

托起社会的“第三只手”——对第三次分配内涵、作用及实现的思考

第三次分配是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力量之外的一种分配形式,是前两次分配的重要补充。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加强了对第三次分配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综合分析的角度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内涵、重要作用及其实现途径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深化认识,更好地发挥其＂第三只手＂的作用。     

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正式制度缺失与构建——以共同富裕为视角

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对解决当前收入差距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第三次分配发展缓慢,没有发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有作用,其原因主要为缺失国家政策上的支持,缺乏宏观和微观法制环境的支撑以及监督机制的约束;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快速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从政策、法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相关的正式制度.     

跨区域第三次分配：战略价值、演进趋势与新时代推进重点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区域间社会互济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尤其是随着居民参与能力和信息技术渗透水平的不断提升,日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空间跨度、空间遍在性和区域交互趋势,可能构成第三次分配新的矛盾维度。从顶层设计层面加强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衔接管理、构建跨区域第三次分配的整体推进框架,成为新时代我国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的必然选择。我们需要在深入考虑第三次分配的空间性质基础上充分认识跨区域第三次分配的战略价值,并结合第三次分配当前的演进趋势与历史条件,积极推进明确政策功能定位、引导不同收入群体的空间整合与双向流动、完善社会参与的空间引导与激励机制、提升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的资源承接与内生转化能力、强化多种互助形式的区域集成与精准配置等重点任务。     

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生成逻辑、运行现状及优化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补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第三次分配对于巩固脱贫攻坚、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共益型企业家精神理论、共享发展理论以及协同治理理论,阐明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同时围绕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四个层面阐释了第三次分配推动乡村振兴的运行现状;厘清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针对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行为,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完善文化动员和组织动员机制,引导全社会参与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企业发展,形成先富带后富的良好局面;完善法律法规,提高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积极性;运用数字技术对接第三次分配,助力乡村振兴。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