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创熟”：激活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模式——“结构—行动”框架下F市T社区的实践分析

“创熟”的实质与核心就是通过激活和整合社区治理的各项存量资源和要素,实现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创熟”工作有效实施的背后在于遵循了一条可适的“治理共同体”逻辑链条,即“情感—利益—组织—命运”框架,该框架有效打通了“结构与行动”及“资源结构与规则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以情感、利益、组织、命运等社区资源结构为逻辑主线,以情感沟通培育、利益矛盾化解、主体合作共治、思想文化塑造等行动策略及其相应的情感联结、利益协作、组织保障、文化引领等结构化机制为内容体系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一体两翼”模式。     

社会组织党建中的借力逻辑：以广州D社工机构为例

社会组织党建是新时代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体现。既有的政党中心论视角主要强调了党自上而下推进社会组织党建的政治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社会组织能动性。广州D社工机构这一案例从行动和结构两个层面揭示了社工机构主动推进党建工作的内在逻辑。通过借力于党建，既夯实了社工机构的政治合法性，又增强了社工机构的资源聚合性。这一发现既有助于深化对社会组织党建中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统一性理解，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关于社会组织党建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创造力的研究。     

论治理文明——兼论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文明意蕴与行动自觉

广义上的治理文明是指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从事各种管控活动所取得的进步状态与进步成果的总称。狭义上的治理文明主要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国泰民安、繁荣富强，从事治国理政所取得的进步状态与进步成果的总和。治理文明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和理解人类文明的重要视角和深层逻辑，具有历史性、多样性、传承性、发展性、可塑性、结构性、层次性、互鉴性的特点。依据治理的构成要素，可以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治理行为、治理绩效等方面对治理文明进行评价。治理文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亮点，新时代的“中国之治”蕴含着新型治理文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新时代的治理文明在高水平上起步，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文明的行动自觉。     

论合作治理的生成:从控制、竞争到合作

合作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系统在后工业社会不断自我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社会治理的控制追求、"分工-协作"逻辑、科层制垂直组织架构以及"中心-边缘"结构全面扬弃和超越的治理模式。传统社会治理出现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控制追求的二律背反以及在治理领域中竞争逻辑的自我否定。因此,实现"善治"需要从多元合作的维度去重构一个行动化而非制度化的社会治理网络,建构一种弹性迅捷、相互信任、资源共享、平等协商的合作治理行动者系统,共同应对不断涌现的复杂公共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区自治的逻辑演进

社区自治是现代社会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管理从单位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格局转换,使社区自治的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自治的发展轨迹呈现了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从垂直到网络的权力关系重建以及公众参与功能转换的内在演进逻辑。在以治理为取向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社区自治发展应与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有机结合,力求达到"管"与"治"功能关系的协调均衡,以形成现代社会管理的坚实基础。     

新媒介赋权视角下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研究

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形势下,作为乡村“善治”的载体之一,公益组织在有效嵌入并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以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为基础,跳出“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叙事,回归公益组织行为和过程分析,在新媒介赋权视角下构建“身份—策略—结果”的分析框架,并归纳公益组织实践中呈现的助力策略及其行动逻辑,可以发现：新媒介赋权策略选择主要是回应项目落地、助力达成过程中,公益组织在乡村治理场域社会关系网络中身份的动态变化;通过新媒介赋权信息、表达与行动,公益组织得以从无权的边缘观望者,成为获取认同和权力的骨干行动者,以及获取持续性影响力的隐性参与者;从赋权自我到赋权他者、从技术赋权到社会赋权是公益组织利用新媒体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的总体特征和逻辑。     

社会转型视域下收入分配改革新思考——基于社会改革的维度

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系统性突出问题。面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和任务艰巨性,需要从本质上把握收入分配改革在现代社会发展变迁和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属性意涵,并以此为依据整体上构建收入分配改革逻辑的框架和理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演变模式脱离了传统社会的既有轨迹,同时对传统的治理逻辑提出了挑战。收入分配改革是内嵌于现代社会发展和治理转型背景下整体性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二者具有发展进程的同步性和改革逻辑的自洽性。社会改革的思路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的作用和地位应得到必要的强化和彰显。通过社会自治、多元治理及再组织化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制度基础、机制路径和公正载体,并以社会改革带动整体改革,逐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现代社会的顺利转型。     

浅谈现代逻辑的社会功能

现代逻辑以其形式抽象、体系严密、应用广泛和结论精确的特性在促进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理化、形式化的思维方法对提高现代人的综合素质提供了必要条件。如何进一步提高现代逻辑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强调现代逻辑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就现代逻辑的社会功能略作探讨，以引起人们对现代逻辑教学与研究的关注和思考。     

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化转向

情感治理不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维度,更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方式和手段的结合。从情感治理的视角考察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情感治理并不只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治理维度,而是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独特的实践内容。中国特色情感治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与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国家治理进程相互交织,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三阶段演进同步发展,从对情感进行管控,走向依情感的治理,最后回归治理的情感需求本身。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传统的情感治理表现出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受众、评价与效果等诸多困境,社会工作因其可以提供更加个体化、精细化和多样化的专业服务,全方位满足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愿望过程中的情感需求,进而适应情感治理现代化转向,最终实现现代情感治理的社会功能和综合效果。这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找到新的功能与定位。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嵌入性与中国社会的伦理场域

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这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一种界定与基本认识。这种认识与界定既是对传统中国的反思,又是对中国现实的把握。现代深深地嵌入在传统之中,中国人直接或间接地受传统伦理的影响和支配。伦理场域是中国人开展社会行动的依托,行动者在伦理场域中占有位置、施展策略、获取资源。因此,伦理场域是理解中国现实国情和中国人行动逻辑的关键。     

网络生态场域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结构失衡与重构

在移动互联发展与"网生一代"成长同构背景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治理效能以守护国家主权和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开始进入国家治理基本场域。在话语垄断转向现代认同的网络生态场域,多元主体竞争、协调、赋权、分发、选择、反馈的互动流互构了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的生产结构、传播结构与认同结构。在市场经济逻辑、传播逻辑、草根逻辑与适当计算逻辑等多重逻辑冲突下,主流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生产层面的场域结构和正负向结构、传播层面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和分发-接收结构,以及认同层面的认同群体结构和知识基础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困境。基于结构-行为的互动理论,从多元的互动强化与调整、算法技术的价值适切平衡、强化认同的知识基础和转译界面等方面,寻求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结构重构的可能路径。     

社区治理理念创新及其技术实践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它是理念、过程和技术的统一。"以居民为中心"的理念有着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很好地契合了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在该理念指导下的社区治理是赋权增能的自主行动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居民主体性的彰显;核心是把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完全向居民开放;目的是促进人的良善发展。社会工作技术是从理念到行动的转换媒介,"开放空间会议+"技术体系有效充当了转换介质,使得基层协商有效运转,居民自治成为可能,社区善治得以实现。     

唯物史观视阈中的公平性差异探析

公平与差异是现代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现实问题。无论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还是社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人们都表现出对公平的追求和对差异性发展的向往。差异性公平与公平性差异是建立同一个过程而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背景,公平性差异强调在社会总体公平实现的基础上更好地追求人的差异性发展。在唯物史观的视阈中,从社会与个人、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析公平性差异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学理层面把握其合理内核,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实现公平性差异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实现公平性差异的现实路径,以此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动力和强大合力。     

理念、制度与行动——关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思考

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和办学行动,应该具有内在的统一逻辑和价值标准.一个好的大学应该在三者之间获得统一,构成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要素.理念的形成基于对大学功能、对高等教育规律、对社会需求的现实与未来发展的认识与把握;现代大学制度,从目标角度可以归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领导体制、大学内部管理方式及其权力划分体制、学术事务管理体制、具体制度建设四类,在制度建构中要正确处理外部关系与校内关系;行动就是实践——将现代大学理念的精神落实到制度建设、教学研究、管理活动和后勤保障之中.因此,要以“大学章程”制定为契机,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积极推进“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创新及其实践逻辑——基于东莞市横镇的经验研究

以横镇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实践为线索,通过分析社会工作十余年的发展脉络及其实践特征,检视了社会工作在横镇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实践逻辑,进一步对横镇社会工作发展进行了经验反思。文章指出,"政社分工与团结"既成为横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根本机制,又成为当前及未来横镇社会建设与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行动逻辑。这种机制及其实践逻辑改变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工作力量之间原有的二元性关系,进一步促成互构共生的二重性治理关系格局。     

技术适配治理:政府治理数字化的限度与人的主体性回归

数字化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政府数字治理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互动与融合，本质上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其数字治理必须彰显公共性，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关照人性。但是在政府治理中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和全面泛化，过度追求工具理性，致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政府数字治理常常陷入“技术依赖”“信息过度采集使用”“数字规训”“算法操纵”等多重困境。因此，实践中要掌握好政府治理数字化的“尺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价值、主体、制度、过程等方面促使数字技术更好适配政府治理活动，引导数字技术向实、向民、向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