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风险及治理方略

和谐与风险是一对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的矛盾,对其内涵的当代性解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认识前提。和谐与风险的同一性表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与风险结伴而行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治理风险的过程。客观分析中国目前遭遇的社会风险及其特征,明确风险治理的责任主体,完善风险治理的制度体系,增强风险治理的现代意识,发挥制度和观念两种力量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尤其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风险社会及现代发展中的风险--乌尔利希·贝克风险社会思想述评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当代发展理论之一。他认为人为的风险是现代性和全球性问题;是后工业时代的主题和中心议题;具有风险后果不可计算性等特征;导致国家的非合法性危机;其出路在后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社会和世界民主上。     

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及其价值范导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高度复杂性是风险共生现象衍生的现实基础。风险的识别、归因和治理都是与价值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对风险问题的探讨需要引入价值哲学的研究视角。从社会制度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各种风险累积共生的深层根源主要是快速转型期社会公正规范价值的模糊、混乱乃至迷失。在实践中不断拷问并澄清指引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价值理念,不断凝聚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共识,以更具历史合理性的价值标准不断校正波澜壮阔的制度变革,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积极创建能增加和谐因素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机制,才能把各种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风险、现代性与当代社会发展——当代西方风险理论主要流派评析

关于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景象及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影响的争论是当前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现代性这一当今诸多学科共享的问题背景下,依据对风险与现代性关系的不同理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层面的风险研究主要有四大流派,即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文化理论、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和风险的"治理性"理论。在全球化的情景和建构和谐社会的语境中,借鉴这些从风险视角透视现代化发展方向和未来的理论,从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高度,反思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是发展研究不可忽视的新课题。     

现代化视野下的城市风险治理：研究综述与展望

随着城市空间的高速扩展和城市系统日益复杂化,城市成为各种风险要素的聚集区域。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城乡发展失衡、社会利益分化、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问题,表明当前中国城市风险治理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性、综合性应对。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当代中国城市风险治理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创新成果,对推进城市风险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议题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困境。和谐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的双重超越。在当代中国,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凸显,正确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社会转型期存在的风险在现实中体现为诸多的不和谐因素。这就要求在发展与和谐的辩证关系中化解风险根源,从调整社会发展方式和提升社会秩序品质出发来超越发展的悖论,开创出一条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和谐发展道路。     

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

金融与技术的创新发展及深度融合,成为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驱动力量,带来很多新的治理问题。本文结合金融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讨论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给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带来了一些基本挑战,即创新的迭代性与响应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网络的连通性与责任的地方性之间的矛盾、交易的涉众性与稳定的压倒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政府治理的结构背景,引发和形塑了政府在治理技术、治理体制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回应方式和内在困境。背后的深层问题,实质上是新的风险特征与政府治理机制之间的匹配问题,即互联网金融风险在隐蔽性、跨域性和转化性三方面的综合特征,与政府既有的风险识别机制、风险隔离机制、风险处置机制不相匹配。因此,政府治理机制亟待转型,需要从制度和技术两个方向进行优化。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批判

在当代发展中,风险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已成为一些学者的重要论题。贝克创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作为现代性产物的风险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认识到在现代性支配下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但其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从马克思主义视野审视风险社会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发展问题不无裨益。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的环境法预防原则

风险社会中风险是人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包括环境风险,应对环境风险环境法应有所调整。预防为主原则是中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风险社会背景中该原则不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面临着困境,因此有必要对该原则进行重构、拓展。在思想理念上将预防原则贯穿于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全过程中,从治理污染向预防污染转变,从治理风险向预防风险转变;在表述上将预防为主原则向预防原则转变;在内容上增加以弱势形式规定的风险防范原则。     

风险防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的重大任务

社会治理致力于构建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现代社会,本质在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我国业已形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一些领域一些地方被动应对矛盾的问题较为普遍,主动防范风险略显不足,未来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从矛盾应对向风险防范转变。更大力度注重风险防范,是主动适应社会风险发展趋势、弘扬重民生重教化等优良治理传统、破解我国社会治理现实困境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兼顾社会治理多重目标、提升社会治理整体绩效。强化社会治理的风险预防导向,要以社区治理、矛盾预防为重点,着力让治理理念更加普及,让政府兜牢治理底线,让人民成为治理主角,让治理的服务基础更加坚实,让财政的引导作用更好发挥,让教化传统得到更好传承,让数字赋能的效能充分释放。     

当代社会风险问题的凸显与理论自觉

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时代,风险已渗入了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伴随着当代风险问题的凸显,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把握的重大问题。风险社会理论是从风险整体转型的视角审视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对揭示全球化的矛盾及深入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背景有着重要价值。本文认为,风险社会困境是由人类不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所导致的一种发展悖论,在发展与和谐的辩证关系中化解风险是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根本出路。     

社会风险的结构及治理途径

弄清社会风险的结构及其特征,是探索社会风险有效治理途径的前提和基础。在一般意义上,风险是由风险源、主体和损失性后果三个要素构成,风险的产生是基于这三个要素之间建立的某种因果联系。社会风险是指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它包括所有自然的、人为的风险源。我们可以从风险的三个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上寻找社会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和策略。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应对社会风险 构建和谐社会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在的社会形态已经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征现，西方社会学家的风险理论为我们认识当代我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提供了研究视域，如何应对来自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自然的风险，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控制和治理风险，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政府应对风险社会的全球治理策略

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社会风险也日益全球化,并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化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并将风险放大。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计量性及治理局限性导致政府治理风险的失灵。风险的全球性迫使各国政府寻求新的解决方法,风险的全球治理就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我国政府的全球风险治理方略应包括三个方面: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中心全球风险治理体系、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风险治理全球协商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     

新兴风险治理体系:框架构建与路径选择

无论是科学技术层面还是经济及社会制度层面的重大变革均可能引发新兴风险,其特点主要表现为非预期性、系统性、输入性和动态性。具有上述特性的新兴风险对主流风险治理理论的学科基础和框架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政府、社会以及普通大众的风险认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相关部门的风险管控手段、治理方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应加快构建新兴风险治理体系,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筹建新兴风险治理的理论框架体系,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学者引领、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治理新格局,加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形成新兴风险跨界治理模式。     

创设新的民主模式：社会风险治理的政治选择

在政治化的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治理离不开政治决策。传统的科层制政治结构将公众排除在风险决策之外,过度依赖专家政治,使风险决策失去了民主程序的监督,极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在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发展参与性协商民主,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公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必须发展全球民主,构建全球风险治理体系,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全球风险问题。     

自反性现代化:风险及其应对

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自反性现代化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使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人类的过度实践、经济和社会的非理性发展、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应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政治失灵及社会治理失效等.治理自反性现代化、增强社会的安全性,必须对工业社会及其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诉诸理性实践,使经济、社会合理发展,制约科技理性,进行政治变革,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和建立复合治理结构等.     

食品安全风险:引发因素、传导机制、演化特征及治理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健康安全。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因素构成的自然性因素与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行为构成的人源性因素所引发的,并且以直接或间接传导方式沿着供应链运动,积累到一定程度将诱发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等特点,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一个国家或地区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内在地取决于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水平。研究表明,伴随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演化进程被大大加速,风险治理面临巨大挑战;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演化既具有全球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已经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