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朱熹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异,为王道政治寻找到理本论的依据,强调仁义原则的优先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而陈亮则在对王道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有所肯认的基础上,认为霸道亦有体现仁政处,霸者的伟业也是仁心之发现,霸固本于王。这与他们当时政治关注点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朱熹的王霸论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上,偏离其原始初衷,转向空谈性命义理,部分地抹杀了其真正价值所在;而陈亮对汉唐君主事功事能的赞美,从思想逻辑的推衍来看,则会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     

王霸之辩与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思想

王霸之说是先秦诸子在诸侯争霸背景下提出的政治概念,却与当今社会流行的软实力理论有着相通的思想内涵。王道推崇以德服人,可与软实力对应;霸道强调以力服人,可与硬实力对应。就思想主流而言,古人认为王道将伦理感召和道德震撼作为治道,其力量来自百姓的诚心拥护,具有硬实力所不能比拟的优势。而在实际运作中,王霸兼用,软实力与硬实力并重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民的主要方式。与西方意义上的软实力不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软实力首先强调的是自我完善,通过自身表率,给民众、社会及他国以正面影响,最终使得社会和谐、天下安定。软实力的作用不在于控制他者,而是取得与他者的共生共赢。     

“王”抑或“霸”——孟子“王道”学说之悖论

孟子的教导只能造就霸者,不能造就王者,这是孟子王道学说的悖论之所在。王霸之辨在于君主心术之辨,"王道之成"以君主的"王者之心"为基础,但造就"王者之心"却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孟子与诸侯对话时非常注意修辞,诉诸的根本不是君主的"不忍人之心",而是君主的"利心",试图用"利"或"无敌""王天下"来打动时君。孟子的教导不但不能在现实的君主身上造就"王者之心",而且只会诱导出"霸者之心",这就不免与他的王道理想南辕北辙。     

“假仁”之霸——儒家王霸之辨中“霸”的意象辨析

王霸之辨中的“霸”通常被理解为崇尚武力、完全不讲道德信义、赤裸裸的强力政治,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儒家在讨论“王霸”问题时,其心中的“霸”并不是战国时代的强力政治,而是以齐桓、晋文为代表的春秋霸政。这种霸政虽然以实力为后盾,但同时也重视道德的感召力在获取政治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往往也以仁义的姿态示人,是王道政治的“似是而非”者。战国时期那种弃仁专力、弃信行诈的政治模式,算不上是霸道政治,而是一种被荀子称为“强”的政治。“力”与“假仁”的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霸道。历代思想家们辨别王霸、批判霸道的主要着力点不是霸道的“以力”,而是霸道的“假仁”。正是霸道的“假仁”,或者说它与王道极具迷惑的相似性,才使得儒家感受到了辨别王霸的必要性。     

王霸之辩与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构想——从孙中山的“王道观”谈起

孙中山用王道与霸道这两个古老的词汇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首开东西方文化王霸之辩的先河,超越了约瑟夫·奈的微观性的软实力国别视域,将软硬实力上升到了更高更大的宏观层面加以论述.中国对软实力的战略构筑,应该从狭义与广义两个不同的空间层面切入,并依此而确立起两大行为体和与此相对应的两大时空平台:一是狭义的国家空间与国家行为体;二是广义的全球空间与民间行为体."五环中国"的构建对后者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是可能的,且意义深远.     

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王霸分张与儒法争流——周秦之际治道的传承、裂变、分化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探讨周秦之际治道的传承、裂变、分化,可以发现,儒家是以“三代”为典型的早期中国王道政治的继承、发掘与发挥者。儒家“导德齐礼”,期以天下归服为政治之纲领,以执政、主政、从政者的德行风化为政治之主轴,以伦理本位的礼贤、礼君、礼民等明“分”致“和”之治为政治之目标,代表了中国政治的王道法统,实质内涵为德礼之治,以各明分位分职的双向互动、有序和谐为原则。法家则变更“法”意,张扬霸道,主以刑法,期以富强,力主法自君出,去私明公,以权势为杠杆,以法令刑罚为工具,以吏治为入手,以强力独裁为价值追求,以严肃尊卑、恪守名分、维护君上之权为依归,可以得短时一统之盛,而不能长治久安。“王道”“霸道”之分张各有所长,对中国的政治传统有深远的影响。     

庄子的“辩”、“无辩”与“不辩”

有学者认为,庄子反对辩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庄子提出,众人之辩是没有"公是"之辩,这不是真正的辩论;有"公是"之辩由于是非历然分明,故"无辩"。由于知识和语言的有限性,故有"不辩"之处,辩论存在困境。辩论困境的解决之道在于"是不是,然不然"。庄子对辩论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和界定,这与西方大哲柏拉图有相通之处。     

道义优先于功利:先秦儒家义利、王霸之辨的政治哲学阐释

先秦儒家认为,道义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性,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源泉,也是评价社会政治生活的最终依据。道义优先贯穿于先秦儒家的义利、王霸之辨,先秦儒家根据道义原则判断功利,拒绝了结果主义的考虑,强调功利只有符合道义才有意义;根据道义原则品分政治,认识到王道合乎道义,霸道讲求功利,形成"尊王贱霸"的立场。先秦儒家用道义这一最高标准制约功利、区分王霸,形成了对优良社会生活的基本设想。总之,先秦儒家义利观遵循道义优先、以义制利再到义利统一的逻辑,孟荀对义利、王霸关系的认识不存在根本差异。     

论“濠梁之辩”的智慧

"濠梁之辩"包含了丰富的论辩方法和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一段论辩。庄子逍遥无为的齐物论思想,惠子带有辩证因素的理性认知都体现在"濠梁之辩"中,先哲的智慧由此可见一斑。以"濠梁之辩"为切入点,对先哲思想进行探究,挖掘先哲的智慧对自身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价值。     

文翁治蜀、“汉家制度”与国家重建

汉景帝末期,文翁掌蜀。文翁治蜀,以兴学的方式敦风化俗,促进蜀地融入一统天下。在“秦汉之变”的历史背景中,文翁之举的历史意义充分浮现出来。暴秦的二世而亡,促使汉朝统治者慎思国家治理之道。“汉家制度”由是浮现： “汉家制度”经三变而成,文翁正处在变局的第一阶段。他在蜀地的探索,不仅为一地治理模式垂范,而且为“汉家制度”的国家重建奠基。文翁成功地为中国重归大一统的政制探路。但从评价的角度讲,文翁身承的“汉家制度”,究竟是不是中国之为中国不可变更的制度机制,还是一个需要在历史维度进行再探讨的问题。如果确认古今之变的不可避免,那么文翁的历史价值便不能直接被视为现实效用。     

“鱼乐之辩”的心灵哲学解读

他心知问题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论研究领域,它探讨的主要是“我”以外的他心的本体论地位问题以及如何得到关于他心知的问题。在我国,庄子与惠施关于“鱼乐”问题的争辩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他心知问题的典型代表,二者的争论不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出了他心知问题,而且在这一问题上可知论与怀疑论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从西方心灵哲学的角度深入挖掘“鱼乐之辩”中隐含的丰富的他心知问题的思想,对填补中国哲学在这一领域研究上的空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魏源对侉统“王霸之争”的近代阐释

王霸之争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先秦儒法二家的不同思想与态度是争论双方的主要理论来源。魏源立足于清末变局,讲求调和儒法,从而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王霸观。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目标,魏源将富强设定为衡量王霸的共同标准。魏源这种立足于现实政治基础上的王霸现在遭遇到西方的入侵之后,迅速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与“以夷攻夷”的功利思想与现实作为。魏源的政治变革思想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王霸之辨与天人之际：黄宗羲心学的政治之维

黄宗羲的心学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其“道德—事功”一体的儒学观,就思想史脉络而言,则体现出作为近世新儒学两大支柱的心性、事功之学的交汇转化。其次,在王霸之辨的问题上,黄宗羲既远资孟、荀之思想资源,亦汲取近世朱子、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之精义,进而将王霸义利问题引申到政道公私的层面。最后,心学的政治意义亦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道”的维度。一方面,超越的心灵之维乃为政制革新、法度损益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持;另一方面,黄宗羲认定天意必由民意而见,反对宿命论与灾异说,主张士君子通过自身的实践与修为来积极承当天运,从而展现出一种持循天理、勇于担当的经世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政治意识。     

认识论与心理和逻辑之辩

波普的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认为,认识论是科学知识的逻辑学,与心理学无关;哈克的具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则认为,心理学和逻辑学同等重要.他们共同分享的前提是:只有对知识的客观内容的分析才具有逻辑的品格,而对认识主体及其状态和倾向的研究则属于心理学的范畴.波兰尼挑战了这一前提,为心理和逻辑之辩开出了全新的局面.他的个人认识论在通常被视为心理的领域中窥见了逻辑的因素,并且大大拓展了逻辑的外延.     

“文”“道”离合之辩──对一种特定文学文化现象的历史透视

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文”、“道”离合之辩，主要包括文体古今之辩、道体醇杂之辩、“立身之道”与“文章之道”的异同之辩．它在宏观上处于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之内在思想联系的逻辑框架之中．和人们习惯上认为“道”学有碍“文”学的观念相为互补．     

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

汉代文学社会批判主题的形成与嬗变与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应汉初吸取前朝经验稳定政权的时代要求,《新语》《过秦论》等一批作品涌现,形成了"过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一主题被武帝时期作家沿承。昭帝时盐铁会上,贤良、文学对武帝弊政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借批判秦政影射武帝之失,而且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扰民政治,更多直接批评武帝时政,延续并深化了汉初以来的"过秦"主题,并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对此后汉代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潮影响至深。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