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引领中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从表达自己(和平崛起)到表达世界(和谐世界)后的再次升华,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世界历史观,着眼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弘扬传统文化,通约各国传统文化,超越单纯的国际关系视角,超越普世价值,寻找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方位引领作用体现在:理念引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全球化、全球治理铸魂;原则引领——完善不干涉内政原则,倡导各国掌握自己的命运;实践引领——通过"一带一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抗疫外交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外交新动向

在国际格局与秩序出现新变化背景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进国际经济合作、扩大国际影响的重大战略规划,其目的是在遵循现行国际体系框架的前提下,以蓝海思维实施对外战略,力争在大国博弈中占据先手。"一带一路"倡议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践行中国方案、积极供应国际公共产品的典型案例,反映了中国外交更加主动、视野更为开阔、战略组合更为丰富的发展新趋势,表明中国外交正在逐步迈入强国外交阶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代背景、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为回应中国发展问题、应对全球各种挑战、完善全球治理而提出的重要理论,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深入阐述,其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解构和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倡导者与国际和平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新中国70年和平外交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新中国70年的和平外交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1949—1978年的"和平共处外交"时期、1978—2012年的"和平发展外交"时期、2012年至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期。每个时期的外交政策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时代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提出的新要求。70年曲折复杂的和平外交历程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重要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构建"伙伴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在"后冷战"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必然选择;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方向。     

《论语》与外交

从毛泽东、周恩来,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经常在外交场合使用《论语》的相关语句,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德不孤,必有邻"、"择其善者而从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这些语句成为解读当代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道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睦邻外交政策、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取信于民等外交思想和政策的重要载体。通过《论语》,可以看到中国外交和平、慎战、中道、坚忍、诚信、崇礼、尚德、忠恕、自律、为民、惠邻等品格与惯性,可以预测坚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不走"强国必霸"的传统大国外交老路是中国特色外交的常态。然而《论语》的外交思想毕竟是朴素的,用《论语》的思想简单地比附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和忽视《论语》中的有益成分都是不可取的。把《论语》作为一种历史文本进行解读,通过外交实践来实现"通古今之变",并由此实现中国外交的新变革,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正确之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的基本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两个大局”,从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秩序转型的迫切需求以及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三个层面出发,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习近平主席以“国之大者”的胸怀,提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擘画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宏伟蓝图,对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大变局下中国外交能力建设:目标与路径

外交能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外交能力大小是影响一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变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命题,就是要主动塑造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有的外交体系和外交能力,外交能力建设自始便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中国外交能力建设,以“两个大局”为时代坐标,着眼塑造和用好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应以外交体制机制建设为基础,以外交理论创新为引领,以外交布局的谋划和推进为主线,以战略实施能力的全面提升为支撑。外交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效实现国家实力、战略目标、外交方式的相互匹配,同步推进外交体制机制改革与外交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外交实务也要加强学术发展和智库建设。     

公共外交时代

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一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且也使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结构与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重新塑造着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方式,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正在愈益广泛和深入地渗透到国际关系中来。以政府之间的互动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外交正在被不同国家民众之间,或者说不同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所推动和左右,着眼于赢得其他国家人民理解和认同的外交即公共外交正在成为一国赢得主动的主要方式。公共外交因此上升为世界各主要国家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作为延续千年的文明古国和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公共外交正在成为中国赢取世界理解、认同和支持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助推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健康发展,塑造中国有别于西方大国的新兴大国国家形象的战略部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崛起的成败取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世界主张能否赢得中国周边国家、其他大国乃至世界多数国家的理解、认同和赞赏,取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成败。     

对外关系法的中国范式及其理论展开

对外关系法是一国调整其对外关系（涉外关系）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中国特色对外关系法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共同体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关系法律体系是打破西方法律霸权主义的需要,是统筹中国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建设的需要,是当前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迫切需要,是中国参与全球法律竞争的需要。中国特色对外关系法需要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对外关系法必须倡导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中国范式。这一新范式首先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具体指导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紧扣依法治国总目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当代中国首脑出访与周边外交

自新世纪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被赋予首要地位,而首脑外交是这一地位的具体体现.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制度,中国的"首脑"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首脑出访也就是"九大常委"的出访活动.从2003年至2009年七年间,与受访的其它国家相比,中国首脑出访周边国家呈现了出访次数多,出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出访安排上具有优先性,参加周边地区多边国际会议和重点庆典活动多等特征.通过首脑的出访,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特点:地缘政治的特殊考量决定了周边外交在当代中国首脑出访中的特殊地位;坚持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并重,全面、深入、广泛地开展全方位周边外交;首脑出访务实高效,经济外交空前活跃;致力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多维构建

外交形象构建系一国外交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且复杂的工程,需要跨学科、多维度的知识整合和跨行业、跨部门的协同参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应以外交形象塑造全过程为核心,从宏观与微观层面进行多维度分析和整体性研究。宏观层面以主客体认知关系(自塑/他塑外交形象构建)、自塑外交形象的转换和传播、形象间性三个要素为主干框架;微观层面可从群体认知、客观源像、形象转换、软性传播、直接形象间性与间接形象间性等方面对外交形象生成进行解析。为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完整构建,应以我为主、兼顾受众,在自塑与他塑对外关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等效+形象趋同"。     

外交传播体系的发展方向

杨明星、周安祺在《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撰文认为,中国外交传播体系亟需弥补漏洞,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第一,中国应转换思维,避免从西方惯有的"战争/控制"维度看待外交传播,而应从"误会/理解"思维出发改进传播策略;第二,主动弱化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减少不同群体间的"文化折扣",以"求同存异"的包容心态开展外交传播;第三,实施"全政府"推进、跨部门联动策略,统筹协调,由多部门联合制定"中国外交传播战略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第四,加强对外交传播媒体的政策支持,优化国内媒体外事报道的风格与形式,建立中外媒体常态化合作机制;第五,凭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优势以及中国通讯产业的技术优势,打造一批具有更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全球性外交传播媒体.此外,我们要围绕大国外交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尽快启动外交传播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项目,加快推动"外交传播学"的学科构建和人才培养进程,向世界讲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故事,借此提升外交话语权和大国形象,从而真正体现出大国外交的话语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

国家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朝鲜的外交近代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被动过程;朝鲜对清朝关系的亲近抑或疏远,始终服从于朝鲜内政的现实需要。从"藩臣无外交"到"以夷制华"、"脱清独立",朝鲜对清朝的政策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其变化过程反映了朝鲜政治的风云变化,也体现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权观念的增强,是"开港"之后朝鲜主动适应近代条约体制、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果。然而,一个缺乏统合性的政权,其外交政策难以保证连续性和有效性;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外交权力。当朝鲜统治层还在为权力而争斗、朝鲜上下还在为"脱清、自主"而纠结的时候,朝鲜已经无法扭转日渐沦亡的命运。     

欧盟集体身份“布鲁塞尔化”建构模式探析

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布鲁塞尔化"的独特一体化模式在"高级政治"领域建构了欧盟的集体身份.本文考察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下,欧盟集体身份的政治建构进程,在此基础上运用建构主义学派的角色理论分析和比较了欧盟国家中以法国、英国、德国和波兰为代表的大国与小国之间、老成员与新成员之间的角色认知偏好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选择差异,指出欧盟各国在参与共同外交与安全合作中形成的时而相互合作、时而相互制衡的复杂互动是导致欧盟集体身份政治建构"布鲁塞尔化"的内在根源.     

“一带一路”战略: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中国逻辑——基于“世界岛”和“边缘地带”理论的比较视野

"一带一路"是崛起的中国主动融入世界、惠及世界的国际战略。这一战略着眼于地区之间的联动发展和合作共赢,立足于各个国家之间的长远发展和现实关照,绝非落入大国地缘政治权力争夺的窠臼。与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相比,"一带一路"战略超越了传统的"霸权"思维和"权力决定利益"的地缘政治思维,具有普惠性、包容性和平等性。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剖析比较"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对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构建合乎中国逻辑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蕴,而且对于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尼命运共同体下的政党外交：实践、经验及展望

政党外交在推动构建中尼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对尼泊尔政党外交已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局面。在实践中，对尼政党外交积累了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对外工作的重要论述，创新政党外交方式增进尊重和认同，把握政党外交的双重属性以及深化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左翼进步力量的友谊与合作等宝贵经验。未来对尼政党外交仍需要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互学互鉴的原则，着力打造中尼政党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尼命运共同体。     

坚持、发展与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之中国外交新解读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重申中国既定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外交的新论断、新理念、新形式。最大的亮点,即有关中国外交的"三个坚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谐世界"的总体外交战略、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三个发展":外交政策宗旨的新发展、外交形式的新发展、"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新提法;"三个深化":外交目标的深化、国际交往准则的深化、全方位外交的深化。     

生态向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及其路径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发展道路的自然延展,更是中国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气候)危机而作出的积极回应和庄严承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个向度的系统工程。随着传统发展范式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影响的日益加剧,生态向度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工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将越来越突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其他向度越来越具有限制性、支撑性和保障性作用。中国需要更加长远的战略考量和更加坚定的大国担当,可以按照“1—2—3”路线图从生态向度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根本基础,通过加强与美欧的气候和绿色合作以及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两条国际合作路径,通过全面落实《巴黎协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性生态环境(气候)治理三条全球路径,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更加坚实的生态基础。     

中国外交体制运作之议会外交——浅析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交职能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交是中国体制内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外交权力和外交职能是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宪法赋予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以及人大作为中国代议机构的职能,使得全国人大开展的议会外交兼具其他体制内外交无法企及的特殊权重以及"既官又民、亦官亦民"的松散特点.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人大外交形成了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双边友好小组、参与国际及地区议会组织、以及"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外交形式.人大外交从体制到实践都日趋成熟,在中国外交的整体部署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