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后期东亚的政治格局及其重构

从梁陈之际到隋朝统一的四十年间,东亚政治格局有三次重要变化。承圣三年到天嘉三年(554—562),南朝与百济同处内外危机之中,这是南朝天下秩序整体危机的表现。陈文帝仍延续萧梁政策,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并笼络新兴的新罗,但陈朝建构东亚秩序的尝试在光大元年(567)遭遇挫折。陈宣帝夺位引发华皎之乱、北周入侵,天嘉年间东亚和平局面终结,东亚诸国外交重心转向北齐。北齐以魏晋辽东、乐浪、带方郡名为高句丽、百济、新罗君主的封国名,这一体系性安排为北周、隋、唐所继承。与北朝重视高句丽的传统不同,北齐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除授百济王东青州刺史,使其控扼海道。太建九年(577)北周灭齐后,百济积极结好北周隋,高句丽则与北周隋对峙。东亚政局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成为隋唐东亚问题的缘起。     

从甲午前后中日电信争端看两国政治关系变迁

甲午战争对于东亚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中日两国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态势在战前战后发生了较大改变。作为两国争端与交涉的组成部分，中日电信之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争对于中日战略地位的影响，也见证了甲午前后中国对日态度由对抗转为妥协的历史进程。     

南齐的天下秩序与东亚地区的政治运作

相较于晋、宋,南齐的天下构想更侧重于承认现实政治格局。就东亚区域而言,南齐通过除授周边君长以官、爵而建立的政治秩序对各政权具有约束力。百济借南齐天下秩序阻扰了倭人主导半岛南部的战略意图,排斥了倭人豪族的在朝势力,同时还以"内属"的方式整合百济内部豪族、王族、汉人流民等诸种势力,成功重构了政权,这正表明南齐天下秩序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内涵。天下秩序之公共性的彰显正是南齐的时代特征之一。     

论百济与北魏的关系——以百济的上表文为中心

围绕着4世纪末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的深刻变化,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百济和北魏都在构建着对各自有利的外围条件。472年,百济上表北魏请兵攻打高句丽,却遭到北魏的拒绝。由于两者在最终利益上的差异,使得它们未能在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下建立起朝贡册封关系,最终,北魏王朝再无百济使臣前来,两国的关系形态对5世纪后期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齐梁崇佛文人游写佛寺之诗歌

本文认为，齐梁文人的崇佛诗歌创作中的游写佛寺诗歌最具文学性与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客体之景之物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使诗作别具情趣。并且，齐梁崇佛文人把对佛寺客体之景之物的描绘与咏叹同宣扬佛教义理有机结合于一体，使人们在对整体景物欣赏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佛教义理的陶冶。     

魏晋时期的“古典”封禅之议与天下分合

秦汉帝王功成封禅泰山,成为王朝正统、天下一统与盛世太平的标志,为后世帝王封禅创建了可资遵循的“古典”模式。魏明帝朝“遵古封禅”之议,时在天下三分;孙皓采纳群臣封禅之议,遣使“封禅国山”,时在吴晋对峙;晋武帝朝“古典封禅东岳”之议,时在天下一统。“天下未一”则拒绝封禅,正是大一统思想在分裂割据时代的独特作用方式。魏晋时期的“古典”封禅之议,体现了君臣对“功成封禅”“封禅以告太平”的古典模式的认知与理解,彰显了“古典”封禅所承载的大一统思想对魏晋君臣的影响与塑造,其实质是对秦汉大一统思想的认同与继承。在天下分合的三国西晋历史进程中,大一统思想通过魏晋君臣“古典”封禅的政治言行得以维系、传承与强化,从而对该时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占星术对十六国北朝军事的影响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军事活动，深受占星术的影响和支配，战争既是激烈的武装冲突，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占星之术深刻影响了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以及军队组织和军官素质。因其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亦存在不利因素，故各政权对社会上包括星占在内的术数活动严格限制，以期达到官方垄断的目的，此种即禁即用的双重政策贯穿于历朝历代。     

明代遣使朝鲜述论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人员交流甚为密切。这种交流有民间的，有官方的。官方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两国政府使节的互遣。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明代遣使使朝最为频繁，其情由复杂多样。这与两国的王室之事及战争息息相关。明朝对使节选任也极为重视，使节的组成有其鲜明的特点，即以才德兼备的词臣为主，同时又有一些权高位重的宦官，形成了词臣和宦官竞相使朝的并重局面。这些使节在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两国的文化交流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万历朝鲜役及其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

万历朝鲜役是四百多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战争最终虽以正义的胜利而告终,却使明朝与朝鲜由盛转衰,并给女真以迅速崛起的机会.此后,后金取代明朝成为朝鲜的宗主国,形成了新的东亚政治格局.战争彻底改变了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此后以史为鉴的德川幕府,再未动侵朝的念头,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朝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

中、韩两国境上相邻、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友好往来、文化交流未曾间断。这些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活动，曾在两国的历史上对经济发展、文化繁兴和社会进步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六朝时期是中、韩两国关系史上的奠基时期，两国间的交往已从初步接触走向日渐频繁，文化交流内容广泛丰富，其中中国与百济间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活动尤为引人注目。现据中、韩两国史籍记载并结合韩国境内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试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以供大家深入研究时参考。百济原为古代朝鲜扶余族的一支，与高句丽同出一系。①据韩国史籍记载，百济…     

中国县制沿革述略

县制.在地方政治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都予以高度重视。郡裁州撤,唯县不变:皇冠落地.县官还是父母官;改朝换代.县制未改。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县制的思考。县制由来县,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兼并战争的产物。各诸侯国在兼并战争中,大都吸取了姬周衰败的教训。西周“兼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具五十三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各诸侯国由于以国的形式出现的,诸侯又都是世袭,具有较大独立性,在许多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各自小国的利益。各诸侯国不但未能屏周,反而消弱了成周。鉴于此,各诸侯国不再采取灭一国建一国的方式,而是学习秦国建立直接听命于己的县。“春秋时列国相灭,多以其地为县”。这是以战争方式建县。县的最大特点是县官直接听命于诸侯王,税收上交国库,即加强了中     

齐梁新变的成因与本质特征

"新变"是齐梁时代的关键性语词,齐梁文人于创作上追求变古新今的思想在刻意雕琢的诗文言说形式中有充分的展现,形成"永明体"和"宫体"等声律和谐、辞藻华美、意象绮靡的诗文体式,客观上使齐梁时代因形式主义新变而著称于诗史.然而,"新变"不是"突变",它也有自身形成的远因与近因,而强调越古新今、反对因袭守旧,反对将思想禁锢于传统诗教"顺美匡恶"之功利主义诗学壁垒乃齐梁新变之本质;讲究骈偶、转拘声韵,选词轻险、篇制短巧,诗风哀婉、弥尚丽靡,吟咏情性、放荡声色乃齐梁新变之诗学特征.     

华夷天下观：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

华夷天下观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也是古代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外交理念。在由“华”与“夷”共同组成的天下中,实力最盛的中国负有维护东亚世界繁荣和稳定的使命。历史上,朝鲜、日本和越南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华夷天下观在“朝贡-册封”的互动实践中成为东亚各国的共有国际理念,各国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参与国际实践。传统东亚世界就是在华夷天下观这一国际理念支配下,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与周边诸国各自中心的“小中华”并存的格局。文化认同是维系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命脉所在。     

萧梁皇族之倡导玄学文化风尚及其原因与影响

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统治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在文学、经学、佛学之外,他们特别倡导玄学,具体表现为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及其他皇族人物与臣属清谈玄言、组织玄学论辩、注疏玄学经典等,并利用其政治地位将相关注疏列于学官,成为官方的教材,甚至亲为教授.不仅如此,萧梁皇族人物之为人作派和生活情趣也日益玄化.这对当时的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玄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玄化则成为当时文化风尚的本质特征.萧梁皇族之崇尚玄风,与南朝士族社会文化传统之影响及其自身努力提升其家族门第的追求密不可分.作为统治集团,萧梁统治者沉湎清谈,以虚诞为高,必然导致其轻视军政实务,引发清谈误国的悲剧.     

联合国里的小国

联合国为小国提供了一个舞台,使之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从未有过的作用。在本文中,小国被定义为那些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国家。在目前184个成员国中,小国约有120个。小国以其无论是经济的、环境的,还是军事上的脆弱性引人注意。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它们在数量上的影响,小国必须采取一些战略以求能就共同事务及共同目标进行合作。它们还可以作为诚实的中间人,贡献其智慧与专长,通过协助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来发挥影响。变革的时代,比如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为小国提供了一个特殊机会来影响这一变革,并在这个过程中增进自身利益。     

“乐山”名称的由来

＂乐山＂名称的由来马琦乐山①历史悠久，文化昌明，为天下胜地。从史籍所载，由近之考察发现，觉其名颇有来历。故以近来求索之得，抒一孔之见，求教大方。－、＂乐山＂得名的几种说法有史可考，春秋时代乐山为开朗故治。战国时期名南安②。秦、汉、魏晋至南北朝之萧梁仍...     

浅析孙子的用人思想

孙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这在我国历史上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周道凌迟”,周天子权威失落,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自为政、群雄争霸的局面。诸侯国与国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谁都想通过战争手段保存自己,消灭对方,独霸天下。战争的胜负已成为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头等大事。因此,选准将帅就成为事关大局的重要问题。《孙子兵法》不仅对战争的指导思想、     

唐代黑齿常之字号及生卒年新考

黑齿常之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边关大将,原为今韩国境内的百济国人。唐高宗显庆五年(660),曾派遣邢国公苏定方率兵侵犯百济,百济战败,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当时,黑齿常之在本国任“达率”之职(这一职务相当于唐代的刺史;一说相当于唐代的兵部尚书,在百济属二品官),也随降来到了中国。     

从地缘关系的重层构造看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的形成——以五世纪初河陇雍朔的地缘政治为中心

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各区域间的地缘关系制约着各族群、各政权的独立发展,使分裂割据之局难以长期维系。在五世纪初河陇雍朔的地缘政治中,关中的后秦与朔方的赫连夏围绕着岭北的对抗是主要矛盾,陇右的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从属于这一矛盾。陇右、河西间的地缘矛盾又受制于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这一重层构造格局的开启与终结均取决于关中政权与关东政权天下之争的结果。后秦在柴壁之战中败于北魏,开启了河陇雍朔的矛盾构造,赫连夏败于北魏则终结了这一矛盾构造。地缘关系的重层构造是推动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形成的重要因素。     

略析百济时代的灾异及其应对

百济灾异涵盖天文、地质、气象、水文等多种类型，灾异呈现出地域广泛性、类型多样性、持续性和群发性等特点，灾异对百济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百济统治者对灾异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应对措施。百济的灾异观除了深受中国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论”影响之外，还受到来自北方系统的原始信仰或百济固有的土著信仰的影响，呈现出一套独具百济特色的完整系统的灾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