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与社会:当代中国国家构建历史的新解读

本文梳理了现代国家构建的相关理论,并借鉴财政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对新中国国家构建历史作一个宏观勾画,从新的角度阐释了当代中国经历的由国家一体化向理性化、民主化,由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预算国家,由控制型政府向调控型政府、治理型政府,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型社会、和谐型社会演化的历史脉络和时代趋势。     

中国历代变法类型及其成败

中国历代变法,基本上是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为中心的财政变法。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主持变法者主观努力的不同,这种财政变法的类型各不相同,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本文将中国历代变法概括为征农型、征商型和农商并征型,并分别以北魏均田制改革、西汉桑弘羊变法,以及北宋王安石变法为典型,对这三种类型的变法各自的时代特点及成败进行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税收功能——消费税改革政策评价

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决定税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基于税收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关联,税收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手段、治理内容四个方面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并凸显税收对国家治理的杠杆效应。当前对消费税的改革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和加快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的效果。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消费税改革的政策红利,更好地发挥消费税改革对国家治理的促进作用,规避影响消费税改革积极效能的制约因素并消除潜在的负面效应,实现消费税改革“稳着陆”,当前需要启用多种配套改革措施,利用制度关联性和互补性更好地发挥“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与运营风险防范

农民专业合作社风险是内外部环境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环境变化的不可测性、复杂性以及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无法对上述变化做出有效调适从而导致了风险的发生。不同类型的合作社面临的运营风险各不相同,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和区域环境下,针对某种合作社有效的机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类型。不同类型的合作社面临的风险来源及其形成过程各不相同,因此选择的内部治理机制、具体的风险防范措施和运行模式也各有迥异。但是,那些成功的合作社其内部治理机制中都蕴含了诸如多元化参与、紧密的利益联结、风险共担、自由进入退出等具有共性的要素。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财政体制和税收手段的比较

经济是财政的基础。世界上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执行的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各有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使得各个国家的财政体制和税收手段也都各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对各个国家的财政体制和税收手段进行比较研究,就是要通过对彼此间共性和特性的分析,寻找出财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国家数字能力：数字革命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国家治理能力主要由国家秩序能力、国家赋权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构成。数字革命对于包括数字秩序能力、数字赋权能力与数字创新能力在内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自主性和嵌入性的评价体系,国家数字能力可区分为双强平衡型、国家强力型、社会灵活型、双重脆弱型四种类型。当前,加强国家数字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的国家数字能力表现出社会灵活型的特征,主要通过平台型企业的委托治理以及激发社会大众的数字参与来实现数字领域的治理目标,因此也面临委托治理的危机。朝向双强平衡型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要注重自主性与嵌入性的动态平衡。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力事权关系类型研究

中国式财政分权在成功地为地方财政松绑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政府治理的"事权属地化".各级政府财力事权不匹配,直接导致了我国地方财政实践中存在财力-事权倒挂现象.根据事权来源不同,事权可划分为显性(法定)事权和隐性(委托性)事权,而结合地方财力是否具有自主性,地方政府财力事权关系理论上存在压力模式、匹配模式和自主模式三大类.地方政府财力事权关系的理论类型划分,旨在为进一步促进国家职能在地方落实,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提供理论依据.     

充分发挥税收在商品经济新秩序中的职能作用

当前税收既面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为深化改革服务的近期任务,也面临如何改革和完善税收宏观调控机制问题。我们认为,税制改革的目标仍是应建立一个多税种、多环节、多次征的复合税制体系。本着“讲求效益、公平税负、有效调节”的原则,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去改进完善:     

财税制度改革县级财政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今年是实行分税制财体制的头一年。在体制变更的新形势下，地方财政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摆在财政面前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如何适应国家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增强地方财政实力，这是当前应侧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实行分税制后财政面临的问题分税制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系统工程，其实质就是转换原有财政分配的运行机制，即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科学界定和划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把收入分成包干转变为分级分税分率，把按隶属关系转变为按税种组织收入，以利…     

从第二步利改税看税收的调节性与调节范围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宏伟历史任务。与此相适应,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作为重要经济杠杆的税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必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本文拟对税收的调节性问题作些初步探讨。税收的财政职能是为国家积累资金,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税收这种财政职能的特征有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国家用法律赋予税收以权力性来取得财政收入,保证国家行政开支和建设的需要,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极为重要的。“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这指的是税收的财政职能。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征收高额累进税”作为“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的     

预算制度：理论逻辑、改革实践及优化路径

预算制度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对重塑公共治理结构具有重大意义。预算制度通过对预算过程的控制，达到改善预算结果的目的。在我国预算制度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结构”“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三种改革实践模式，在预算制度的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此同时，还面临预算权力形式化与碎片化并存、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缺乏有效融合以及社会监督效果有限等现实问题。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重塑人大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加强财政部门的统筹管理功能，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透明度等，从而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支柱作用。     

税收竞争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作用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8—2020年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举借环节的增量风险以及使用环节的绩效水平为切入点，分析税收竞争对隐性债务治理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地区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尚处于合理范围内，良性的税收竞争降低了隐性债务举借环节的增量风险，提高了使用环节的绩效水平。随着《新预算法》的颁布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的推出，税收竞争改善隐性债务治理的作用被削弱。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税收竞争通过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改善对隐性债务的治理，并通过缓解预算软约束问题降低隐性债务举借环节的增量风险。审计揭示、整改功能的发挥对税收竞争提高债务资金的使用绩效有负向的调节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竞争影响隐性债务治理的效果在竞争强度、债务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有所差异。文章的研究对税收竞争结合金融审计改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并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效率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社会化小农：一个尝试的分析框架——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是中国乡村研究的三大分析框架。文章通过对三大分析框架下的中国农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三大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乡村治理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横向上看,三大分析框架缺少治理主体,未能从农民个体的角度深入研究乡村治理问题;从纵向上看,缺少时间变量,未能从动态的视角解释乡村治理的变迁问题。针对三大分析框架所面临的解释难题,文章试图从农民个体出发,从经济与社会视角出发,建构一个能够包含农民、村庄、社会(包括市场)、国家的分析框架———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以此来解释中国乡村治理及其转型。     

改进个体税收会计凭证 变换个体税收征纳方式

国家税务总局“九五”及2010年税收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的确立，对税收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个体税收工作同样面临艰巨任务．但目前看，各地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征期工作压力大、征管不规范等问题．对此，谈谈改进的办法。一、主要表现在基层个体税收征期中，确实存在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的反差。个体税收税管员征期工作与普通收款员日常工作相比，大体有以下不同：（一）涉税表、证、档案等多而且杂．对每一笔款，税管员都要查检申报表，填写完税证，再将申报表或业户请假条装人该业户纳税档案．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表、证、档案所记内容相…     

论税收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的作用

税收是国家宏观管理的一个重要杠杆,正确认识它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完善和运用税收机制,对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正确估价税收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的作用     

近代常关衰落与交通格局的变迁

清代前期,榷关税收是第三大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常关不断衰落,其主要体现在一是税收减少、二是征税官员视常关职务为畏途。随着西方对华侵略的加剧,近代中国交通格局友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导致常关衰落的主要原因。     

城乡一体中的治理合流 ——基于“特色小镇”的政策议题

建立什么样的城市既是一个国家治理中的政策设计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治理中的路径选择问题。由地方政府发起的特色小镇建设，既是一个地方城市化政策的先行尝试，也是不同地方政府间治理协同的过程。在特色小镇建设的推进中，还同时面临着市场本位和国家本位的博弈。总体上看，特色小镇不但应该纳入国家城市化的总体战略，也应该尊重地方政策创新的积极成果，在城乡治理合流中实现产业转型、人口导入和文化传承的功能融合。     

政策工具是否能有效改善水环境质量——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近年来，政策工具在不同类型的政府治理情境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环境政策工具作为实现环境治理政策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在各类环境治理领域倍受青睐。目前，中国的水环境治理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难度更大、范围更广。本文以2008—2019年30个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法（BMA）研究发现：控制型、市场型、自愿型三类政策工具均有效改进了水环境质量，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在控制水污染排放时所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加大环保部门的投入和执法强度对抑制水污染排放的作用最为显著，地方政府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规的影响效果有限；排污费（税）的征收对抑制水污染排放的作用要强于政府在水污染治理和环保设施方面的投资；对环境污染的信访举报有效推动了水污染问题的解决，人大、政协的提案对水污染治理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表明，不同政策领域的问题情境存在差异，其所涉及的管理部门特征并不相同，在不同的治理领域与治理情境中，我们始终需要寻求政策工具与政策产出之间的平衡点，通过设计更加优化的政策组合以发挥不同政策工具的最大效能。因此，在“十四五”时期的水环境治理中，应针对不同环境治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