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视域下的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林冲故事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述写林冲故事的相关章节构成互文性关联,这一互文关系不仅建立在文本表层的环境描写和叙事结构上,也根植于文本深层吕纬甫、“我”、林冲以及鲁迅四人的内在联系上。通过《在酒楼上》隐藏的《水浒传》文本,一方面可以看到鲁迅个人伤痛的抒发,另一方面也能探寻到鲁迅对革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水浒“游勇”的命运影射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酒楼上》的真正主人公“我”最终走上了继续抗争的道路,体现出鲁迅永远革命的斗志。     

茅盾论鲁迅的思想发展：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1956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茅盾作了题为《鲁迅一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报告,论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认为,“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1927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妨以此为分界而称为前期后期……”这就是说,以1927年为分界,鲁迅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27年以前,鲁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以后,鲁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就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新论,超越了瞿秋白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显得更为科学。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     

郭沫若与茅盾:从意志自由到历史必然——中国现代文学的哲学透视之二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曾经与文学革命结成同盟,鲁迅从早年信奉“意力主义”到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可以作为一例个案(参见拙文《论鲁迅的“意力主义”及其超越——中国现代文学的哲学透视之一》,《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类似的情形见之于郭沫若与茅盾的心路历程,这两位文学大师都曾在五四时代颂扬自由意志,到大革命时代接受唯物史观,对历史必然性作了不同的探索,传达了近代文学革命的哲学指向。     

与改良相通的近代中国“大革命”

从清季开始,在中国的思想论域中逐渐形成一种“大革命”观,即革命不一定是政治的,且不必是一次性的;它在时间上是可持续的,在空间上是广泛存在而可分割的,即革命可以分解到多个时段、各个领域,并积少成多,以成其“大”.这样的广义大革命涵括了政治革命,又超越于政治革命,体现出明显的非暴力倾向,而与全面、彻底的改良相通.正因此,革命造成的改变可能探及根本,导致天崩地裂的文化大转换,因而是划时代的.     

试析鲁迅的“民主革命”观

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作为现代作家的鲁迅，首先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具有理想性的思考，初步形成其“民主革命”观；其次是这一思考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进行了具有现实性的不断修正，以完成其“民主革命”观，并以此引导着民主与革命的中国之思。     

鲁迅论章太炎的倒退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在学术上又是卓有成就的学者,鲁迅称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晚年从一个革命前驱倒退成为“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这是什么原因呢?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是有所论述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论者却根据鲁迅的论述,把章太炎颓唐倒退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脱离人民群众和时代的革命斗争。例如有一篇文章说: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后,时代前进了,革命深入了,他不仅没有继续前进,反而后退了,教训何等深刻。”又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这是鲁迅总结章太炎后期之所以落伍的一个深刻教训。”(见周建人:《回忆鲁迅》第40、44页)还有一篇文章也说鲁迅认为章太炎倒退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不是符合鲁迅的论述和看法呢?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对章太炎的倒退是有过两种论述的意见的。不过他的论述不是从正面而是从侧面来论述的。他把章太炎和高尔基作了对比来进行分析论     

情归革命——从《白毛女》看“革命时代的爱情”书写

纵观左翼文学到文革文学,仅就人性中的爱情话题而言,《白毛女》所呈现的是一个从革命文学“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向文革文学的无性别写作的过渡性文本。在对《白毛女》的不断改造中,人性的文学表达经历了一个浮沉跌宕的过程,它也预示着人性,特别是“革命时代的爱情”必然要经受政治考验的艰难历程。     

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划时代的战斗的诗篇——《野草》

《野草》是出现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开始这一段时间内的最早的一部散文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一部散文诗集。它写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当时是自有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时代,也是人民大众最渴望光明的时代。从《野草》的《题辞》看,我们就明白鲁迅所以用“野草”命名,是有着深长的积极意义的,野草象征着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大众“各各夺取它的生存”,而且迫切地期待革命(所谓“地火”)的爆发。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研究《野草》,就不能停顿在把它看作“格言”的阶段上,     

论鲁迅的两次自我否定

<正> 一般比较重视鲁迅大革命时期从“逆子贰臣”到“现代革命圣人”的思想转变,但忽略了作为文学家鲁迅的文学观的变化。同时对他早年发生的另一次重大思想转变研究不够。我们拟把鲁迅的两次转变结合起来,把他的思想和艺术结合起来,对鲁迅作一考察。否定——鲁迅的自觉扬弃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进行坚决否定与无情批判的过程中,鲁迅也进行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最醒目的是他对文艺的态度。他从1906年弃医学文后,对文艺的作用备极推崇,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是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但二十五年后,鲁迅却说:“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虽然鲁迅此后并     

学习茅盾同志 正确研究鲁迅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毛泽东同志给了最深刻最科学最全面最崇高的评价。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及其杂文的战斗意义和艺术价值,瞿秋白同志在中国第一个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折。然而,最早开始对鲁迅作品作了正确评价并阐明应当如何研究鲁迅的,则是我国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同志。早在1921年,茅盾同志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就说:“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小说月报》12卷8期)1922年当《阿Q正传》刚刚发表四章,茅盾同志便立即指出,它“实是一部杰作”。(《小说月报》13卷2期《通讯栏》)1923年,他又写了《读<呐喊>》,对《呐喊》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作了全面的评价,最后写道:“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文学周报》91期)表示了对鲁迅崇高的故意。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后,鲁迅受“新月派”文人陈源之流的恶意歪曲,茅盾     

“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学术界一般把文字的产生、冶金术的发明、城邦或都市的出现看作是文明的特征 ,而这些现象又往往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因此 ,许多学者都认为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本文作者认为 ,人类文明发生的关键是生产性的生产———植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的形成 ,这两种技能是一般动物所不具有的。人类从攫取性的渔猎生产过渡到生产性的农牧业生产 ,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革命 ,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 ,学术界多认为起源于黄帝时代。本文认为 ,“农业革命”是人类脱离原始状态的革命 ,同时也是文明起源的关键一环。中华文明起源也一样 ,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分别从神话传说和考古资料来论证炎帝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 ,论证炎帝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创始人 ,中华的文明的起源时代应该是炎帝时代     

"有机"革命的两难--革命论争中的鲁迅

革命仿佛明暗之间游离的"影子",它不仅是时代的写照而且成为走进鲁迅精神世界的屏障,葛兰西的"有机的"革命,虽然可以用来描述鲁迅的革命状态,但革命与个体的交错,时代的进化式发展,使鲁迅感到融入的困难与脱离的艰辛.真正懂得革命主体和主体革命的鲁迅,却不被"真正"的革命者所懂.     

论鲁迅的“意力主义”及其超越——中国现代文学的哲学透视之一

人们读鲁迅,常常见到一位孤独的勇士,傲然怒对顽固的旧营垒,高高地举起了投枪。纵然蚁群似的庸众,嬉笑嘲骂麻木吆喝,也丝毫不能撼动其斗志,这确实是鲁迅人格令人仰之弥高的重要特征。然而,视鲁迅为超然于时代的孤独者,终究是一种误解,无论对于时代还是对于鲁迅。他一生上下求索,是一位具有深刻的思想穿透力的精神界战士;但是他的思想又是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总进程合拍的:五四时代的进化论者,大革命后完成思想的飞跃,转变到唯物史观。而且作为进化论者的鲁迅,又是信奉“意力主义”(唯意志论)     

毛泽东的鲁迅论及其在桂林文化城的传播和发展

近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在桂林文化城的传播问题的研究，引起了有关专家的重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毛泽东的鲁迅论及其桂林文化城的传播和发展，却至今无人论及。本文拟对此提出一些肤浅看法。一毛泽东的鲁迅论即毛泽东关于鲁迅及其著述的论述，其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鲁迅论集中于他的四篇著作：《鲁迅论──在”陕公”纪念大会上演辞》、《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四篇著作又以前两篇最为重要。第一篇是毛泽东的鲁迅论的奠基作；第二篇中关于“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齐天太圣”解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胡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六一二页。) 鲁迅这段话中的“齐天太圣”一语,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对此语的注释是: “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即孙悟空。孙悟空翻如来掌心的故事,见《西游记》第七回。这条注释说“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认为是鲁迅写信时在“大”字上多写了一点,形成了笔误。其实不然。查鲁迅书信手稿,原信上写的确是“齐天太圣”,此四字并加有引号,清晰可辨,可见是鲁迅有意如此写的。     

《鲁迅学刊》“鲁迅诞辰百年纪念特刊”出版

东北鲁迅学会主办《鲁迅学刊》1981年第二期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特刊”,已于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前夕的九月一日出版,篇幅比第一期增加一倍。这一期里刊登了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期以“独应”笔名发表的佚文四篇,同时发表了发现这四篇佚文的彭定安、马蹄疾的对这四篇佚文的长篇考证文章。本期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全国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唐弢同志给本刊编者的信和黄源、李何林同志为本刊写的特约稿《在鲁迅身边》和《从     

“悠悠我思”=“百年”=“世纪”

鲁迅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致钱玄同信(《鲁迅书信集》第19信)中,提到一位“悠悠我思”。周作人著的《知堂回想录》中已说明,“悠悠我思”即陈百年。陈百年,名大斋,百年是他的字。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撰稿者。我们知道,鲁迅是喜欢而且很善于给别人起外号的。但为什么称陈百年为“悠悠我思”.却还值得作些考证。按,“悠悠我思”句出《诗经》,凡四见。《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郑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