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的三大城市群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全域及不同省份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从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外资利用四个层面分析影响环境污染水平的因素,最后得出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全域、湖北和江西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先增后减再增的"N型"特征,湖南则呈"正U型"特征。从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人口密度、科技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等因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污染均存在一定的影响,且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合作研究——基于鄂湘赣皖四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差异的比较分析

建设生态文明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共性,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EKC理论,利用长江中游城市群1995—2010年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数据建立了计量模型,探讨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及其趋势,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三个方面分析并解释了环境污染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揭示了省际之间的差异。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合作的政策建议。     

选择效应：异质性视角下的企业区位决策

传统企业区位决策研究过多关注比较优势、地理嵌入外部性、中间投入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忽视企业内生性行为及其互动策略的可能作用。本文在连续同质性空间中引入＂生产技术—产品差异＂的耦合因素,构建了一个基于生产效率（技术水平）异质性的企业区位决策模型,分析了不同消费偏好分布会引致的竞争（分离）效应、选择（逃离竞争）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及差异化策略效应如何影响空间行为模式的形成。研究结果表明,当垄断（异质性或差异化）类市场需求（消费者）比例很高时,企业会选择集聚策略;当竞争（同质性）类消费比例很高时,企业会选择尽量远离对方的策略;当二者数量相差不是很大时,企业会选择中间状态。选择与竞争行为直接影响了企业区位决策,从而为企业成长和产业布局提供了新实践思路。     

西方现代区位理论述评

西方现代区位理论是在古典区位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古典区位论的假设条件不断放宽，使其更能在一般的条件下较为准确地解释现实经济，从而更好地指导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活动。在现代区位论里，新古典区位论放宽了古典区位论的某些假设条件，坚持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变量，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使区位选择研究从局部均衡向一般均衡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派区位论利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并借助萨缪尔森的“冰山”原理以及后来的博弈论和计算机技术等分析工具，把区位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表达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使区位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携手共同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

当前,中国的区域竞争正在由个体竞争走向群体竞争。在这种群体竞争的新时代,城市群正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成为提升国家竞争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导地区,成为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从国家层面看,当前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整合资源和产业链,强化分工合作和一体化,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并以此为载体推动形成长江中游经济区,使之成为世界规模级的人口、城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密集带,成为引领和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对提升中国国家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轨迹及特征研究

绿色发展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文章以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2010—2020年的绿色发展效率,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重心模型揭示其时空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呈先降后升的浅"V"型趋势,分地区看,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2)核密度曲线由左侧"单峰"分布逐渐转向"M"型双峰分布,高低值各自聚集的"俱乐部收敛"现象显现;(3)绿色发展效率重心逐渐向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地区迁移,经度变化范围大于纬度变化范围,波动范围随时间迁移均愈发扩大,东西区域不平衡性较为突出。鉴于此,文章提出因地制宜推进绿色发展、畅通区域之间协调联动、树牢绿色发展理念等政策建议,以助推长江中游城市群实现绿色发展转型。     

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对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分析

文章基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算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空间网络结构和绿色发展绩效,识别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对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外向关联度显著提升了绿色发展绩效,而内向关联度对绿色发展绩效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城市群绿色发展的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并存。异质性分析显示,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回归结果与基准保持一致,而成渝城市群两类关联度均提升了绿色发展绩效;2014年以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向关联度对绿色发展绩效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而外向关联度对绿色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变大。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影响绿色发展绩效的重要机制。     

构建扬子江创意城市群的内生动力与成长策略

江苏首创建设扬子江创意城市群,这是一种新的制度型创新和地域生产力结构优化的前瞻性探索,是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群”的必然担当,是主动参与全球竞争并介入全球城市文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战略创新。城市发展需要一个具有“人文区位”价值空间的基础,即城市人文区位的“城市文化资本”属性。江苏沿江八市以长江为“轴”和纽带,虽然隔江相望,但是都已经提出全面跨江发展的具体要求和战略,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在地域生产结构和格局上,以南京和苏州作为沿江八市城市群中的两个“发展极”,形成了一个在空间区位上具有特殊优势、在文化地理空间又有共性——“江南文化”作为同一性的文化底蕴,构成了一个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群的地域空间结构。可以通过创意产业的“淬火”与“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创造高质量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带)关系,形成一个被发现、被创意和被整合创新的区域性经济文化共同体,构筑高端产业发展的世界级创意产业城市群。     

创新环境、学习区域、集体学习与城市群竞争力研究

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群持续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持续的创新能力,其持续的创新能力则取决于其持续的学习能力,其持续的学习能力又取决于区域集体学习,城市群竞争力与创新环境、学习区域和集体学习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作为当代全球经济活动战略节点的城市群,具有创新环境、学习区域和集体学习三位一体的特征。我国城市群创新环境和集体学习的突出特点是基于创新岛和FDI的低水平学习区域。积极有效的集体学习,是形成高水平创新环境和学习区域,进而增强城市群竞争力,赢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     

技术进步、自然垄断边界与规制政策选择

技术进步是决定自然垄断边界的基本要素,由于技术进步、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变化使得自然垄断边界具有动态性.自然垄断边界动态性决定了规制边界的动态性,呈现出规制逐步弱化,竞争逐步增强的变化趋势,但这种变化趋势并不是无止境的,并不会出现竞争完全取代规制.在自然垄断性较强的领域,应采取激励性规制政策,在可竞争性领域,应采取反垄断政策,而在竞争与规制并存领域,应采用有效的接入政策,阻止厂商垄断势力对竞争的破坏性作用,确保竞争行为的开展,使竞争与规制共同发挥协同效应.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因素的变化及其启示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 ,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为跨国公司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传统投资区位因素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的影响程度及其性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因素的变化 ,对发展中国家引进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提供了某些启示     

"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的整合与建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创新研究

纵观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群正在成为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要素之一。中国正处在城市社会来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城市群的总体发展一直未能突破传统的体制性障碍,形成具有国际化功能大都市圈,更没有形成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城市群发展关系。面对全球化的城市竞争,城市群的发展及建构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中国的城市群要想在世界城市全球竞争的关系中占居世界经济价值链的高端区位,必须创造合理的、跨行政区域的、有内在市场机制关系的“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并通过构建新型的城市群结构体系,直接参与城市全球化的竞争,创造中国区域现代化示范区。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激发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赋能效果,已成为中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具体效应及中介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其作用机制包括人力资本机制和技术溢出机制。（2）相对于成渝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推动作用更显著。（3）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经济对周边城市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对推动中国制造业高水平“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潜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城市群府际环境合作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城市群作为一种新型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已成为各国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关键力量,对一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跨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展现在我们面前,危机态势也日趋严重,但是城市群内没有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合作困难重重,很多环境治理合作无法顺利进行或勉强维持也难以达到理想目标。对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关乎采取何种措施解决困境、破解难题。本文认为,我国城市群政府间环境合作治理困境是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意识淡薄、环境合作组织机构不完善、环境合作机制尚待完善以及城市群环境治理的合作法治尚待健全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FDI的供求机制与竞争性非均衡配置

决定FDI利用的关键是FDI的供求机制,供求机制不合理将会导致FDI的非均衡配置.因此,从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新角度出发,来研究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FDI最主要的供给主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考虑市场、基础设施、政策、劳动力和集聚经济效应等因素.FDI的需求主要受引资地区的资金短缺状况和FDI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利用FDI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区域配置不均衡,它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必须制订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外资利用政策,引导外资在区域间合理配置.同时,应进一步优化外资利用结构,提高外资利用的质量.     

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该文基于2016—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特征。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发展态势良好;两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但空间发展不均衡,总体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差异格局;成渝城市群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耦合协调度趋向协同发展,三大区域间差异呈缩小趋势,长江经济带协调度水平整体向好发展。最后,从加强政策引导与财政支持、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联防联控联治机制下城市间环境协作治理网络研究——基于5个国家级和5个区域性城市群的样本

联防联控机制是我国解决城市群内各城市间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的关键手段。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算2009—2019年5个国家级和5个区域性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网络密度、中心势;构建2019年5个国家级城市群和5个区域性城市群的2模网络图。研究表明：2009—2019年,10个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环境治理协作网络密度逐步上升,中心势整体为先上升后下降;部分城市仍处于城市群网络边缘,少数城市群内存在省际边界壁垒或跨省沟通障碍。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中部城市群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通过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品牌创新、创新环境5个方面设计城市群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依据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构建评价模型,对中部四大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进行定量评价,并对综合得分结果进行排名.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对中部四大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进行相应策略探讨.     

福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实证分析

福建民营企业在福建省"走出去"队伍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福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以下特点:在区位上具有注重全球区位市场均衡开拓,并在每个区位市场中又有重点;跨国经营以贸易销售、生产加工等活动为主,高附加值活动方面表现明显不足,但企业能够根据当地情况采取适合于自己的经营业务;投资模式上采取独资模式的占多数,合资模式其次,合作模式较少。优化福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思路是:产业选择和区位布局选择上要充分利用福建产业的相对比较优势;注重对外投资集群化发展;利用海外侨亲特色和世界闽商的地缘优势借船出海;对初次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小民营企业应更多选择与当地企业合资合作;建立健全政府支持体系。     

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演化博弈分析

返乡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是复杂的博弈竞争过程,受农民工初始财富、经济投资规模、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竞争拥挤、政府政策和在乡农民竞争等因素的非对称影响制约。众多因素不仅影响两者创业投资均衡策略、均衡水平、均衡变化方向与速度,而且影响其创业投资路径选择,导致两者投资具有多均衡性、多路径性、非对称性、初态依赖性与阶层分化性,创业投资将呈现出结构失衡状况。政府应该采取多样化政策措施,统筹平衡推进返乡精英农民工、普通农民工与在乡农民创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