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市场准入制度研究

市场准入是政府基于安全、效率和公平考虑而对企业或者其他主体进入某领域或地方的市场,从事一定的活动施加限制或加以禁止的制度措施.我国现行可再生能源市场准入制度以项目投资审核(备案)代替主体经营资格许可,混淆了二者的性质和功能.这一制度的完善思路是以实施市场主体经营资格许可为主,以项目审核(备案)和产品标准、认证为补充,同时对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及其经营的全过程实施立体、动态、滚动式的监管.     

国家建构下的社会进化：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分析

如何理解国家建构和社会进化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家推动社会建设之路径选择的重要问题。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理性观及其“自发秩序论”“建构原罪论”，不能解释中国政府主导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化的经验事实。作为一项国家建构行动，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充分说明：国家建构是政治吸纳以及嵌入、生产社会的理性行动过程，国家建构社会的组织框架、权力链条和行动方式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国家建构是社会实现有序演进的行动机制，国家建构了社会进化的基本秩序，为社会进化输送了养料，提升了社会进化的速度；国家建构更好地助推社会进化，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衔接，实现了国家建构的行动理性与社会演进的主体诉求的统一。     

社会政策过程中公众参与角色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

在社会政策过程中,公众应当既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主体,也是政策执行中政策目标指向的客体。如果以"嵌入性—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来描述公众与社会政策制定—执行过程的关系,则建国以来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角色先后经历了非嵌入的受益者、非嵌入的受损者和嵌入的利益相关者这三个阶段。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角色转变展示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历史、现状,也预示着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未来趋向。     

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作为新双轨制的增量部分,项目制旨在通过国家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等项目手段,突破以单位制为代表的原有科层体制的束缚,遏制市场体制所造成的分化效应,加大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投入。以项目制为核心确立的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级治理机制,并对基层社会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项目制所引起的基层集体债务、部门利益化以及体制的系统风险,对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深度嵌合:乡域政治中的精英互动——以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

该文以发生在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探索在乡域政治运作过程中,以乡镇干部为代表的国家精英、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双重精英和以地方能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文本的叙事性描述和“过程—事件”分析,研究发现在国家权力的实践过程中,乡域政治中各精英主体深度嵌入乡村熟人社会结构,通过体制、权力、文化和关系等共同运作...     

“双重嵌入”:国家汲取能力的新建构——以“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为例

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力量的增长和公共需求的日益多元使得党和政府在公共治理领域必须面对“不断增长的责任”与“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矛盾。提升国家汲取能力,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汲取是应对责能困境的有效方案。透过对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中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双重嵌入”模式是提升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有效途径。“双重嵌入”模式将政府汲取资源的过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政府实现对掌控资源主体的广泛动员。第二阶段政府实现对资源流向及使用方式的精准调控。在上述两个阶段中,政府灵活运用结构性嵌入和价值性嵌入手段,先后两次嵌入社会实现资源汲取目标。政府“双重嵌入”汲取社会资源的过程,也是政府与社会利益共赢的过程。     

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

县域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后呈现出新的运作模式,融资平台和项目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央政府规制的一种应对策略。通过对县域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城市化项目经营现象的考察,提出"行政—政治—公司"三位一体统合治理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借助"项目平台",通过行政审批权获得对土地等核心资源的垄断权力,通过政治动员发挥主导力量,通过公司制承担经济发展主体的角色,县域政府的权力、意志、绩效三者空前地互为推动,产生出新的活力。这种统合治理模式渗入城乡建设的各个层面,使得政府的能量和作用远远超出以往研究对其的定位。这种角色的演变,正是县域城市(镇)化既突飞猛进又困境重重的重要原因。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层次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有完备的市场体系，市场体系的核心就是市场的主体。而市场主体具有多层次性，对于这一问题的全面认识，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内涵及其多层次性所谓市场主体，就是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和自我组织等多功能，对交换的客体拥有产权，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实际从事产权转让交易活动的市场供给者和市场需求者及其集合。这一定义所揭示的市场主体的墓本内涵是：（1）市场主体是自主决策者；（2）市场主体拥有独立的产权；（3）市场主体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     

项目治乡：项目制基层执行中“规则转化”与治理

专项转移支付已经成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重要形式，项目制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目前研究存在“制度”与“利益”两种分析框架，两者对项目制价值的整体判断有着尖锐的对立。本文以“乡镇”为项目制的研究起点，用“变通”理论观照项目制的基层执行，把项目制在基层的执行要素分解为四个方面：制度、结构、关系和技术。本文认为，项目制执行除发包部门的官僚制运作外，还必须经常性地转化基层权力系统和启用社会机制，才能有效提升项目的执行力和实现项目的最终落地。     

复合嵌入性:我国地方教育政策转移的一种解释框架

"嵌入性"可以分为政治嵌入性、制度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关系嵌入性、技术嵌入性六种类型。教育政策转移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策转移能够"嵌入"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与文化结构,促使移入教育政策与移入地区形成尽可能多的"重叠知识"。根据"复合嵌入性"的解释框架,地方教育政策转移是实现"复合嵌入性"的动态耦合过程。教育公共政策转移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依赖政策转移的"嵌入性"程度。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农村社区治理中底层群体的主体性——基于珠三角粤村的个案分析

珠三角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表明，三十多年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所催生的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经济精英和权力精英高度一体化，垄断了各种资源，普通人则沦为社会底层，丧失了话语权。政府以项目制方式介入农村社区治理，严重依赖地方精英的配合，而地方精英则借助国家权力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日常生活中的底层表现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沉默并不代表主体性的完全消逝，公开或隐秘的“日常抵抗”无所不在。要达成真正的善治，须重建社区的公共性和底层的主体性。     

长效机制: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一个系统视角

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视角。只有对农民增收系统的构成要素和环境要素等进行科学分析,才能正确认识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构建的现实依据和外部条件,从而进一步明确国家、地方政府、涉农企业、农民组织和农民个体等利益主体相关的制度安排、利益取向、市场定位和生产经营行为,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系统的农民收入格局。     

各利益主体权衡下的农民土地征收与补偿制度研究

论文对各利益相关主体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博弈策略进行分析,构建了土地征收与补偿过程中博弈分析总体架构,然后利用该框架分析了地方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间的博弈过程,以构建土地征收过程的博弈模型及求解相关利益主体均衡,为土地征收与补偿立法提供理论依据。     

“结构化”理论视野下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兼论“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的融通转换

在考察经济行为发生的认识论根源基础上,"结构化"视野的引入为经济行为的"嵌入性"提供了一个拓展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将"实践性"、"历史性"和"情境性"引入到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经济行为中,揭示了经济行为"结构化"的过程,认为"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是交织在一起的,二者在"结构化"的进程中融通转换,社会制度和普遍的道德规范也因此而得到生产和再生产。     

论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作为消费主体发挥作用,决定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目的、方向和前途,并在商品结构调整中、在对代理人经济活动的监督中和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创新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消费者需求是市场需求组成的基础,是市场调节的依据,是市场引导的方向。消费者利益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消费者利益引导其他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方向,是其他市场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的动力;消费者利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目的,可调动各种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     

信誉主体及其产权基础

经济学视域中的信誉是坚持诚实交易、信守合约所获得的声誉。经济学所分析的信誉主体是指那些诚实交易、信守合约的个人和组织。从现实社会看,经济学的信誉主体仅仅是市场主体之一部分。由市场主体必须是产权主体的命题,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信誉主体必须是产权主体的命题。产权是信誉主体确立的基础,原因在于第一,置信的承诺显然与主体履约能力的大小密切相关;第二,交易性互动必须建立在交易各方的产权基础之上;第三,有恒产者追求的已不再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长期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失信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贫困情境下本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社会嵌入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基于贫困地区特定情境,构建了本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模型,选取武陵山片区10家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探讨了在初始条件约束下本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本地能力是企业成长的基础,贫困地区企业通过社会嵌入来发现和利用自然资源、知识技能、制度禀赋、硬件设施等本地能力,进而获取某些稀缺发展资源,以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由于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禀赋,而在内部管理和外部营商环境方面有所不足,其形成的"资源诅咒"效应限制了本地企业的成长。社会嵌入不仅直接影响贫困地区企业成长,其不同维度在本地能力作用于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表现方式不同。其中,关系嵌入有助于企业与诸多利益主体连接成利益共同体,有助于塑成内部能力和获取资源;结构嵌入有助于形成优势营商环境,优化企业发展外部条件。相关研究不仅可以丰富贫困情境下的企业成长理论,也为贫困地区企业实现包容性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中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分配模式

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其实质就是围绕一个或多个相关的农副产品项目，组织众多的主体参与，进行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新的产业体系的过程。其中，经济利益是各方主体追求的共同目标，利益分配关系是一体化经营系统内部各产业、各环节之...     

“权力-利益”之网中经营者群体利益的实现：对一个汽车配件市场经营场地变迁的分析

文章以一个汽车配件市场经营场地的变迁为案例，分析了“权力—利益”之网中经营者群体利益的实现过程及程度，指出，即便是在强势的政治权力和市场利益面前，经营者仍然可以利用政府部门和开发商集团对市场繁荣的期许和承诺，采取策略性行动，争取有利于市场繁荣的资源，促进其经营利益的实现；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培育出了可以与市场力量抗衡的社会权力，社会权力蕴含在经营者的熟悉关系网络和商会组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