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衙前役法考论

北宋衙前役法中的"长名衙前"并非"投名衙前",前者是一种衙前称谓,后者是一种应役方式,长名衙前多由乡户投充。衙前投名与否和役法性质并无关系,"长名衙前"和"投名衙前"均具有同一的自愿性。元祐元年司马光主持恢复差役法,虽云规避诸路疑惑而改衙前"雇募"为"招募",并不能遮蔽执政者回避免役法的事实。文献中常见的"助役"与"免役",虽指熙宁役法变革中前后两种近似的役法,但却遭遇两种不同的时代境遇。熙宁四年由"助役"改为"免役",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明晰了役户的责任属性,应役者出钱雇募实现应役身份转移,或代役者角色的法理化,当是北宋役法演变过程中一抹浓彩。北宋衙前役法屡改屡变,甚至牵涉整个时代的役法变革,其主要原因是衙前经历重难后往往赔费,轮差衙前难免造成乡村形势户之间的矛盾。但这并不是决定衙前役法更革的关键,能否从物质方面激励应募者或代役者,是否从社会角色转移方面解决应役身份转移,才是政府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役法问题的关键。     

论衙前在北宋的转化

衙前是北宋的一种职役 ,担负收管官物的重任。衙前在北宋中期是胥吏与乡户差役并存 ,以后乡户充差的比例逐步降低 ,到北宋末期衙前已转化为专门的低级官吏。从胥吏与乡户差役并存到合流为小吏 ,这种转化是适应北宋的财政状况而发生的。     

北宋差役中的南北差异

北宋时期的差役,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特权和负担两类。差役中的州县役,主要是管理和押运官物,供州县各级衙门驱使奔走和管理各类杂事,如衙前、承符、手力、散从官等,是乡村地主上户通过职役承担了封建官府规定的一些义务,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封建国家的矛盾,这部份差役实际上已转化为劳役,是充役户的负担。正是由于这部分差役已转化为劳役,成为负担,所以才引起充役户的不满,而这不满,又受南北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使南北方充役户在这些差役上的利害关系和要求有所不同。     

明代一条鞭法问题研究

史学界对一条鞭法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它是一般的赋役制度,反正封建统治者要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就必须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奴役,就需要有一套赋役制度.也有的认为它在明中后期出现不是偶然的,确有其封建社会后期的特征,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毫无联系.也有的认为一条鞭法纯属一种役法的改革(和北宋王安石免役法是一脉相承的),并未涉及到田赋改革的问题.另外,一条鞭法是谁开始创行的也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试述一孔之见.     

评司马光在役法问题上的主张与实践

在北宋熙、丰年间的变法中,王安石提出改差役为雇役(耆长、壮丁除外),其好处有:一、符合《周官》中王制所记关于“庶人在官”的精神;二、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可达到均贫如一;三、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则农时不夺;并认为,行此法必致民安国富。王安石还指出,新法施行成败的关键系于“人”,所谓“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①但是,在司马光看来,不仅官吏执法上有问题,就是免役法本身也不好;以雇代差,一概出钱,违反了传统的、合理的封建统治原则,因而施行结果,必然百弊丛生。他先后在《乞免苗役札子》、《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请更张新法札子》、《乞罢     

北宋熙丰时期的役钱征收与地方权限——兼评雇役法

推行雇役法、征收免役钱,是北宋熙丰变法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役钱,由此成为稳定基层统治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熙丰尤其是熙宁时期,宋神宗、王安石等坚持役钱作为地方财用的基本定位,使得朝廷在役钱征收方面赋予了地方较多的变通权限,中央主要通过仲裁、赏罚与推广地方经验等方式,来维持对地方行为的适度调控与引导。在役钱计征环节当中,州县对役钱的起征点与计征依据的权限尤其突出,而役钱立额则是中央与地方互动较多的部分。地方官府在确定役钱"立额"时,除了雇值等必要支出之外,差役时期乡差役人的隐性支出转变为财政显性支出,所增加的地方州县费用,以及役钱计征本身所造成的行政开支,也都被纳入其中。这是实际役钱宽剩率高于朝廷所规定"二分宽剩"的主要原因。这些开支大都是必要的,推动了宋代地方财政理性化、行政专业化的转型,不宜将之视为纯粹的聚敛,进而非议雇役法。     

适应新课程扮演新角色——论中小学教师角色的转变

本文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前提出发,认为教师要尽快适应新课程,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教和学生学,将不断让位于师生互教互学,因而传统的知识传授中的教师角色应发生如下变化由重传授向重发展转变;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转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化;由统一性的教育者向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者转化.     

试论皮尔在《谷物法》废除问题上态度的转变

《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由传统的保护贸易政策向自由贸易政策的转变。首相罗伯特·皮尔在《谷物法》废除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皮尔始终支持废除《谷物法》 ,事实上皮尔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由反对到温和的改革 ,最后到坚决废除这么一个过程 ,这一前后态度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辽代殿试考辨

辽代殿试成为常制始于重熙五年。辽圣宗效仿北宋科举制度,开始进行贡举改革。兴宗重熙五年殿试之后,科举殿试成为常制,皇帝对及第进士的恩赐仪式也开始制度化。从重熙五年开始,兴宗、道宗、天祚帝诸朝举行科举考试时,在正常的情况下,进士一科当都有殿试一级考试。辽人所谓的"殿试进士",当指礼部中选、参加殿试而未中第者。辽代科举增设殿试后,及第进士通常直接释褐授官,像唐代那样比较严格的"守选"制度在辽代应没有形成。     

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读叶坦《大变法》

发生在十一世纪中期的王安石变法，由于其变革的激烈及对社会的震动极大，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间，凡谈政治变革，必然提到王安石变法。他始终是政治史的热点。北宋由王安石等人积极倡导的这场改革，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一１０８５年），也称熙丰变法，是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是在当朝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可是轰轰烈烈兴师动众的变法失败了。它失败得那么惨，所有的改革措施均在王安石退位以后—一撤除，连他与宋神宗经过两年切磋研究苦心经营，旨在强国富民，朝廷受惠最大的免役法也被罢废，至此…     

北宋乐改考论

历代雅乐不相沿袭,北宋宫廷雅乐频繁改作,前后经历"六变",主要体现是乐律的改革和形器之变。除太祖年间乐制改革重树了唐末以后废坏的乐制体系外,其他五次改革,均是在否定前制基础上的创新。雅乐多变及其试图标新立异与当时的思想变革相联系,包含着宋儒对理想制度的追求。宋代的乐制改革,实则是现实政治力量频繁变动的结果,既符合这一时期"法令议论"的主题,亦显示出乐制在北宋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法律职业:迟到的兴起和早来的危机

中国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化走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近代以后,在外力的压迫下,法律制度被动地进行了改革;特别是在废除科举制之后,由于对西方的法律教育观念的吸收,从而对现代法律的职业化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法律职业化的兴起却伴随着危机的早来,比如,在模式选择、数量规模、自治与开放等问题上如何抉择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元代系官工匠的身份地位

元代系官匠户是官府局院的主要劳动者,在法律社会地位上,他们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人户一样,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事有与其他人户一样的法律地位.虽然在应役的具体环节上与其他人户有很大差异,但仍不能把他们视为低于凡人的"驱口"与工奴,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征调匠役、均衡徭役需要的特殊安排.其次,在经济地位上,元代有相当一部分系官匠户,除在官府应役之外,可在一定限度内,从事独立的生产经营,如种田纳税、开张店铺从事手工生产,这些表明他们拥有独立的家庭经济.不过,随着元代整体生产关系的倒退,工匠的人身束缚比前代还是大大加强,所受的奴役程度也大大加深.     

关于宋代行役的若干问题——与《中国经济史论丛》商榷

两宋时期,随着以开封和杭州为代表的封建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工商业者的组织——行会较前代更加发展,行会数量和入行人数大大增加。加入行会的工商业者叫做行户、行人或行铺,他们对官府承担着供纳物品、配借钱物、提供工役等义务。由于履行义务采取的是按行业和户等轮差的方式,故称“行役”,凡行户应役叫做“当行”。 傅筑夫先生所著《中国经济史论丛》(以下简称论丛》,三联书店一九八○年第一版)是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不乏严密的论证和独道的见解,但在论及宋代行役问题时,由于对个别史料的理解不够准确,致使有些立论难以成立。以下就与行役有关的几个问题与《论丛》商榷,不确之处,敬请指正。     

宋儒治道思想研究——基于"本朝百年无事"叙述维度的双重性

到宋仁宗嘉秸时期,北宋的稳固统治已历百年,宋儒开始频繁地通过"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见.这一叙述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描述性叙述,表现为美化本朝政治,增强过去的治安与现在的弊病的对比,藉以讽谏人君居安思危,保守祖宗基业;一是解释性叙述,亦即解释"本朝百年无事"的历史成因,从中提炼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治道准则,用以规范本朝政治的发展.虽然描述性叙述作为政治讽谏的一种方式,一直被宋儒延续下来,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解释性叙述逐渐成为主流.在对"本朝百年无事"成因的解释中,王安石提炼的治道准则,开启了北宋变法改革的大门;而其他人提炼的治道准则,却悄然关闭了宋代变法改革的大门.宋儒的"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是考察宋代政治与文化演进的一个有益视角.     

上海市医疗改革的公共政策分析

本文从公共政策角度,对当前的上海市医疗改革进行分析,认为今后的改革应坚持"公益性",以政府为主导力量,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以"全科医疗"为核心;改革公立医院,实行基本药物目录等方面,建立以综合医院为中心的大病医疗中心,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中心的小病医疗和防病中心的"两中心"格局,保证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从而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责"问题.     

构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脱节城镇化",农民未及时转变为市民的"伪城镇化",产业与城镇不结合的"被城镇化",缺乏绿色先行的"不可持续城镇化"。当前应加快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不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惩罚性赔偿与中国的侵权立法——兼谈现代侵权法的功能定位

文章对大陆法系传统的侵权法排斥惩罚性赔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随着民法的社会化,现代侵权法的功能应当由"补偿个体"向"考量社会利益"转变.具体来说,就是侵权法的基本功能不能仅仅只有"补偿",还应当包括"惩罚与预防",而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很好地实现现代侵权法的这些功能.因此,建议在我国未来的侵权立法中应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     

死刑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死刑,也称为生命刑,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一直是争论比较激烈的话题。死刑是一个历史性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存在也受到人们的质疑。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废除了死刑,但在我国,目前死刑还存在。所以国内有很多人士呼吁"保障人权",坚持废除死刑的呼声。而我国的死刑改革问题,应该立足中国的实际国情,不能简单的从人群的角度来看待,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从改革方向层面进行探讨。     

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续)

四、里甲正役的任务和里甲役制的演变应該首先指出,作为明代人民供应賦役的基层单位,里甲这个組織是田賦和一切徭役的主要担承者,这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田賦和一切徭都是通过里甲这个組織来征收的;其二,賦役的征收是采取連带負責制,一戶欠收由其他九戶补足,一甲欠收由其他九甲补足,而最后的負責者則为现年的甲首和里长,乡县政府是唯他們是問的。由于明政府賦役征发的不断增加,里甲所提供的賦役的种类和款目也不断增加,征发的对象和范围也日见扩大了,这是明代里甲制度史上的基本情况,相随而发生的就是各种役法的調整、改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