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研究基于972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因素方面的收入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环境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经济保障在增进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要重视农村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在增进农民幸福感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强化农村社会经济保障体系建设,以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就业质量、阶层定位与女性幸福感

基于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三期混合截面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估计实证检验就业质量对女性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表明,就业质量对女性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利用2SLS估计和ERM模型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当期阶层定位、预期阶层定位在就业质量对女性幸福感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从技能使用、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和工作进度自主中获得更高的幸福感,且这些就业质量分类指标对女性幸福感的积极效应依次减弱;照料压力大的女性更关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就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人力资本较低的女性在超时工作中获得更多幸福感。可见,为提升女性幸福感,应畅通女性职业发展与自我实现的渠道,充分发挥女性的市场劳动力价值;进一步健全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满足女性对当前及未来生存保障的渴望;充分关注女性雇员的多元化需求。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居民生活状况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功能性活动为中介变量考察了这一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基本医疗保险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保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需求满足度评价越高,其幸福感提升越明显;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休闲参与三个功能性活动要素,在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作为抵御健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公共产品,基本医疗保险是居民更好融入社会的基础性保障条件,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情感和认知体验,进而提升其幸福感水平。因此,在相应决策中要加强对参保居民的需求分析,重视提升制度实施的改善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关注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可行能力效能。     

社会救助中的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实证调查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社会救助作为托底民生保障的基础,对精准扶贫、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测量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和上海浦东新区社会救助政策实践来设计民生三感测量工具,以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救助对提升获得感有积极正面作用,而具体社会救助项目对民生三感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获得感是基础,对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直接作用;安全感是中间层次;获得感通过安全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安全感对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获得感。因此,要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应当关注救助效果,重点提升就业救助,提高救助项目分布的科学性并重视通过提升安全感来提高居民的最终幸福感。     

智能化城市治理中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更新带动城市治理革新,城市治理的变化是否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主观幸福感理论和满意度理论的整合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智能化城市治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居民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最大;居民对智能化城市治理的积极情绪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消极情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抑制作用;居民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质量和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价值通过提高居民满意度间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此,建议提升智能技术水平,优化体验,增强幸福感,完善引导机制,提升居民技术满意度。     

青年购房压力对生育焦虑的影响路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在高房价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购房压力是否引发、如何引发青年生育焦虑是极具社会意义的研究话题。已有研究往往着力于探讨购房与生育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但其中的影响机制却很少受到重视。本研究引入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作为购房压力影响生育焦虑的中介变量，然后利用对重庆市323位青年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购房压力对生育焦虑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购房压力除了能够直接作用于生育焦虑外，还能通过“购房压力→主观幸福感→生育焦虑”和“购房压力→社会公平感→主观幸福感→生育焦虑”这两条路径实现影响。最后，对于如何降低青年的购房压力和生育焦虑情绪，提高其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本研究得到了一些政策启示，如推行“租购同权”、引导大城市的产业分散至周边的中小城市等。     

市场制度、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工业结构的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广西实证检验

通过vAR模型动态地分析市场制度、高新技术产业和工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市场制度和工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长期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市场制度的完善都对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持续的促进效应;二者的影响程度虽然较弱,但具有长期持续的正向效应,并且三者之间也具有相互的正向效应。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将是完善市场制度和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市场制度、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工业结构三者之间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动态机制。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老年群体内在需求满足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以适老版移动政务“赣服通”为例

当下老年用户已成为移动政务领域新的用户增长点,探究老年用户的内在需求满足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对于改善公共服务、缩小数字鸿沟、提高社会公平、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依恋理论构建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模型,检验了不同制度和技术支持水平下老年用户的异质性。以适老版移动政务“赣服通”老年用户为调研对象进行模型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能力需求满足和关系需求满足对情感依恋有正向影响,同时通过情感依恋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自主需求满足对情感依恋没有显著作用。制度和技术支持在三种需求满足与情感依恋之间表现出不同强度的调节效应。建议适老版移动政务设计者进一步优化其设计与功能,不断提升老年用户的主观幸福感。     

土地流转何以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基于产权认知的视角

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深刻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价值评判和市场体验,是影响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土地流转锐化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获得感,改善了农民的市场体验,从而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能够产生被尊重感、公共事务参与感和“成人之美”的道德感,进而产生自我价值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道德获得感。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生成过程表明,要锐化与提升农民获得感应注重农民在经济社会实践中的情感态度与体验,让惠农举措与农民的思想意识及认知水平相协调。同时,要提升农民获得感不仅要定向、定点地给农民带来实惠,而且要在市场经济中丰富农民的经济机会和集体决策的内容,让农民在亲身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提升政治获得感。     

体育锻炼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正>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老年人群体受到大众与政府的关注。社会各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的趋势,不断推出各项举措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文章根据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制约因素,研究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提出增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机制、提高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积极性的对策。体育锻炼与老年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因果关系,参与体育锻炼次数越多,主观幸福感越高。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可以提高认知能力、强身健体,降低疾病风险,进而提高主观幸福感。     

领导权变激励、员工工作旺盛感与越轨创新行为——经验取样下的即时与延时效应

伴随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越轨创新成为员工创新行为的新模式.以往学者探讨了领导权变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但并未区分效应的即时性和延时性,忽略了领导权变激励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及其即时效应和延时效应.以综合激励模型为基础,通过工作旺盛感和自我提升价值观揭示领导权变激励对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借助经验取样法验证效应的即时性与延时性.基于对445单元动态数据的研究发现:领导权变激励对员工每日的工作旺盛感和越轨创新行为具有即时效应;自我提升价值观正向调节每日工作旺盛感与每日越轨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每日工作旺盛感在领导权变激励与每日越轨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基于对356单元滞后匹配数据的研究发现:领导权变激励对员工次日的工作旺盛感和越轨创新行为具有延时效应.研究结果揭示了领导权变激励对员工工作旺盛感和越轨创新行为的动态作用机制,丰富了激励理论研究,可为企业激活、管理员工工作旺盛感和越轨创新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父母情感温暖与社会责任感的关系:情绪智能和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

为了探究父母教养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机理,本研究构建了父母情感温暖通过情绪智能与自我效能感作用于社会责任感的链式中介模型。针对山西某高校大学生收集的465份有效问卷,利用AMOS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对链式中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父母情感温暖对社会责任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情绪智能与自我效能感分别在父母情感温暖对社会责任感的正向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情绪智能与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情感温暖对社会责任感的正向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智慧城市建设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人民福祉及获得感,重视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我国数字经济进入快车道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但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如何还有待检验。文章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可能的影响机制为,智慧城市建设提升了居民对于互联网服务的使用熟练度并促进了当地的电子政务发展。而异质性分析发现,目前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积极效应存在选择性,智慧城市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主要存在于非老龄人口、高收入人口和较大规模城市的居民群体中。因此,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重视信息通信等技术的应用,在提高居民的参与度与获得感的同时,更应当注重智慧城市建设政策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全面考虑不同群体的诉求。     

住房产权、婚姻状况与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社会工作者等群体幸福感是新时代民生保障工作的重要立足点.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对我国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其主观幸福感仅处于中等层次水平,并存在世代递减,户籍分化,个体差异等特征.就其影响机制而言,住房产权不仅对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并通过婚姻状况的中介而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具有双重影响,凸显住房产权影响的关键性.而住房产权对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随世代结构的演变而顺次降低,但其间接效应却随之显著提高,使得住房产权的效应结构因世代结构差异而完全不同;住房产权的总效应仍呈现沿世代结构演进而小幅度上升的态势,凸显其影响的世代结构性.因此,必须根据实际影响路径,采取相应对策以进一步提高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     

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及其门槛效应

在深入剖析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从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和资本市场结构三个层面探究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直接融资占比的提升确实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这一比例应被限定在适度的范围内;过于集中的银行业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第一门槛值与第三门槛值之间,中小板与创业板市值占比的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正向非线性影响效应。进一步,基于经济发展阶段门槛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过于集中的银行业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消极影响则持续弱化。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与村民信息消费成长效应

让农民投身电子商务,拓展其产品销售渠道,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同时在"干中学"增进信息消费,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消费市场视角的农村电子商务成长,村民在产销间信息互动实际上是开创双方的信息消费活动,推动村民信息消费成长。农村电子商务成长对村民的信息消费效应表现在:电子商务过程中的信息传递与互动使参与者同时产生对商务信息的使用与消费;新技术知识从电商企业或网店中溢出,电子商务应用者通过"干中学"获得知识,吸收能力越强获得知识也越多;电子商务的网购经济性正向地扩大农村电商用户群,同时引发村民群体学网、上网、用网,增进网络经济知识,形成群体知识效应。     

媒介信任影响政策遵从的双通道模式——基于政策评价的中介效应

媒介生态变革已形成了官方媒介与社会媒介并行的传播格局,这两类媒介信任如何影响政策遵从是传播学和公共管理的新议题。基于3846份问卷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官媒信任与社媒信任对政策遵从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的双通道模式：官媒信任可以直接提升政策遵从意愿,也可以通过政策认同、政策获得感间接提升政策遵从意愿;社媒信任不能直接影响政策遵从,而是通过政策获得感间接提升或通过政策认同间接降低政策遵从。两者的共同点是,政策评价在两条路径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政策获得感都具有强化政策认同进而提升政策遵从的作用。两者的区别在于,政策评价在社媒信任与政策遵从的关系中是完全中介作用,政策获得感与政策认同具有相反的作用效果。     

自恋型领导对员工知识隐藏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自恋型领导影响员工知识隐藏的作用机理,重点分析了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和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通过选择12家企业员工及其直接领导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层级回归等方法分析231份配对数据发现：自恋型领导对员工知识隐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心理安全感在自恋型领导与员工知识隐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负向调节自恋型领导与员工知识隐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