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原则在政府公共警告中的映射

行政法原则贯穿于全部行政法规范,约束行政权力的运作。政府公共警告作为一种新型行政行为亦无法摆脱行政法原则的映射效果。政府公共警告的实际运行应遵循合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准确性原则、及时性原则、行政应急原则等法律原则之要求。只有在全面反映行政法原则的前提下,政府公共警告决策才更具有情境合理性。     

试论非强制行政行为

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改变以往那种几乎清一色强制命令的行为方式。但目前对于一些非强制命令式的行政行为,尚无系统深入的理论上的研究。应将行政指导等行为概括为非强制行政行为。非强制行政行为既能够反映行政指导等行为最突出、显著的特征,同时也未否定排除权力因素的存在及作用。同时,这类行为有利于体现、标示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朝民主、服务、平等方向发展的趋势。作如此概括,旨在使这一类行政行为在我国行政法尤其是行政行为理论体系中居一席之地,最终推动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被广泛、自觉、有效应用。     

公共警告：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方式

随着人类社会迈入风险时代,现代公共警告制度开始兴起。风险社会是公共警告产生的事实原由,而公共服务理论、生存照顾理论、知情权理论是公共警告的三大理论基石。目前,学界对公共警告制度鲜有论述,对公共警告的概念界定仍存争议,因此,通过对公共警告的概念、特征、分类以及性质进行探讨,可以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公共警告的理解,并引发人们对公共警告制度的更多关注和思考,不断完善公共警告的运作理论,指导公共警告的具体实践。     

公共冲突管理中行政权力介入的效果及其限度

在冲突管理过程中,行政权力介入的效果受到冲突困境性质和冲突管理目标的限制。对于守约困境冲突和对抗困境冲突,行政权力的介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而对于隔绝困境冲突,行政权力的介入就起不到重要作用。以处置冲突为目标的冲突管理需要权力大力介入,但以化解和转化冲突为目标的冲突管理对行政权力介入的需求就比较间接。为了弥补行政权力介入的局限,一种重要的替代选择是威信介入,它既可以由有行政权力的人来实施,也可以由无权力的人来实施。     

论非强制行政行为

现代行政更多是给付行政、服务行政,政府行为的权力界限、作用范围不断扩张.非强制行政行为的积极作用在实践运用中能否真正得以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法治化水平的高低.通过对非强制行政行为在理论上进行梳理和探讨,并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益的对策,以推进其在实践中的发展.     

行政自制理论视角下的政府行为方式研究

行政自制理论是通过政府的自我控制进而实现行政权良性运作的一种行政法学理论,非强制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主动探寻符合行政管理规律的执法方式的结果,二者在本质特征和价值功能上具有同一性.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广泛实践为行政自制的可能提供了现实基础,行政自制理论为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化的实现并充分发挥其正效应提供了分析工具和认知模型.     

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法哲学探源

非强制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依照其职责和权限主动作出的,不以强制相对人服从、接受为特征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行政调解和行政信息服务等非强制权力手段。随着我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发展,非强制行政行为在实践操作和制度建构上都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在理论研究方面尚缺乏应有的深度。只有明晰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法哲学源流,沿着自由→强制→强制性行政行为→非强制行政行为的路径展开追溯,才能为进一步推进非强制行政实践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我国环境非强制行政行为的现状及改革方向

在环境行政领域运用非强制行政行为有助于社会主体在观念以及行动上对环境行政的认同,然而传统的环境行政行为往往忽视非强制行为的运用。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开始逐步涉及,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存在很多问题,难以实现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初衷。为了探究其原因,我们不仅要着眼于整个环境立法、环境管理体制的弊病,同时也要看到在行政观念领域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成功经验的介绍,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我国环境行政在整个管理体制方面和具体行政行为方面改革的大体方向。     

论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超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立场对当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回应,主要是通过揭示“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的范式困境,批判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并深入反思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现实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范式,其旨趣在于使公共服务的战略安排回归到社会发展的人性基石——“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针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公共服务的具体实际问题,“第三种范式”从公共利益的主体属性及其自由维度出发,要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完善违宪审查制度以及完善宪政秩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并从整体上拓展并畅通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的途径,建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服务体系,为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社会准备.     

试论行政行为公定力之有限性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限度的,无效的行政行为就没有公定力,相对人对之可以不予理睬甚至予以抵抗。但是在实践层面抵抗权的行使却处于尴尬的境地,由于实定法上行政行为无效制度的阙如,因而也就缺乏判断行政行为无效的可操作性标准。所以,立法上应确立行政行为无效制度。行政行为的有限性,除了行政行为的无效这种最主要的情形外,还包括在执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的例外。     

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化探讨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倡,在工商、城管、公安、狱政等领域开始了大量通过柔性的非强制执法实现管理目标的尝试,非强制行政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行政法现象。非强制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表现,亦有滥用的可能,有对其进行制度化的必要。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柔性、灵活性与适应性决定了立法规制和司法审查在功能上的局限,必须依赖行政机关制定的自我约束规则。     

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情境下的政府行为重塑

近年来,第三方评估由于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民间性的特点,日渐成为各级政府推进绩效评估的实践模式,我国的某些地区也在积极探索,但是由于起步较晚,其模式和技术还并不成熟,第三方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文章以第三方机构开展政府绩效评价背景下的政府行为选择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政府应该如何重塑自己的行为以期实现政府、第三方机构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促使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论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

准确界定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可为区分行政行为与其他行为、认定被诉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确定标准.行政行为成立,不需要主观要件,而需要同时具备行政主体(主体要件)、具体事件(客体要件)、行政处理(内容要件)、最终确定(程序要件)等四个要件.     

论行政行为的综合意志性

现代行政不再仅仅是行政主体单方意志性的表现,而是行政程序各方主体综合意志的表现。就强制性行政行为而言,表达和听取意见的权利义务规定性、表达和听取意见程序的法定性和必要性以及该程序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决定性意义等因素,决定了强制性行政也必然反映参与行政程序的各方主体的综合意志。而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形成过程,更充分表明了相对人意志构成其成立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实际上,行政行为包含和反映当事人的意见,既是现代公共行政观念的彰显,也是现代行政程序法治的必然结果。     

第三部门与公共赔偿制度

“第三部门”理论不仅是对某些组织的归纳 ,而且是一种对社会认识的新思维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新工具。建立与第三部门相适应的公共赔偿制度的必要性在于 :第三部门组织在构建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在法律地位的特殊性和完善法律制度、规范司法活动和保障合法权益的实践的需要。公共赔偿与国家赔偿和普通民事侵权赔偿相比较的区别主要有 :赔偿义务人的区别、归责原则的区别和赔偿范围的区别。     

试论公共外交主体与对象的多元性

公共外交是政府与社会组织或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其外交主体与对象具有多元化特点。公共外交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组织或社会公众。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外交对象既可以是他国社会组织与公众,也可以是本国社会组织或公众;以社会组织或社会公众为主体的公共外交对象既可以是他国政府,也可以是本国政府。正确认识公共外交主体与对象多元性特点对于发挥公共外交的"公共力",保证政府进行正确外交决策以及总结公共外交历史经验与教训,推动公共外交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第三部门与公共权力的关系

第三部门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 ,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的宗旨下 ,第三部门若要广泛介入我们的生活领域、发挥其功能 ,首要面临的问题即政府给予第三部门的合法性和行政权利空间的问题。第三部门是否具有公共权力 ,如若具有 ,它又是从何处获得并行使之的呢 ?本文就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与归纳。     

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侵权问题研究——以“腾讯与360之争”为视角

根据其开发是否获得软件著作权人的许可,第三方软件可以分为授权的第三方软件和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即第三方未征得主程序软件著作权人的同意而擅自针对主程序软件进行开发的辅助性软件。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也可以影响或改变主程序软件的具体应用功能,其中较为普遍的技术手段是修改与拦截。采用不同技术手段的第三方软件,其法律性质并不相同。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软件是否构成侵权应根据不同的技术手段进行具体分析。     

城市旅游公共行为比较研究

新构建的企业——政府测定表意在准确测定企业对国家宏观政策的知晓度,对政府间接调控的反响度,对直接公共行为的回应度。通过对两城市20个样本企业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不仅可以发现城市公共管理体制和旅游企业绩效存在着正相关线性关系趋势,而且可以看到不同旅游城市公共行为的差异。由此,三层次城市旅游管理体制显示出较明显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