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解题四则

哀郢 关于《哀郢》的创作背景和年代问题,至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三说。第一,哀放说。谓屈原被放逐之后因哀念故都,感叹身世遭遇而作此篇。王逸《楚辞章句》首倡此说。黄文焕《楚辞听直》认为屈原放逐是在顷襄王初年,又据《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则定《哀郢》作于顷襄王九年左右。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亦同黄说。第二,庄(足乔)     

《哀郢》非为“白起拔郢”“庄蹻暴郢”而作

《哀郢》是一首悲愤欲绝,令人一读三叹的诗篇。屈原为什么这样强烈地对郢都抒发哀思,古今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是为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沦陷而发;又有人别出新意,说怀王二十八年,庄(足乔)在郢都发动暴乱,九年后(顷襄王七年),屈原因“秦楚复和”触动情怀而写《哀郢》,以作“前事不忘”的回忆。我对这两说颇感怀     

屈原放逐行踪续考

拙作《屈原见到郢都论陷辨惑——兼辨屈原之放、之死(下简称《辨惑》。载《浙江师院学报》1979年1期)曾根据屈原《哀郢》、《涉江》的自述,作《〈哀郢〉〈涉江〉放逐行踪示意图》(按原名作“放逐路线”,今依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地图》说明改为“放逐行踪”,用“行踪”可包括放逐路线和放逐地点),其结论是屈原被放逐后离开郢都(在今湖北江陵市北),先到汉北住了九年,再被远放到江南溆浦(今湖南溆浦县),其行踪绘成略图,屈原被放逐所行路线及其所经和所居之地,历历分明,了然在目。但屈原从溆浦到汩罗江自沉的行踪,因与《辨惑》讨论的主要内容关系不大,当时遂置之以待另文论述。后因故搁下,今始得成此《续考》一篇,以了宿愿。要解决屈原从溆浦到汩罗的行踪问题,先得明白《怀沙》名篇的深意。明汪瑗《楚辞集解》不同意东方朔、司     

探《涉江》《哀郢》之作时、作地与作因──兼论《怀沙》和《悲回风》

清人蒋骥定《涉江》作于《哀郢》后，这一看法颇具代表性，为近现代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九章》中９篇作品，现在能确定作于顷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江南之后的有５篇，即《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照蒋氏的说法，这５篇中《哀郢》最先写出，写于...     

《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

《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赵逵夫《哀郢》一诗的背景、作时及所反映屈原的行踪。学者们一直看法不一。首先是对诗中“过夏首而西浮兮”和“上洞庭而下江”这两句的解释，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其次是屈原“背夏浦”而东行后的行踪，过去的一些解说，也都感到疑问很多...     

汉北云梦、屈原赋与屈原在怀朝的被放之地

一、从战国时汉水下游的地理状况看汉北的地望屈原在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顷襄王初年又放之“江南之野”（《史记·屈原列传》、王逸《九章序》）。关于江南之野其地，王逸未作具体说明，或以今日江南之地当之。如胡文英《屈骚指掌》注《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一...     

屈原“放逐”问题证辩

屈原放逐问题的研究,是屈原生平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由于司马迁《史记》先后涉及到“疏”、“绌”、“放流”、“迁”、“放”等,学术界对此颇多异辞。近现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王逸、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的基础上,作局部的调整或发挥,他们共同的前提是:屈原在郢都任职、遭谗、被疏;在汉北生活了一段时间;被流放江南。屈原放逐问题研究,在方法论上最大的误区是循环论证。鉴于条件,目前可以适当模糊一些、概括一些。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招魂》首尾释

两千多年来,多位研究《楚辞》的名家对《招魂》存在的问题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有些问题一直进展不大,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王逸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见《楚辞章句》)朱熹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哀闵屈原无罪放逐,恐其魂魄离散而不复还,遂因国俗,託帝命,假巫语以招之.”(见《楚辞集注》)     

楚文化研究三则

楚辞招魂篇发端诠释 太史公为屈原传有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以招魂为原作。洎王逸为《楚辞章句》谓为宋玉招屈之文。自后遂滋异说。朱晦庵《楚辞集注》亦以为宋玉所作。王船山《楚辞通释》大意同于叔师,惟以为作于顷襄之世,不以讽谏怀王之说为然。或以为屈原招怀王之辞。以其叙宫庭居室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非国君不足以当之。此论发自桐城吴汝纶,而张裕钊、     

《桔颂》创作时期浅探

《桔颂》在屈原现存的二十五篇作品中,内容新颖别致、体裁独具一格。它是我国最早的咏物之作,对后世咏物诗和咏物赋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桔颂》的创作年代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桔颂》是屈原青少年时期的作品。从清陈本礼到今人刘大杰、林庚等先生均持此说。但无论从《桔颂》的内容或形式来分析,此说却还值得商榷。自从王逸注“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一句说“南国,谓江南也。迁,徙也。言桔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之后,认为《桔颂》是屈原晚年被放逐江南以后所作的人,几乎都以此作     

也谈《九歌》的创作目的

《九歌》是屈原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内容的抒情诗集。历来对作品的创作时间及其意图见解各异。本文就其创作目的谈点自己的看法。汉代《楚辞》研究家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词,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俗,     

“《九歌》承王命作于怀王十七年说”质疑——与孙常叙先生商榷

《楚辞·九歌》产生的时代,王逸《楚辞章句》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缝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朱子《集注》亦有类似说法。但是,近代和现代学者,对王注多持否定态度。在入正题以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简单回顾。胡适在《读楚辞》中断言:“《九歌》和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见《胡适文存》卷二)游国恩、陆侃     

骚艺二札

“帷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对“美人”一词,古今楚辞研究者诠释纷纭。归纳起来,大致主要有四种解释: ①王逸说:“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楚辞章句》) ③黄文焕说;“美人,原自谓也。”(《楚辞听直》) ③纪昀说:“美人以谓盛壮之年耳。”(戴震《屈原赋注》引) ④马其昶说:“美人泛言贤士。”(《屈赋微》)古代笺注家多宗王注,近代学者常采黄说。如游国恩、刘永济先生(见所著《楚辞论文集》、《屈赋通笺》)等皆用黄说。上举四种说法的后三种说法不及王注更接近诗人创作意图的实     

浩浩其志通千古——《史记·屈原列传》“悲其志”探微

本文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入手 ,对屈原和司马迁作了某些方面的对比性研究 ,从而阐明了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一些独特用心。     

论《哀郢》所述“夏首”非后世之“汉口”

本文从对“夏水”得名及其走向、“夏首”所在位置等历史记载的考察,证明以武昌“夏口”为《哀郢》所述“夏首”,乃是对王逸注文的误解;“夏首”乃在江陵东南的“夏水首受江”处;以此解说“过夏首而西浮”,恰能深入地把握屈原离郢“东迁”时的恋阙真情,并能贯通“将运舟而下浮”之意。     

再论《哀郢》非“哀郢都之弃捐”——兼答曹大中同志

对屈原《九章·哀郢》的写作背景和内客主旨,治骚者至今仍有较大的争议。前几年,我曾先后撰写《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刊《江淮论坛》1981年1期)、《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刊《江汉论坛》1982年5期,对楚辞研究界占主导地位的     

《九歌》源流考略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丸歌》之曲。”这种说法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当时的楚国只有“南郢之邑”的沅湘才有《九歌》那样的巫风和祭歌。这并不全符合当时中国的民俗民风和《九歌》本身内容所暗示给我们的事实,兹作如下辩析。 (一)《九歌》反映了整个楚国甚至中原都有的风俗     

《九歌》是沅湘间少数民族的祭歌

<正>关于《九歌》的原来面目,最早记载,见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哀时命》为严忌代屈原设言辨——兼与《〈楚辞·哀时命〉试论》之作者商榷

王逸认为《哀时命》乃严忌“哀屈原”“叹而述之”之作 ;郑文先生认为《哀时命》为严忌之自述。文章从《楚辞》成书的角度一一辩驳郑文先生的观点 ,从屈作与《楚辞》中之汉人作品的种种共同点考察、分析《哀时命》与屈原思想之所以有某些差异的‘因原’,得出《哀时命》非严忌自述性作品 ,而是其代屈立言之作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