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边疆治理的思考

我国大陆地区数万公里的陆地边疆的治理绕不开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建制及民族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混用,再到“民族自治”,最后确定“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然而,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如“自治权利”有哪些内容,该如何行使等。尽管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已确定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边疆治理必须在此框架上开展。我国各边疆地区存在种种差异、发展不平衡,但边疆治理需要统一,应避免差别。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利”的实现不能简化为“机关民族化”及“党员民族化”,毕竟汉族与少数民族是相互依存的。边疆治理需积极地、变通地发展经济,缩小甚至消除差距,化边区为内地,边疆才能长治久安。     

“边疆”与民族——略论民族区域的治理逻辑

多民族国家都有相应的处理多民族或者多族群事务的方式,但并非所有的多民族或者多族群国家都对人口进行严格的分类识别。本研究试图借助福柯治理术的洞见来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治理逻辑。现代治理术的核心在于如何让民众相信,政府可以通过实现其意志来满足民众的诉求。然而,就我国而言,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主权为重中之重,这与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所谓"边疆"地区有关。中国国家的体制决定了国家是执政党的国家,在这样的理念下进行治理,"倾听"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决策者不根本改变有关执政理念,这种依据"边疆"的程度来对民族地区进行治理与控制的方式,无法给这些地区带来万象共生、和而不同的善治状态。     

国际视域下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拓展研究

为建构内外部沟通的“边疆”,有效推动中国边疆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本文在对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进行了理论抽象、拓展与概括。从内外部环境、安全与发展的维度出发,用外部国际关系、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内部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通过4×4矩阵可以划分为十六种类型：边缘封闭型、边缘封锁型、边缘合作型、边缘共享型、风险封闭型、风险封锁型、风险合作型、风险共享型、安定封闭型、安定封锁型、安定合作型、安定共享型、中心封闭型、中心封锁型、中心合作型、中心共享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六种边疆治理模式：安全合作模式、安全孤立模式、发展合作模式、发展孤立模式、“钟摆”模式和“多赢共享”模式。     

中国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三维探讨

从基本理念、方针政策和实践启示的三维视角,总结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可为21世纪西南边疆治理提供有益借鉴。边疆和疆域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词概念,中国边疆与中国观念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中国疆域形成和定型有其自身的规律。西南边疆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疆域范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历代王朝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活动,但历代王朝的“边政”少有主动介入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在西南边疆的渐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边疆治理的共识。清末边疆治理能力衰弱致使部分主权领土丧失,边疆社会和谐稳定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大一统秩序构建有利于中华民族认同,西南边疆治理经验构成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天下”到国家：清代的边界与边疆治理

在“天下”体系中,中央对边疆一直延续着一种忧患意识,这一意识无形中建构了中央与边疆的“区隔”。伴随着清代天下观的转变,这种区隔转变为一种融合。边疆在空间划分上呈现出从界线模糊到边界清晰的特征,在治理上呈现出从拱卫中央、维护统治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目标的转移,清代从而完成从“天下”到近代“国家”的转变,其边疆治理呈现出陆海兼顾的企图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倾向。在清代面临边疆危机的同时,中国边疆的近代化历程也由此展开,这一历程始终伴随着根植其中的“大一统”理念,并作为中华民族的黏合剂发挥重要作用。     

马福祥与清末及民国时期的蒙藏边疆治理

马福祥是近代以来回族官员的一个杰出代表.其在清末随仲兄马福禄镇压农民起义起家,每每在关键时刻与清政府和民国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先后在宁夏和绥远主政,并在晚年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先后处理过十三世达赖与塔尔寺僧众冲突等一系列蒙藏边疆纠纷和事务,其善于运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为维护边疆统一、稳定及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马福祥关于蒙藏治理思想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其最大的特点是正视现状,能从根本上寻求解决途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修建“高原铁路”的建议,而这些思想又集中反映在其著作《蒙藏状况》及一些文章与演讲中.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的精神旨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这一重要战略思想是对党在西藏工作的深入思考和全新发展,体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党在西藏工作的再凝结与再认识,我们必须以中国梦凝聚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为实现“治边稳藏”战略思想而努力奋斗.     

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中缅佤族跨国境格局的形成

佤族是一个以阿佤山为中心 ,主要分布于中国和缅甸两国交界的边境地区的跨国境民族。跨国境民族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民族压迫或人口压力等因素 ,导致某一民族的一部分由原先居住的国家向邻国迁徙 ,从而形成跨国境分布的格局 ,即形成了所谓的跨国境民族 ;另一种情况是 ,某一民族原来就居住在某国的边境地区 ,并没有明显的、大范围的迁徙 ,但由于边界的变动 ,从而成了分布在两个国家的跨国境民族。今天分布于中缅两国边境地区的佤族的情形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而且 ,佤族的跨国境分布格局的形成 ,主要是由于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逻辑、现实基础和实践路径

科学研判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现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国民族关系长远发展所制定的战略规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凝心聚力之效,意蕴是丰富而多维的:其理论逻辑在于,对历史的继承和发展是历史意蕴,"五个认同"是核心内容,服务"两个大局"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价值导向;其现实基础在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自在""自觉"到"自强"是其精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政治保障,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结构是其社会基础;最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共享繁荣发展的经济体、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其实践路径。     

固边治边：近代边疆危机中的铁路功能

边疆研究是考察近代中国由传统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重要领域,而近代铁路因其与边疆危机的关系紧密正逐步成为边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19世纪后40年,中国的边疆危机愈演愈烈。清廷按照“由腹达边”的原则修筑了一批国防铁路干线,以期支援边防、拱卫中央,通过军事固边使边疆成为维护内地安全的屏障。进入民国后,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现代边政学的兴起,国人意识到开发治理边疆、促进边疆发展和民族融合是缓解边疆危机、巩固国家统一的长远之计和根本途径,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筑路实践。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近代国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时对铁路的认识变化及实践,厘清铁路在近代边疆危机中的功能演进。     

环境与家族:塔吉克人文化的特点

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会有一定的影响.当一个人类群体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又处于一个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时,这种影响就较大,他们就只能选择那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抵御自然环境所带给他们的重重压力和灾难的社会组织形式,血缘家族就是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所处的环境与其传统的社会组织,正可以说明以上的道理.     

新中国十年头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引入

新中国成立之初,像其他领域一样,中国民间文学领域开始大规模学习苏联。本文意在通过对当时我们的主动引进和与苏联民间文学界的交流的叙述,探讨新中国十年对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引入的内容、方式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民族政策的创新发展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的新形势、新内容、新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在民族政策的各项具体政策方面上都有着较大的创新发展,这些创新内容既是对新时期民族问题新内容的积极回应,更为新时代我国做好民族工作确定了方向、明确了思路、规划了路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

新时代,党和国家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推进了党的民族理论的发展创新,科学阐述基本国情与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科学阐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发展繁荣等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纲领性原则,科学阐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民族工作主线.     

制度化表达与治理效能转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逻辑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逻辑,指涉理论内核、制度优势、制度效能转化的实现范式。其中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解决民族问题制度化表达的基本原则、法治前提和重要内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形塑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其制度安排下的“善治”,具有保障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制度优势;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则构成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前提、关键和归宿。     

左宗棠与西北边贸述论

左宗棠于1869～1880年在西北期间,为了恢复西北经济,从改革茶法、发展蚕丝、推广植棉、开发毛织、推动出口等方面入手,力图振兴西北的边贸经济;为了保护民族利权,还与不法外商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总结左宗棠复兴西北边贸的成绩与教训,具有一定的史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