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脆弱性”到“韧性”: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风险与应对

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灾害风险。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多重复合致因的卫生安全风险考验着羸弱不堪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凸显脆弱性风险，表现为治理共识的“离心性”、治理主体的“分散性”、治理体系的“粗放性”以及治理举措的“被动性”。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所带来的理念、体系和技术等羁绊，克服传统“碎片化”治理的短板，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韧性治理体制机制，是有效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风险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融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筑牢与多元主体合作、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纾解困境、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如何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基于“价值—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

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变革的时代回应。价值、主体和机制是构建更高级形态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在“价值—主体—机制”分析框架下,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以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形塑多元主体全球教育共治格局,实现全球教育治理正式和非正式机制融合互补。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需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观,采取全球层面的集体行动,实现全球教育治理机制重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逻辑

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需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也是一个治理过程,表现为治理主体、对象、制度、目标和观念的多元互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加强两者的互动协调,有助于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经济循环效率、保障经济运行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宏观经济、产业经济、贸易投资和货币金融等领域为新发展格局形成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以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当代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

与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倡导多元主体通过集体行动来制定正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程序,更好地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卫生治理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侨华人自组织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通过对华侨华人自组织的跨国治理行为特征、治理机制、动力因素与挑战等问题的探讨,诠释了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自治—协同”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微观主体的现实考察,丰富了全球卫生治理研究的内涵,对有效理解与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世界人民追求包容互鉴的稳定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路径及其实践

金砖国家的发展是全球范围内权力转移和权力扩散的产物,持续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为了推动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能够反映变化了的全球实力对比,推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改革,还积极倡议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和规则,并且推动成立新的全球多边治理机构。金砖国家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国际体系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动力,也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反映。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以欧洲委员会《网络犯罪公约》为例

作为全球化问题之一的网络犯罪,打破了传统民族国家领土界限限制,其治理要求建立全球范围的国际合作治理框架。欧洲委员会2001年通过的《网络犯罪公约》,内容涵盖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和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并通过各种立法技术协调不同国家之间刑事法律政策、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冲突。在公约的起草和实施过程中,为促进公约在更广泛的范围被接受,重视多元主体的参与。通过十余年的发展,以《网络犯罪公约》为基础构建的打击网络犯罪的区域性合作框架正向全球治理机制发展。     

食品安全国际多边合作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食品安全全球化使国际社会多边治理共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必然。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主要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均致力于食品安全多边治理,然而现有多边治理存在着治理目标失衡、治理的脆弱性、治理分散和无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际组织自身的制度改革、加强主权国家的合作和参与以及重视市场力量和市民社会广泛参与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多边治理。中国的食品安全治理离不开多边合作,因此国际多边合作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对内要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多主体合作、协同治理框架,对外要善用现有的国际组织,争取在多边合作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价值亟须优化、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主权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国霸权主义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推进全球协商共治的创新性设计,它不仅倡导全球治理新价值,致力于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合作、逐步拓展全球治理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而且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进而不断提高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背景、科学内涵与落实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为应对全球安全形势变化、促进世界和平稳定贡献的中国方案。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大国之间信任严重缺失,各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而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为此,国际社会亟需新理念、新方法、新路径来引领全球安全治理,切实解决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安全难题。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兼具理念指导性与实践操作性,系统回答了在新形势下实现世界和平应秉持的指导理念、基本前提、根本遵循、重要原则等问题。这一重大倡议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继承和发扬中国外交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洞悉,为推动建立安定有序的美好世界指明了方向。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为推动落实这一倡议,中国应积极推动大国对话与合作,确保大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协同推进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积极利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援助力度,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打造样板工程。     

习近平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现实意义及实践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和平、合作、和谐”的新海洋观，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法律意蕴，是国际海洋法发展的理论基础，有助于强化海洋多边合作，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网络，同时也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改革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国际社会应携手应对挑战，加快凝聚共识，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增强政治互信，以蓝色经济为重点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以“法律合作”为重点改革和完善全球海洋法治体系，以“和平解决争端”为原则构建友谊之海，以“生态安全”为指南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基于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视角

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下,传统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不断暴露,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囿于国内外现实条件,中国需从"存量"和"增量"两个层面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一方面积极推进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监管框架的改革,另一方面推动建立区域多边金融机构,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优化中资银行海外布局。面临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稳固、新型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深受内外双重压力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等诸多障碍,中国须夯实国内经济基础、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发展,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构建符合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的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蔓延,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也不断暴露出内在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紧迫现实呼吁新的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是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公民社会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虽然新多边主义治理替代多边主义治理并非易事,但是它对全球治理的重构正在缓慢和艰难地向前发展。     

全球治理赤字的当代分析和中国路径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不断涌现新情况、新形势和新问题,解决全球性问题有赖于全球治理体系。但是随着逆全球化的抬头,非正式造法、非正式机制、非国际组织等的国际治理新范式逐渐抬头,以国际法治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治理机制也随之弱化,全球治理赤字加重。理解全球治理赤字,分析其中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把握当今国际治理的发展动向,探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不同身份和进路。     

论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多样的组织及其多元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冲破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框架,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络状的。网络化治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凸显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散化等明显特征。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     

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动力、基础与实现模式

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动力来源于实践需要,包括增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合法性,应对国际机制的民主赤字痼疾,弥补专家政治的固有局限,缓解传统国内民主受到的冲击,使深受全球化影响的民众能够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全球化引发国际体系权力的横向转移和纵向扩散,国际体系结构逐渐呈现多极多层网络状特征,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兴起和非政府组织日趋活跃,为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初步实现奠定了权力基础。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应以民主的本质内涵和当代国际体系的特征为出发点,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渐进式改革,逐步形成并完善以国家间民主为核心、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为重要补充的多层网络民主模式。     

国际新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国智慧与方案

当前,国际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新的变革与重构。顺应时代潮流,汲取中国文化元素,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树立平等互利正确义利观等重要思想,积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安全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是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智慧与方案,展现了中国负责任世界大国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

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报告,新兴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经历从“G7时代”到“G20时代”重大转变的主要动力。新兴国家把G20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合作平台,新兴经济体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作为新兴国家的主要群体,金砖国家机制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普遍面临着“居委会困境”和“共同体困境”,要突破这双重困境,必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建立起既能够保障居委会自治功能发挥,又能够保障各项行政事务在社区“落地”,同时也能够吸纳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按照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的社区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和开放多元的社区自治体系.     

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析视阈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制度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双重困境。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的今天,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全球经济问题以及大国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客观上需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能够从方法论全球主义的视角审视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同时有助于促进分配正义、维护合作对话机制,避免秩序转型时期的冲突升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出路在于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维护多边制度秩序,促进全球共同发展,这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     

全球海洋治理：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框架

海洋具有广袤性、流动性、边界模糊性等特性，这些特性使得海洋问题具有全球性。全球海洋治理不仅呈现主体多元性、客体多样性、机制复杂性等特点，而且其治理问题具有鲜明的多维度性、整体性、自组织性，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多视角的类型学分析框架加以研究。从地域范围、物理空间、管辖权及领域议题等维度对复杂多样的海洋治理问题梳理与分析，可揭示全球海洋治理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局部海洋与整体海洋、国家海洋利益与全球海洋共同利益，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安全以及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的关系。实现全球海洋善治，正确处理好人海关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才是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