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表述危机之后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

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产生自对表述危机的批评，这种转向从哲学层面上看，是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即在认识论层面不存在不可互译的概念图式或语言，但在“实体”或“本体论”层面会有差异性。这一脉络沿着格尔茨解释人类和戴维森哲学对表述危机的批评，最终走向反表征主义的本体论。从人类学研究看，是民族志形态的转变，这种说法包括从研究者转向研究对象及研究区域形态，走向地志学研究。这一脉络沿着实验民族志对表述危机的反应，最终走向重视“实体”的本体论。本体论贯穿了研究对象到研究者文本到对象的过程，以情境化理解的手段实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认识。     

“村民日志”的实验民族志意蕴再审思

在“写文化”思潮影响下,“村民日志”是中国人类学界较早出现的一类实验民族志文体。“村民日志”让研究对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研究对象发出的声音并未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这成为困扰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理论问题。马库斯新近倡导的合作人类学理念传入中国后,又有学者从合作人类学视角审视了“村民日志”,对“村民日志”实践合作人类学理念寄予了希望。对“村民日志”的文体规范及其局限性展开分析后认为,“村民日志”的文本内容具有琐碎式叙述的特点,影响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将具有类似文体特征的“村民日志”与《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放在一起比较后指出,研究对象的声音要能够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需要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展开精诚合作。这种合作也体现了人类学民族志撰写的折衷主义,民族志研究要兼顾民族志的本体论和知识论功能。     

宗教文化类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新探

本文旨在推出一种源于笔者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研究、调研实践和学理探索的理论模式-宗教文化类型。笔者概要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整体情况,介绍本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探索过程,阐明了宗教文化类型的定义、特点和作用,并结合对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轨迹的整理和评述,论证了这一新理论模式之所以成立的认识论和实践基础。笔者认为,宗教文化类型是对当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诸多理论的继承和补充。利用这个理论模式,我们可以有效的进行中国各民族宗教文化的动态研究。其理论意义在于能为宗教文化动态的宏观把握提供有效视角,而其应用价值则体现于能为局部地区宗教民族志的微观研究寻找合理的方法论依据。     

论民族学的几个问题

一、民族学的名称和对象民族学这个名称是从外文翻译来的,最初译为民种学或人种学。这个词在法文中有两个字:一是ethnologie,一是ethnographie。一般是将前者译为民族学,后者译为民族志。但法国的习惯用法是将前者当作广义的,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四门学科;后者是狭义的,仅指民族学而言。也有人认为,前者指理论民族学或比较民族学;后者指叙述民族学或民族志。在英文中,ethnology和ethnography两字也是互相通用的。但最常用的是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或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两个词。一般说     

人类学之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新时期人类学研究省思

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产品是民族志,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后半个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一样的民族志。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是完成高水平民族志的前提。诚如杨成志先生所说: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不认真做调查,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民族志。如果只靠"拾人牙慧"、倒卖洋人的概念,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益处,不可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调查的挑战

传统的民族志很少谈及调查者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经历 ,这样做是为了减少个人的主观色彩 ,突出民族志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事实上 ,任何田野调查都是调查者所代表的社会文化与被调查者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一种接触和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 ,田野调查过程本身也可以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田野”。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之后 ,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迁 ,我们的调查也面临着“田野”的新挑战。几年前 ,笔者随一个课题组到某朝鲜族农村进行调查就有一些新的感受。(一 )田野进入方式进入田野是人类学、民族学开展田…     

《加拿大民族志》评介

阮西湖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第十四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前会长,曾多次赴加拿大对土著民族、主要民族、其他移民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进行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加拿大民族志>(阮西湖著,民族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250千字)一书是阮西湖教授长期关注和研究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成果.     

叙事

叙事从研究客体的"讲故事"以及研究主体的"写故事"两个维度介入人类学和民族学.在人类学和民族学发展所经历的古典、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中,其叙事范式依次呈现为突出文学性、突出科学性和突出诗性的特点,并可以在文本的科学性与文学性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在人类学和民族学中国本土化进程中,民族志乡土叙事由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引领出两种不同的叙事范式,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城乡叙事的跨媒介转向后,演变成关注科学诉求和关注伦理诉求两种叙事类型.     

民族志电影的起源

民族志与电影什么是民族志电影?我们今天所说的影视人类学一词有没有什么含义?这类问题似乎是故弄玄虚,如果提问者是一个多年来致力于在教学和社会研究中普及记录影片和一般音像记录技术的人,就更是如此了。琼·多米尼克·拉约奥克斯认为,电影正在变成“一种主要的表现手段”,以至许多人类学家都把它当作表现研究成果的一种新手段。我认为他的话表达的是一种心愿,而不是正确的判断;是一种希望,而不是对影视人类学真实状况的反映。他也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生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倾向于否认电影是一种“严肃的”表现方法,基本上不承认电影能够成为民族志资料的可靠源泉。此外,在我看来,甚至在“年轻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家中,承认记录影片的科学和教育价值的人也寥寥无几,尽管     

女性人类学界的一部新著——《嫁给谁:新疆阿村维吾尔族妇女婚姻民族志》评介

《嫁给谁:新疆阿村维吾尔族妇女婚姻民族志》是一本出色的女性人类学著作和村落民族志作品,总体上有五大特点:倾听来自田野的声音,还原调查对象婚姻生活的事实;女性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志,树立撰写超越女性主义的女性人类学民族志范本的典范;撩起性的面纱,性是权力体系下的博弈;基于传统范本的"写文化",包容研究者和调查对象的多重声音;移情与共情,女性人类学学者的温情。     

非洲民族历史问题

目前在国内外,人们对民族历史和民族起源问题给予很大注意,甚至在民族学中出现了新的分科,诸如民族史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等。对“民族”这个词也开始给予不少研究。尽管在“民族志”和“民族学”两个名称中都含有这个希腊词的成分,意指人民、群体、氏族特征,但是民族学者在过去谁也没有对这个词的确切内涵给予注意。这个词只在学科称谓中使用,而且往往有所区别:(民族志)指对各民族的描述,(民族学)指对各民族一     

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从保存到展现

本文根据国内外影视人类学历史和理论并联系影视人类学新的认识和实践 ,从人类学理论阐述和影片的定位入手 ,对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作品从保存到展现变迁进程进行了梳理并探讨其原因 ,认为民族志电影“科学”、“客观”、“真实”并非是绝对 ,是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在“科学”、“客观”、“真实”为取向的传统民族志话语下“合理的存在”的结果 ,这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国有着共同的表现。随着民族志对传统书写民族志所谓的“科学典范”的质疑 ,携带被研究者声音和对话的“开放”的民族志作品出现有助于当代民族电影摆脱“科学”的禁锢。不同于文字作品 ,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 ,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 ,本文提出展现是人类学用“形象化语言”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客观要求并具体阐述了民族志影片的新定位和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日常之蔽：以三江源厕所变革为例透视田野细微经验

民族学/人类学是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研究，但是最为日常的排便或上厕所行为在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却是缺席的。尤其是人类学家自己如何在田野中解决这一问题，极少出现在他们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然而这一最为学者所忽略的现象，却与社会结构、宗教仪式、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洁净观念等诸多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厕所问题逐渐受到国外人类学界关注。这有赖于斯加克?范德吉斯特的研究和“后现代研究”期刊的呼吁。厕所问题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社区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回顾在田野调查中的厕所体验，同时呈现了移民社区内的种种厕所问题，以期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并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为“厕所革命”提供见解。     

文本、民族志与在地化:关于写文化的整体理解--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九十

马库斯对多点民族志的最早尝试是富人和精英群体研究,这一"向上"道路是他的田野实践使然。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概念发生变化以来,这一整体性思想就和20世纪80年代发轫的世界体系理论契合,全球化深深地改变了人类学的田野条件,因为多场景的变换、多地点的联系构成全球化理论的现实基础。马库斯不断地将反思和现代主义策略注入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中,与其说他告别"写文化",不如说他以新的方式探索被搁置的民族志方法论,重新审思民族志书写方法。格尔茨对"写文化"创建者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库斯从反叛到回归的曲折过程再次将文本审美和田野关系纳入人类学学科的核心议题。     

人类学与“我们的人类学”

欧洲人类学曾以三个世界来形塑其研究的地理视野,包括古典世界、欧洲民俗世界及原始人的世界。中国人类学也有过依照三个世界来圈定认识范围的阶段,其面貌与欧洲人类学的三个世界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三圈说”的提出,一方面与西学有关,是西方“古典时代”人类学观的转化版;另一方面它与我们所处的文明有关,是为了整理人类学之“国故”而提出的。当下,三个世界的视野对于人类学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再生成仍旧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使我们能够把自我与他者都放在世界之中,能够同时展开田野工作的凝视与“世界学”的环顾,避免以民族志为方式反复制造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     

关于民族志的讨论已经足够?

如今在人类学以及相关研究中，民族志已经泛滥得失其本义。将“民族志主义”的出现归结于我们与报道人之间的遭遇或更广义上的田野工作，这折损了人类学的本体论承诺，并丧失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功能，同时也偏离了人类学主要的工作方式——参与观察。这样简单的归结使得人类学者与教授他们知识的田野对象之间的鸿沟愈发不可逾越，而后者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学术之外生活上的导师。执着于民族志，其实削弱了人类学在公共领域的声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申人类学的价值，将其作为一门致力于弥合想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且不断前进的学科，而非一个以民族志为主的学科。     

对话的人类学:关于“理解之理解”

韦伯(M.Weber)界定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理解的科学,并试图建立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和经验的一般化过程。纵观人类学思想史,尤其是后来的解释学派继承了韦伯的衣钵,人类学也被定位于一种建立理解"他者"的学问。学习他者的世界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其成果形式是可供理解和分析的民族志。但问题是,在理解他者的世界之后,作为人类学家,还必须用人类学的解释呈现他(她)所理解的他者世界。这个再现他者文化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理解他者之理解"的知识性再生产的过程。从文化的解释学(如格尔茨的"深描"当地人的意义系统的民族志)到20世纪末开始的反思主义,人们发现,这种理解还涉及针对理解的道德判断及其针对自我的理解,问题直指知识的公共性与共建问题。它已经超越了传统人类学的他者观。此时人们已经不能将解释性理解还原到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德语:Idealt-yp)。那么人类学的理解何以可能?它的主体又将是什么?     

美国民族史学知识体系生成的背景环境与影响

美国民族史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学科边际中生发出来,作为一种具有专属意义的、独立的、一体化的知识体系的美国民族史学：一方面,美国民族史学既是二战以来美国及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学科从分野并行到趋近发展的一种产物,也是美国及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学科相互借鉴研究视野方法,逐渐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学科知识生产能力得到提升的一种体现;既是文化反思、“他者”重构的一种重要产物。另一方面,美国民族史学的孕育、凸显与繁盛及其知识体系的生成,也对美国民族史学知识体系生成所依赖的特殊的学科知识发展背景以及历史和社会生发环境等诸多因素带来了进一步的推动和影响作用。这些影响,既展示在表层的学科和方法层面,促进了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沟通和方法的互补;也表现在由表及里的知识层面,促动了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传统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知识生产能力的提升;还触及了深层的文化概念层面,解构了“白人中心论”“西方中心论”,重构了“他者”的形象,推动了美国历史和社会的生成发展,促进了当代“美利坚”民族国家的不断建构。     

莫斯科大学的民族学教育——庆祝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成立50周年

莫斯科大学的民族学教学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的活动就开始了。1884年,在Д·Н·阿努钦的领导下开办了地理学和民族学教研室。而且当时他还努力建立了规模不大、但设备良好的大学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阿努钦的学术思想对于研究所谓的“三位一体”,即必须把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这三门学科的力     

后现代语境下的"写文化"与"写文化之后"

80年代 ,人类学曾经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写文化”大论争 ,其代表就是《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其核心问题就是民族志写作中的修辞、叙事的政治和策略等 ,对传统民族志提出反思和挑战。之后 ,一些人类学家鉴于“写文化”基本只是提出问题 ,却没有提供答案 ,于 1998年结集出版了《写文化之后 :当代人类学的认识论和实践》 ,试图提出一些可能的方案。反观“写文化”和“写文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深刻意义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