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桥”：枢纽型社会组织转型发展的竞争逻辑与行动策略

作为政府与一般性社会组织桥梁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当前也面临着发展转型的难题,探讨这种难题的解决之道需将其放置在特定的关系网络中。以江南社会工作协会为案例,运用结构洞理论对其关系网络和行动策略进行分析发现：枢纽型社会组织在不同时期分别承担着培育功能、整合功能、服务功能,功能变化的动因在于这类组织延伸其关系网络寻找不同主体间的结构洞,经由借助项目运作实现资源整合、发挥专业优势拓展服务群体等策略实现对结构洞两侧主体的“搭桥”,从而使自身在结构场中占据中心位置,促使各主体间资源和信息流通。枢纽型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搭桥”,是其独特的联结纽带功能、与政府部门的强关系、丰富的资源系统以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环境多重因素的合力驱动,而这恰好也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破解转型发展难题的核心所在。     

如何成为枢纽?一个社会组织探索内在性自主的个案研究

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枢纽型社会组织以替代性治理主体的姿态出现在社会组织版图之中。枢纽不仅仅是一个创建或认定的结果,更是一个行动与运作的过程。以广东省P市的枢纽型社会组织F为个案,分析其从初创到升级的阶段性转变,并发现它通过具体行动探索出一条内在性自主的发展策略,即价值主导的专业化协同。该机制具有价值主导、问题核心、专业引领和多方协同四个基本特征。伴随着专业自主的提升,组织的政治合法和社会承认得以互促共生,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的调整产生实质性影响。     

枢纽型社会组织:居委会的身份“困境”及其破解

目前居委会陷入"身份困境",一方面法律将其定位为社区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与工作运行陷入行政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居委会功能发挥的行政化、相关规章制度与工作运行的行政化,从而造成居委会身份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根据对"身份"困境原因以及后果的探索,提出居委会需将自身打造成为社区内枢纽型社会组织。不仅能够破解居委会的"身份"困境,多层面的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有利于完善社区的自治与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打造——以广东省总工会为例

在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宏观背景下,党和政府开始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并且要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努力打造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当前,广东省正在推动以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妇联等群团组织为主体的省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并以此构建社会组织枢纽式服务平台,带动和引领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与尝试。     

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模式探析——基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

中国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是单位体制改革的结果,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激增证明社会发展对其存在的需要。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各社区民间组织之间的连接纽带;是实现个人参与社会互动的有效渠道;是鼓励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事务的物理平台;是改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有利媒介;是对社会服务管理协同机制的创新。在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运用资本的概念对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研究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互动模式。     

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与地方治理

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政府通过扶持、创办支持型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主导和梳理社会。然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存在着行政化、内部化、成本高、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优化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化组织规模的控制机制、优化责任与成本的分担机制以及收益的分享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从行政吸纳向社会自主治理的转变。     

社会治理的“中间领域”:以社会组织为考察对象

现代社会治理是一项应对动态、多元和复杂环境的系统工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治理都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三者之间分工协作的结果。政府主导的基础领域、市场主导的顶层领域和社会主导的中间领域,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三大类领域。社会组织的主导性参与,是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最明显的特征。就中国而言,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间领域的过程中,提供的社会服务主要有基本化、专业化和协作化三种类型。社会组织对城市空间治理的参与,是中国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新的实践探索,具有专业性、参与性和志愿性的特征。     

组织性质、政社关系与发展空间——基于对B省近150家社科类社会组织的考察

文章以B省近150家社科类社会组织为样本,从组织性质、政社关系、组织能力三个维度出发,参照相隔5年的两次调查,对B省的社科类社会组织进行了动态性的考察和分析,认为B省社科类社会组织的性质从单一由政府创立向政府、企业、民间、个人多方共建模式发展;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从附属为主到依赖与合作并存;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社科类社会组织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在逐渐减少,其自主性和从民间汲取支持的能力在逐步增强。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社会嵌入与横向竞争：地方回应型创新的双重逻辑

地方政府创新可以依据控制、嵌入和规范三种机制区分为上级主导型、地方回应型和地方自发型。地方回应型创新是适应社会经济环境与制度结构约束的策略性选择,是社会嵌入与横向竞争双重作用的结果。目前,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行政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创新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并呈现出"为竞争而创新"的格局。地方回应型创新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但也面临创新异化与内卷化等问题。未来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管理,提高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和制度化水平。     

社会资本构建与社区公共品供给：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行动逻辑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措施,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如何创新社区治理,以满足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与需求,是一个重大问题。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建构至关重要,如社会工作机构、社区自组织等通过社区服务提供、社区公共性建设、社区参与促进以及情感能力培育等路径,可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机制的实现。这也为破解我国当前基层治理的普遍困境提供了经验借鉴,当然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持续跟进。     

我国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研究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组织是破解我国社会建设困境的基本思路。在政府主导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学者们提出了我国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生共强"。这种模式既在我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学理和现实的可能性,又对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补合作关系具有必要性。只有根据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运行特点,构建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的耦合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才能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空间,从而推动我国的社会建设。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逻辑

社会资本已成为农村扶贫的战略资源,而我国贫困农村却正处于传统社会资本流失、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的中间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利于修复与拓展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扩大农村贫民的人际信任半径,并强化公共治理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对农村现代社会资本转型具有推动作用.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扶贫功能,基层政府应当在其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滚动式发展等阶段提供扶持,规避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引导其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组织绩效和社会效益.     

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的调节作用

我国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之一。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影响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大多从单一面向分析二者关系。文章通过整合新制度主义视角与合作治理理论,构建出涵盖治理吸纳、专业性、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三者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中嵌套在56个城市的746个社会组织的多层次分析,发现治理吸纳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可以调节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治理吸纳是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前提,专业性是社会组织在政社互动中发挥能动性的重要保障。     

社会组织跨界行动策略：实践逻辑、动因效用与风险防范——基于Z助残机构的案例考察

组织边界是组织与外部环境中其他主体相区别相联接的界线。根据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社会组织的组织边界主要涵盖业务边界、职能边界、运营边界、形象边界四重维度。在实践中,以Z助残机构为代表的创新型社会组织,突破传统社会组织管理运营定势,持续跨越业务边界、职能边界、运营边界、形象边界之多重组织界线,通过“跨界行动”策略带动组织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多重动力因素驱动下的社会组织“跨界”实践是促进组织资源持续、资源交换、资源内生与资源转化的重要途径。在社会组织的“跨界行动”中,亦须关注其中可能蕴含的盲目性、浅层化、模糊化、景观化等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风险防范,探索可持续规范化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交往行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协同逻辑

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提供社会养老服务的格局正在形成。其中,社会组织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如何发挥中介作用,以促进多元主体的有效协同并实现养老资源社会整合问题,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关注。文章以交往行动理论为视角,运用访谈法和观察法,对H市D街道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实地调研。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和功能,其协同逻辑体现为从最初的合法性建立,到福利属性、商谈过程以及共同意识构建的递进过程。与此同时,社会组织面临着信任度较低、社区重建资源整合难题、服务主体联动断层和缺乏规范化管理与平台建设方面的协同困境。对此,文章以老年居民需求为导向,提出了“信任机制、文化伦理、有效对话、统一目标、规范标准”的多元主体协同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