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对话”理论初探

巴赫金的思想涉及哲学、神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诗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但对话理论是其思想一线贯之的脉络。巴赫金的元语言学理论、复调理论以及狂欢化诗学等都蕴含了对话性特质,体现了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文精神。     

一种转型期的文化理论——论巴赫金对话主义在当代文论中的命运

本文评析了巴赫金以对话为核心的美学与文化理论,以及巴赫金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深远影响,认为巴赫金关于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理论,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既宏观又微观,结合了“历史与美学的思考”。巴赫金对文学本文作的语言结构和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的重要发展。巴赫金理论主要包括:复调、语言杂多、狂欢化现象;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和主体性建构;言谈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对话主义不仅是对转型期文化的不确定、未完成性的一种理论概括,而且提供了思索、把握当代文化的历史视界。     

巴赫金诗学话语中的“思想形象”论略

“思想形象”是巴赫金复调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话语,也是构建他整个对话理论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它源自于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的精细解读和重要理论发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普适性。透过巴赫金的理论表述,我们发现“思想形象”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点:可描绘性、现实性和对话性;弄清“思想形象”特点和内涵,既有助于人们对陀氏小说的准确阅读,又有利于我们理解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实质。     

回望巴别塔:巴赫金的诗学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凌建侯教授访谈

中国巴赫金研究自80年代始,不止译著丰富,各类关于巴赫金理论的研究成果亦蔚为大观.凌建侯教授一方面从纵向上以阶段的方式明确了中国巴赫金研究的历程及经典化到本土化的必然,一方面从横向上阐释巴赫金“对话”、“狂欢”、“独白”、“话语”四个范畴,同时从哲学、文艺的角度探索“反”独白论.并针对欧美学界关于巴赫金狂欢理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巴赫金狂欢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巴赫金有关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解读及对中国学界实践的影响等进行了学理性阐述.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位育论":一条寂寞的社会学本土化路数

作为生物学与社会学对话的重要成果,"位育论"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予以反省,同时也纠正了西方演化论思想所可能引发的错误,包含了一种美好的重人道社会理想.作为一种学科对话的理论范式,它超越了个体与社会的对立、静态与动态的对立、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对立、传统与西方的对立,它的提出在社会学理论发展上是一种创新."位育论"昭示着生物学演化论思想和传统中国文化结合的一种路数,虽然只是一条寂寞的路,但却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种难能可贵的探索方向.     

在“审美”与“政治”之间——论文学阐释的一种当代紧张

阐释是人文学术中颇具奠基性的维度。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实践,阐释在当代呈现出“政治实用论”与“审美理想论”的紧张。政治实用论以彰显研究者的文化政治诉求为宗旨,在遮蔽文本审美经验的同时,造成阐释的“强制”以及客观性的缺失。作为对政治实用论的纠偏,审美理想论倡导对客观性的重构,主张回归到文本层面,通过细致的审美分析揭示文本中恒定不变的精神内涵。作为开启文本的两种阐释范式,政治实用论和审美理想论不应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而是有必要形成彼此补充、相得益彰的交互性关系,这一点在人文学者对经典问题的文化阐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许学夷“诗体”论的文化整合特点

许学夷的诗体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整合特点。其诗体论的特征是文化与审美二重因素共生 ,整合了各执一端的两条诗学路线 ,形成诗学思想的一次超越 ;其诗分三体 ,是在发展论维度上体现了整合文化的意图 ,呈现“大本文层次”的理论色彩 ;许氏以儒家“中和”观整合历代意识形态审美与语言审美两种审美文化 ,表现了鲜明的对“情”、“志”合一、话语与蕴藉统一的美学样态的追求 ,这一文化整合方法论也体现着他的“入神”的诗歌终极理想形态。     

“作者论”旅行、“主体性”变迁与电影工业美学生成

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主体或主体性问题在文艺理论领域表现为艺术家主体、艺术精神、艺术风格等问题的探究。在电影理论界,电影“作者论”理论最早源于法国。从法国“作者论”,到美国萨里斯的“作者论”批评,再到中国的“体制内作者”理论,经历了一场电影“作者论”的全球“理论旅行”。“体制内作者”已经成为中国新力量导演的电影美学观念和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电影“作者论”的“理论旅行”隐含了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崛起,电影观念变革,文化的产业化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蕴含。“体制内作者”观念在新力量导演中的形成并普遍践行意义重大。这标志着新力量导演的崛起和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转型,也标志着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生成的重要一步。     

文学审美论的“知性方法”批判

作为“文学工具论”的反动，“文学审美论”在新时期的出现无疑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出现具有“矫枉过正”的性质，因而在学理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这种由一种片面导向另一种片面的现象反映了思维方式上的“知性”局限，因而需要进行深入地反思。其反思的路径可以从“自律论”、“二元论”、“特征论”等观点入手。     

“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话语描述问题——巴赫金的审美交往话语理论的建构价值

作为西方文化批判理论和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日常生活艺术化”或者“审美化”实际上不单纯是一个美学意义上的命题。它具有文化批判的内涵。本文的重点是讨论 :在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话语实践中 ,如何实现对这个审美化的描述。我借用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认为在后现代的话语语境里 ,“日常生活艺术化”能够建构一个多元的审美活动场 :一种由许多对话 (参与者与审美对象之间 )构建的立体的空间意识被建立起来了。活动的“参与者”和“对象”是无限多的复数 ;时间是各自随意的。这种对话在审美活动中构建了一种空间意义上被随意分割的立体 ,是多种风格的话语彼此独立存在而交流的立体空间 ,也是多种关系肆意喧哗的立体空间     

试论巴赫金的“文本理论”

通过确认"文本"是语言学、语文学、文学学诸人文学科的第一性实体,是人文思维的直接现实,巴赫金有力地捍卫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他通过确认"话语文本"是一种有声的超语言的表述,是主体间的交锋互动的事件,有效地坚守着人文科学的"人文性".通过确认"文学文本"具有"双声语"品质,巴赫金精辟地阐明了文学创作的"对话性"与文学接受的"开放性".     

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黄宗羲《破邪论》主要是针对前者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而撰写的理论辨析著作。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造成许多误解。《破邪论》对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展示了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即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这种新思想代表了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     

论早期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古字”——以《破恶声论》为中心

鲁迅留学日本后期作《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所用“古字”,与章太炎以“《说文》学”为基础的“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形成了文本内外互文性的行动场。此时鲁迅语境中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古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在的“存在”,其本身的敞开性使主体“内在性”的生成成为可能。鲁迅语言文字实践中体现出的求本、推源、寻根的动向，与他言说的“心声”“内曜”密切相关，“古字”及其蕴蓄的思想文化传统关联着主体的独特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经由“古字”回溯并激活文化本根，承接自章太炎国粹主义脉络的同时也是鲁迅在历史语境中寻求民族新生之路的主体文化自觉，即如他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通权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传承和拓展

本文通过分析“通权论”与“国家有机体论”“海权论”“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等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以及作用方式的异同，认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霸权和强权主义思想与当今时代发展存在相悖之处，进而分析这些理论中“通”的成分及其作用，并对“通权论”的内涵及作用方式等进行详细的阐述，提出“通权论”是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传承与拓展的结论。最后，针对世界各国如何发展“通权”提出了相应建议。     

从“历史形态学”到“文艺形态论”--并论比较文学的“世界文艺关系观”

本文借助人类“文明形态论”成果,特别是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通过对之进行汲取与改造,建构起一种“文明形态论”框架下的“文艺形态论”。当把“文艺形态论”挪移至比较文学研究时,一种“平行研究”的形构便自然地呈现出来。“文艺形态论”与“平行研究”之间的联动关系,暗含着比较文学的重要原理;比较文学者所执持的“世界文艺关系观”是左右比较文学研究形貌的隐形之手。     

从“泛学科化”到“去学科化”——文艺社会学视角的中国文论30年及应对策略

中国文论30年所经历的从“去政治化”到“泛政治化”过程,也是一个从“泛学科化”到“去学科化”的过程。在1980年代具有整体性的“向内转”所引发的“新学科”运动与“泛学科化”思潮中,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尽管相对滞后但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与进展;而世纪之交的具有“向外突”性质的“文化转向”所导致的“去学科化”取向,却造成了文艺社会学重建工作的中断或“悬置”。作为文艺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交叉,既可以有偏重于文艺一社会之学的“文艺社会学”,也可以有偏重于社会一文艺之学的“社会文艺学”;既可以有文艺学学科定位,也可以有社会学学科定位。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和发展空间。因此,对于当下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来说,建设具有“多维论”性质的文艺社会学现代形态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国化的启示

巴赫金“对话”理论被移植到中国后,不断被中国化,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对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国化的个案研究,能够佐证我国文艺理论家移植外国现代文论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自主和创新意识,中国的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只有中国化才能走上创新之路。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     

优选论及其在汉语音系研究中的应用

优选论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兴的音系学理论。它脱胎于传统的生成音系学,又是对生成音系学的扬弃。国内近几年在引进优选论的同时,也开始运用优选论研究汉语的声调、鼻化韵、儿化等语音现象,优选论对传统方法和学说难以解决的某些深层次问题的解释,显出新颖而独特的优势。作为一种新理论假说,其主要问题在于:只关注输出而忽略了输入;对制约条件的“宽松”处理,在解释不同层次制约条件与生成装置的联结关系时仍存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