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的数字生态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在数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过程中,文化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和成长性因子,实现与数字化方式相融合的新质态,逐步构建起文化产业的数字生态。数字文化产业的新质态蕴含了强大的内生动能,工具革命、生产革命、交换革命和思维革命成为激发精神主体创造活力的动因。从文化产品对于人的精神满足需要出发,数字文化产业在其生态基础构建、精神体验创造、主体认知更新和社会人文发展上形成的相互交织、逐级递升的价值链条,体现在成果数字化、场景多维化、数据集成化、产品智能化四个方面。从文化资本、文化主体、文化市场和文化安全四个方面加以统筹考量,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以保护知识产权、开放共享数据、规范市场秩序、守稳安全底线为主要路径。     

甘肃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数字内容产业作为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中新近兴起的产业门类,将成为甘肃省“6551”文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甘肃省情,分析甘肃数字内容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优势与不足,提出必须转变已有的经济发展观念,在数字内容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发展、园区建设、平台服务和企业扶持等重点环节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甘肃数字内容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组织变革与产业链群生态构建

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产业组织向基础模块微粒化、组织架构平台化、组织关系网络化和组织情景生态化的趋势转变，使产业链群生态的参与主体进一步细化、主体之间开放式创新的深度与广度增加。产业组织变革对产业链群生态中各链条紧密对接、数据要素顺畅流通以及资源集聚和匹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产业链群生态构建的过程中，数据链和数字平台缩短了主体之间的距离，形成了良好的沟通对话渠道、资源获取渠道，提高了组织透明度；商业模式创新则通过外部效应带动产业链群生态整体实现演化。确保数据链顺畅联通、提高数字平台用户吸附能力和数字服务水平以及实现商业模式迭代创新是产业链群生态构建的有效途径。     

中国数字文化产业“走进东盟”的发展：现状、挑战与路径

现阶段,随着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东盟巨大的市场潜力的提升,东盟国家正逐渐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然而,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在“走进东盟”的过程中,面临着东盟各国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参差不齐、“文化折扣”存在、中国与东盟的知识产权协调规则有待完善、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内容创意能力有待提高、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等问题和挑战。对此,中国应与东盟加强数字技术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合作,共同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推进本土化策略,降低“文化折扣”;完善知识产权协作机制,提高针对知识产权事项的治理能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化,增强文明共情;完善配套产业政策,强化合作共赢。     

数字内容产业及其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

数字内容产业是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深度融合的产物.中国西部地区的数字内容产业整体上落后于东部地区,并且某些方面的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西部地区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战略包括: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切实加大对西部地区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完善城市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为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加强农牧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字内容产业的潜在市场;推进媒体机构改革,加快数字产品服务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依托西部传统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数字内容产业;加强数据库系统建设,加快软件产业的发展;鼓励、引导、扶持西部动漫产业和数字游戏产业;引进、培养数字内容产业专门人才;积极探索、实践数字版权保护.     

走向文化产业强国的对策思考

在未来十年之内,我国有望进入世界文化产业强国之列。成为文化产业强国作为一个综合性目标,它包含文化产业增加值、内容产业及媒体收入所占比重、内容产业产品结构、文化企业的国际并购能力等相互关联的若干方面。分阶段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打造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平台、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平台、中国文化产业出口平台等三大平台来支撑;同时实现政府服务从行政推动主导向目标管理、反向问责的转型,从物质资源使用和依赖历史文化遗存向人力资源创造价值的转型,从制造业思维向高端服务业方法的转型等四个转型。与以上平台打造和转型相对应,还要完成提升产业集聚园的产业集聚度、建立健全文化产业管理学科体系、促进中国文化出口等五项重点任务。     

相关性产业关联互动、企业分蘖机制与文化产业空间集群演化研究

演化经济学认为,相关性产业关联互动、企业分蘖机制与产业空间集群演进有着内在关联。笔者研究发现,这种关联同样存在于文化产业领域,同时由于文化产业创新创意属性,因而这种关联有着自身特性,也因此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要遵循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政府应依据产业发展规律、市场机制,通过科学产业政策来引导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要建设好、营造好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系统、文化生态与社会文化环境,促进文化企业的分蘖演进和文化产业的都市空间聚集,以利于形成我国各区域合理的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形成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合作、共同发展的态势。     

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数字文化产业是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其发展既面临有利的政策机遇,也面临一定的挑战。为促进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应遵循形成集聚效应、具有前瞻性、体现动态性等发展规划制定原则,将发展战略定位于自主创新、产业集聚、品牌带动、人才发展等方面,重点发展数字内容、动漫网游、影视制作、产业中介、软件产业等领域,并加强政策引导扶持,提供服务管理保障。     

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与路径设计研究

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已成为驱动企业数字化升级的根本力量。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参与主体,如何通过数据赋能与数字技术应用实现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和路径设计值得进一步研究。为了有效支撑企业数字化升级,首先,数据与数字技术分别是企业数字化升级的通关密码和赋能工具。其次,基于数字技术驱动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创新,实施流程再造满足顾客需求,从而实现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升级。再次,基于数字平台赋能打造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支撑的数字平台,重构传统价值链和塑造新的价值创造及传递方式,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的数字化升级。最后,基于数字生态共生拓展行业边界实现跨界整合,构建数字生态体系引领行业整体数字化升级与跃迁。这些结论对数字经济下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和路径设计有所借鉴。     

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振兴研究

乡村文化产业是促进乡村全面发展、带动乡村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数字经济发展为乡村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有利于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因此,为解决乡村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难题,实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一要完善乡村人才“引进+培养”机制,筑牢数字人才根基;二要深度挖掘乡村文化价值,丰富数字文创产品类型;三要创新“文化+数字”产业模式,培育乡村文化品牌;四要加大吸引外部投资力度,夯实乡村经济基本盘;五要优化乡村文化产业管理体系,提升乡村管理效能,推动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逻辑：要素协同与数字治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颠覆性技术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新型文化消费模式、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生巨大变革,形成了基于多要素联动的战略目标和多向度、基本结构集成化、运行逻辑智能化的逻辑架构。“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逻辑亟须数字治理要素的协同,其中科技创新要素是原生性助推器,可提升数字治理精度;数据资源要素是核心战略资源,可提升数字治理质效;内容创新要素是产业核心,可框定数字治理价值基准;文化人才要素是创新源泉,可释放数字治理动能;渠道创新要素是联动支撑,可拓展数字治理空间。五大核心要素的协同联动构成了智能有序的治理结构,是实现数字治理善治的保障,特别是要实现“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跃升目标,亟须现代治理能力的提升,即实现多元数字治理主体双向触达,数字治理资源精准配置,数字治理制度精准供给以及治理过程靶向施策。     

基于生态视角的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策略

在市场机制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加工贸易出现了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加工贸易在发挥经济效应的同时会产生生态效应,包括规模效应、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这些效应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因此,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工贸易,应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构建生态型产业转移承接机制;加强环境立法,提高环境标准;引入市场机制,推动环境成本的内部化;创新金融服务,加大金融支特力度.     

文化产业区域整合发展的路径选择

顾海燕、朱君梅撰文指出,区域文化产业整合发展路径,作为文化产业推动主体的政府部门,需要以部门的横向与纵向的协调运作为整合机制,以不同时期所形成的纵向文化资源为整合内容,形成统一的文化产业品牌,构建区域内的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第一,建构文化产业的区域部门整合机制。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政治文明

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视野把握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是 “政治生态体系”观,这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 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生态政治秩序建设目标:推天理明人事,建立以从生态社群 到生态城市,到生态民族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到生态系统,到生态存在的绿色差序格局,和遵循生态伦理 及“生态正义”的“理治社会”。为此,必须体悟既非自然中心主义,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以自然而 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生态产业系统的支撑体系研究

生态产业系统的出现成为解决经济高速发展而带来的诸多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其理论基础--产业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可知,生态产业系统的发展必须在法律、政策、技术以及文化等方面强有力的支撑下,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分成三部分.首先,对生态产业系统发展的背景作了简要的介绍;其次,阐述了生态产业系统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最后,从法律、政策、技术以及文化四个方面构建了生态产业系统的支撑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探究其是否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自然环境宜居、人工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三方面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体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且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有助于提高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但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说明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更能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由此认为应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绿色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农业技术绿色创新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因地制宜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以推进乡村生态宜居发展。     

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研究

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呈现出双向互动趋势.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要素条件;城市有着发展文化产业集群所需要的文化资源、人才资源、资本资源、环境资源、消费市场和基础设施等条件.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由要素系统、模块系统和效应系统构成.城市发展文化产业集群应通过整合文化资源,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人才机制,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精心塑造文化品牌等措施,来促进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     

“海归”高管与中国数字产业技术创新

在海外人才大规模回流与中国数字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使用2007—2020年沪深A股数字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海归”高管对我国数字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能够显著促进我国数字产业技术创新,同时,该作用具有异质性,会受到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不仅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员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强度促进数字产业技术创新,而且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周边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海归”高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和数字技术使用程度的增加。研究结论从人力资本角度揭示了我国数字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力,为吸引海外人才而改善国内制度环境,进而促进我国数字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青藏高原生态价值辐射研究——以西藏为例

生态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内容,探讨生态产品中心区的价值扩散机制和途径及相关的政策实践,对于补充现有生态产品价值形成机制研究,保护好青藏高原这一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青藏高原生态具有资源价值、环境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经济价值、生命维持价值和社会政治价值等价值形态,多年来通过生态品牌、生态资源、生态投资、生态产品、生态产业、生态项目、生态就业、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声誉等途径向周边省区发挥了积极的辐射效应。需要进一步更新生态发展观念、强化生态政策供给、促进生态市场流通、加强跨省区组织对接、延伸跨区生态产业链、提高生态技术水平、构建青藏高原生态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