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昌族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伦理思想

阿昌族伦理思想是阿昌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道德观念的总和,是阿昌族一切文化活动的主轴和基调,对本民族的思想、行为起到约束、规范、教育的作用。阿昌族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形成了勤劳善学、分工协作的伦理思想;在政治生活中养成了反抗压迫,追求民族独立的品质和高尚的爱国情操。阿昌族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伦理思想对于中国梦的实现、阿昌族地区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家法在民族地区实施的实效性分析

国家法的实效性并不简单的取决于其强制力,而与民族地区所处社会的和谐度有关。国家法是一个有缺失的社会规范,它在民族地区要发挥社会实效,必须借助民族习惯法实现本土化。国家法应确认民族习惯法的基本正义,承认民族习惯法必要的生存空间与司法适用效力,实现与习惯法的有效对接和良性互动。习惯法应借助国家法实现规范化。国家法与习惯法彼此应从"制度认同"到"文化认同"。     

阿昌族的祖先崇拜

祖先神灵至今仍然是阿昌族最重要的占主导地位的崇拜对象.本文在对阿昌族祖先祭祀的内容、形式、特征进行总结、分类的基础上,阐述了阿昌族祖先崇拜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功能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论中国苗族习惯法及其现代转型

文章首先论述了苗族习惯法的四个特点，在此基础上，辩证地分析了苗族习惯法，指出苗族习惯法中的优良传统固然对苗族社区的发展起了很长久的促进作用，但也应同时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文章最后认为要努力把习惯法的优秀成果与发展市场经济接轨，通过发展经济、教育和吸收兄弟民族优秀成果，加速苗族的传统习惯法向现代化转型。     

论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

文章首先在理论层次上对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明确界定，并区分了习惯法与习惯、与国家制定法的差异,进而深入分析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相融合的一面，指出习惯法是国家制定法的渊源，两者互相配合，共同维护社会整体秩序。同时，习惯法由于其与现代法制精神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故又表现出与国家制定法相冲突的一面。文章深入挖掘了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及消解的方法，以求为转型期的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一些可取的意见。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制定法间的调适——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实地调查为基础

在中国进行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和大量地移植外来法律文化的同时,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不同,瑶族习惯法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规定。通过实证调查,比较瑶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在不违反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国家制定法应尽量地吸收当地的习惯法,是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阿昌族文化传承的文本视域

［摘要］阿昌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缅语支民族，主要分布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陇川、梁河、盈江县，潞西市等地区。由于没有文字，故其文化倚重口头文本来代代相传，按传承的形式，阿昌族的口头文本主要有“活袍”文本、火塘文本和歌谣文本。这三类文本始终坚守着固有的独特传承方式，承担起了阿昌族文化传承与教育的使命，是阿昌族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承载力。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分析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习惯法的一种 ,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 ,是“活的法律”。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维持社会秩序、培养社会角色、传承民族文化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存在及特点 ,继而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 ,最后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未来     

撒拉族习惯法及其特征

本文阐述了撒拉族传统社会中的社区组织、政治、宗教、经济、婚姻与军事方面习惯法的基本内容，并对其文化根源和基本特征作了概括。这是国内首次对撒拉族习惯法的研究文章。     

凉山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整合的必要性及途径探讨

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凉山相互断裂的情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法律多元的格局下,如何正确处理好彝族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关系,以实现法治资源的整合,推进凉山的民族法治进程,一直是困绕着我们的一个难题.通过长期的研究与阶段性的实践,我们认为凉山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进行整合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和必然的,整合的途径主要包括立法和执法途径.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