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北极村，世界的北极村——迟子建文学创作的文化人类学简释

"北极村"是迟子建文学创作的生命原点,以其为中心的叙事与方法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学风格,也使迟子建在"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当代文坛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奠定了其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正是迟子建坚持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给全球化时代焦躁疲惫的心灵创造了一个"精神的家园"--北极村.执着甚至执拗地坚守.她把许许多多文学的根系深深植于中国文化的厚土,使她笔下的人物不再是一时一地之人,也使她创造的文学走出一个民族,走入"人类"文学的殿堂.     

文学接受进程中的钱牧斋

作为明清之际公认的文坛盟主,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钱谦益是一个特殊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该文通过对牧斋身前身后各家评论的梳理,分析了在三百余年的文学接受进程中,接受者心目中牧斋地位的变化,以及国人在面对一个身为"贰臣"的文坛巨匠时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文化心态.     

西晋作家群落对文学风格特色的影响

西晋文坛存在着多个作家群落,这些作家群落多是以当时政治中心人物或世族文人为核心,其成员依附于该类人物并围绕其进行文学活动.这样以当时政治中心人物为核心,集合了大量文坛精英而形成的作家群落在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西晋短暂统一、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作为社会中强势群体的作家群落更有能力将他们的生命体验和内心情感以文学或与文学相关的活动方式传播下来;更有能力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倾向、文学观念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旋律,进而影响到那个时代整体的文学特色.     

觉醒又不能自拔的“多余人”

19世纪俄罗斯系列形象研究之一的"多余人"形象是俄罗斯文学画廊中极为特殊的一组人物群像.本文深入地探讨了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中出现的"多余人"形象的运行轨迹,较集中地反映了"多余人"的苦闷、探求以及不幸的悲剧命运.     

聂绀弩大众小说创作新论

聂绀弩是20世纪30年代初走上文坛的左翼作家之一。作为文坛"新人",他承续鲁迅开创的现代乡土小说传统,在左翼文学支配文坛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新的历史开拓。他保持乡土文学写实的优长,舍弃了左翼文学形成之初"革命的浪漫蒂克"方式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以革命现实主义的笔触对大众题材和抗战题材进行深入发掘,是"普罗"文学成熟的历史见证。     

论20世纪50年代的爱情观——以"百花文学"的爱情叙事为中心

对"百花文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文本解读,要回到50年代的历史场域,探寻"百花文学"爱情叙事中存在的矛盾与尴尬."百花文学"表现的爱情观是50年代新中国爱情观念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50年代的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爱情观念,"百花文学"对社会主义爱情欲拒还迎的态度,注定了它尴尬的历史命运.在当今建构和谐文化的共识下,需要对历史进行必要的反思,进入作品和时代内部清理它们的复杂关系,拨开重重迷雾,廓清50年代的政治化的爱情观,重新认识"百花时代"的文学,也能对当今文坛提供一定的警示.     

论沈约的门第观、政治地位、文学地位及其关系

研究南朝士族文学,不可不关注沈约。从史料可知,具有强烈士族门第观的沈约,在政坛和文坛上都表现出复杂性。作为政治人物,他是不足道的;但是,在文坛上,沈约的文学活动及他对南朝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应予肯定的。事实说明,他作为那一特定时期的文坛领袖当之无愧。.     

以王安忆为个案探求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和"世俗文学"文坛三足鼎立之势持续了很有一段时间,但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学进入消费时代;新的数字媒介带来的"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打乱了文坛的格局,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新世纪以来产生的"文学终结"论成为了近几年文坛争论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以王安忆为个案对当代文学的未来走向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偏离与错位——对苏联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关系的反思

苏联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那段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它的变种"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苏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是对现实主义的继承,又是对现实主义的偏离."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特别突出浪漫主义的作用,强调要在文学中表现理想,因此产生了许多虚假的文学作品.这就产生了与现实主义更大的一次偏离和错位.中苏文学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认识和教育作用,从而忽视了文学的审美和娱乐作用.这给文学事业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我们后人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     

20世纪90年代“反腐小说”创作的考察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反腐小说"的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大热点,它从文学角度对社会和历史作出了审美把握.在这一创作热潮中,既体现了90年代"反腐小说"创作的一些实绩,但也存在着与之相关的一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