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饮杏花:宋人诗词里的“桃源意象”

宋人诗词中以杏花酒为主要题材书写"桃源意象"十分普遍,"醉饮杏花"为代表的诗意生活方式闪现着文人群体的人生理想。杏花酒题材较之其他桃源相关书写,特殊之处在于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仙隐色彩交织互动,呈现亦真亦幻的生活场景,给人祥和安宁的画面真实感,桃源不唯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之所在。杏花与酒能承载文人群体的隐逸情怀与生活理想跟自身特性密不可分。宋人诗词里的"桃源意象",既秉承前代文人墨客之闲雅风情,又对后来者影响深远。     

意隐与身隐——从《归田赋》和《归园田居》看古代文人的归隐境界

归隐是我国古代文人倾心向往或亲身体验过的生存状态。张衡的《归田赋》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就是集中反映古代文人归隐情结的典范之作。由于二人不同的人生际遇,两篇作品又呈现出不同的归隐境界———意隐与身隐。意隐是理想化的精神向往,身隐是现实性的人格追求。意隐之后的身隐,是一种更彻底的放弃和坚守,是古代文士一种更难得的做人境界。     

桃源问源

清时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在其校补的《陶集郑批录》中说:“考六朝时,士君子颇有喜异闻之风,桃源亦是当时喧传之异闻,而陶公聆此,乃为记录之,取其合自家隐逸之理想。”此处所讲的桃花源故事为当时“喧传”之“异闻”,是信而有据的。与陶渊明同时而略晚的刘敬叔,曾在他的《异苑》中记载了一个和桃花源故事颇类似的“异闻”:“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南朝后期著作《武陵记》也记述了蛮     

汉魏六朝“耕隐”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以《文选》中“耕隐”作品为例

《文选》中的诗文表现归隐行为或归隐意念的"耕"及耕作名目,称为"耕隐"作品。先秦典籍中安平乐道思想是源泉,汉魏六朝"耕隐"作品则是流变。从杨恽以"耕"为谋生手段,至张衡有愿望而无"耕隐"实践,再到陶渊明真正践行"耕隐"愿望,是逐渐演进的过程,其中的重要作品均为名作。田园诗是"耕隐"作品成熟的标志;耕作由零散提及至田园诗成为重要诗歌题材,描述诗人"耕隐"心态,表现怡然自得心境;"耕隐"作品影响巨大,形成"桃源"文化现象。     

施绍莘的田园意趣与向俗曲风

施绍莘作为有明一代散曲作者之集大成者,屡试不第的人生际遇促使其选择了寄情山水、吟咏风月、闲隐自适、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也影响到他散曲题材的选取与创作风格的形成.其曲作造境之娴雅,选材之自然,用情之真切,格调之清冷,与他隐逸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作品中的俊雅豪爽之风、言志咏情之意、怀古哀婉之思,亦彰显出其始终未泯的向俗用世情怀.     

论中国隐逸思想影响下日本作家的“隐”

日本作家在中国隐逸思想影响及渗透下,从西行到川端康成再到水上勉,从形隐到心隐,表现了对"隐"的接受、传承、变容,最终回归禅宗的隐逸本质。中国禅宗思想提倡"退",从菩提达摩到五祖,基本都是重视归隐、独宿、静坐、修禅。而到了六祖慧能把修行与人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领悟到真正的修行是在人间,衣食住行皆可以修禅隐逸才是"隐"的最高境界。     

由真入幻——由《桃花扇》反观孔尚任的历史意识与生平遭际

《桃花扇》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蕴含了作者孔尚任以戏存史的历史意识,而这种求真的历史意识却在剧中主人公入道、归隐之后走向桃源幻境。笔者结合孔尚任之身世与当时之时代环境,对这种历史意识之形成与归宿进行简要的分析。     

盛开在两岸传统文化殿堂中的生命之花——《荷塘月色》、《荷塘风起》比较研究

荷花飘香的烟雨江南,一直是历代中国文人的精神原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以其独具特色的儒雅与诗性,不断激发着中国文人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潜能.当代散文中,能与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比肩齐名的不多,台湾作家颜元叔先生的《荷塘风起》算是一个例外.虽然两文风格迥异,相去半个多世纪,横跨海峡两岸,但就同根同族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二者借荷塘风景所呈现的“隐逸情怀”却非常相似,犹如两朵盛开在海峡两岸传统文化殿堂中的生命之花,既遥相呼应又各自精彩,在传统文化、传统美学、心理学等多元化研究视野中彰显出两位作家既相通又不同的心灵诉求.     

论唐代园林与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

唐代以前,士人隐逸多出于对抗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全身远祸的需要.他们或远离尘世,采取苦行僧式的山林之隐,或栖迟园林、寄情山水,以此抒发内心的苦闷.唐代相对宽松温和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不必用隐逸来对抗社会.文人们可以在社会与自然、政治与田园以及自我的精神领域内找到一种平衡,产生和谐的心态,从而完成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唐代是园林建筑史上富有艺术才情的时代,其清幽澹雅的文人园林展示出这一时代独特的隐逸情韵.唐代城郊园林的大发展,调和化解了仕与隐的矛盾,为唐代文人的"吏隐"提供了实现的途径.     

从“设论”系列看汉代文人隐逸心迹

汉代文人的隐逸心迹往往会投射到文学创作之中,"设论"是汉代文人常常用来"发愤以表志"的文体,其中蕴涵着比较明显的隐逸之志。通过这类作品,可以看到,从东方朔、扬雄到崔寔、蔡邕等,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及个人际遇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心理上经历了一条从"身仕心隐"到"离世绝俗"的隐逸之路,表现出由儒趋道的渐变。     

药草诚多喻:论唐诗的药意象

唐诗中的药意象所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二:第一,因疾病所表达的身体政治的隐喻,用以治疗疾病的药也由此被赋予了解救人生困厄含义;第二,虽然炼丹服食在唐代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炼丹技术始终只被少数人所掌握,文人们对于丹药的喜好,多体现在服食而非炼制方面。药意象的蕴义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变化,即由最初表达文人士大夫淡泊名利、保全天真的隐逸情怀,到反映文人们亦官亦隐、泯灭出处的精神追求,最后成为谋取功名富贵的象征。换言之,药与隐逸文化的关系,折射出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内在结构的变迁以及他们精神的蜕变。     

隐士群像的百态风情——论两晋南朝隐逸赋

两晋南北朝时期 ,隐逸风气大盛 ,其原因有二 :一是社会动荡黑暗 ,政治杀戮尤为残酷 ,士大夫便将隐逸作为全身避祸的最佳途径。二是宣扬自然无为的玄学与鼓吹出世思想的佛教相结合 ,使隐逸风气更加炽盛。在隐逸风气盛行的同时 ,出现了大量的隐逸赋。隐逸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反映 ,从多角度全面地展示了当时的隐逸风尚 ,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出当时隐士的风情百态 :或塑造悠然自得的隐士形象 ;或披露由仕而隐的矛盾与无奈 ;或调和陵薮与市朝 ,表现朝隐的生活与思想 ;或揭露假隐士的丑陋面目。通过这些隐士群像 ,再现了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特征     

先秦儒、道隐逸观略论

隐逸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隐逸思想历史悠久、来源复杂。《周易》导源于前,儒、道各具自成体系的阐发。儒家强调的是手段式的待时之隐,道家追求的是目的式的适性之隐,两者既对立,又互补,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了隐逸文化的坚实大厦。     

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略论陶渊明园林的文化意义及其影响

魏晋时期士人园林兴起,陶渊明的园林以其自然朴素、充满隐逸情怀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陶渊明结庐人境,从自然中发现美、书写美。赞美园田居的宁静与自由,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陶渊明的园林以隐逸之志为内核,以鄙夷俗世为风骨,在中国士林园林史上树立了令人仰望的高标。后世士人园林深受陶渊明的影响,继承了前者的写意特征,以渊明诗文为园林景点题名,成为制造园林意境的重要手段而长盛不衰。     

“红楼三玉”的隐逸人格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古典小说里人物的命名，寄寓着作者的褒贬好恶，《红楼梦》以“玉”为“红楼三玉”命名，一方面表明其外美与内美兼具的特点，一方面喻示其凡俗性与超然性并存的品性，而内美与超然的一面，是“三玉”隐逸人格形成的心理文化基础。就隐逸形态而言，“红楼三玉”可归于市隐、心隐之列，贾宝玉隐于闺阁，林黛玉隐于诗书，妙玉隐于佛门，大观园是使其隐逸人格得以充分现实化的世外桃源。“三玉”的避世情结与隐逸人格，是对世俗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疏离与逃避的结果，因而也不断受到世俗社会的诋毁与打压，最终皆以悲剧收场。“三玉”的人生悲剧，是在已然丧失了活力与包容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下，追求性灵自由与生命超越的个体欲做隐者而不得的人世悲歌，足资“齐家”“治国”者引以为鉴。     

明清易代之际山左文人风貌与诗风的嬗变

明末结社之风盛行,莱阳宋继澄倡导"山左大社",社员受复社影响,诗歌创作上多有宗唐仿杜之作,气节上大都坚守正义。甲申之变,山左文人出路有三种情况:殉国者,多为山左大社成员,受复社气节激励与家风濡染显著;隐逸者,或避地山林著书课孙,或被迫守节身隐心不隐;仕清者,守志弃节,进退两难。文人风貌的变化是朝代更迭的客观因素及家族发展、文化传承、生存状况、复杂内心等主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因此,对山左文人风貌、心态的考察,有助于认识明清之际诗风转变的轨迹,把握易代时士风与诗风的嬗变。     

诗石联姻：唐代园石的诗学阐释

石从自然天地走进文人园林,成为唐代园林中的构景元素,与唐代文人的生活发生了紧密联系。在唐代兴盛的构园之风的推动下,园石又成为诗人赏玩的审美对象,进而成为诗歌的吟咏对象。在赏石文化和诗歌吟咏的感染下,物质的石浸染了诗意,具有了文化意蕴的审美性。然而园石的审美过程并没有结束,而是进一步被重新运用到园林实景的建构中,对古典园林的艺术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招隐·不遇·自适——论汉赋“隐逸”主题的三大母题

汉代涉及隐逸话题的赋体文学,在其思想潮流、生活方式、文化理念等时代特色孕化下,开辟出了"招隐""不遇""自适"三大母题,不仅丰富了汉赋的呈现和功用,亦为魏晋南北朝文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后来者递相祖述,踵事增华。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