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跨境德昂族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

跨中缅两国国境线而居的德昂族在传统社会框架下为了本民族生存和发展建构了早期共同历史记忆.近代以来,中缅德昂族早期共同历史记忆出现了差异,究其原因,主要与现代国家确认、现代国际社会框架和自我建构相关.因此,早期历史记忆研究应该关注传统社会框架和自我建构的互动;历史记忆的当代重构应该关注现代国家、现代国际社会框架和自我建构三者的关系.国家认同差异并不妨碍中缅德昂族民心相通,德昂族将对"一带一路"发挥积极作用.     

变异的三月街: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

三月街是白族传统的民间物资交流和文娱活动的盛大节日。湖南省桑植县白族"三月街"虽然保存有传统"三月街"商贸与娱乐的因素,但已演化变异成以祭祀游神为主要内容的活动。桑植"三月街"的变异实际上与桑植白族的历史紧密相联,是其历史记忆的现实反映。变异的"三月街"虽然没有完整传承白族的正统文化,但其包含的历史记忆所导致的民族认同,使其升华为确认该民族的文化标志。     

和顺古镇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历史记忆是族群内部成员对其共享历史、文化、族源等进行刻写和记忆的过程。族群认同则强调族群成员对其所属群体的认知和情感依附。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族群认同是族群增强凝聚力,延续族群文脉的根基。本文以历史记忆、族群认同等相关理论为基础,首先对和顺古镇保存较为完好的族谱、宗祠、纪念性建筑、宗族礼仪、宗教仪式及名人传记等进行解读,透视其历史记忆的刻写保护与传承过程。然后依托记忆揭示和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     

伊玛堪的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

伊玛堪是赫哲族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瑰宝,它以叙事史诗为主线,以古代传说为背景,艺术地再现或复制了赫哲族的历史记忆,并从鱼皮服饰、以犬为伴以及独具特色的食鱼习俗等多个层面,对其民族发展中的个性特征进行了文化认同.     

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

本文试图运用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以撒拉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在其文化再生产和族群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集体记忆分为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本文主要研究撒拉族的历史记忆,探讨一个无文字的简单社会(人口较少民族)借助族群的历史记忆如何维持族群边界、强化族群意识的现象.     

口头叙事与村名之争:一个村寨历史记忆的建构——以云南石林彝族撒尼村寨月湖村为例

民间口头叙事是一个群体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所建构的一种历史记忆与历史表述.它是群体对所记忆的历史事实的理解和阐释,是为强化群体认同和巩固群体凝聚而进行的策略性表达.本文通过对一个彝族撒尼村寨世代相传的地方性传说的文本分析,揭示了月湖村人对本村寨历史的集体记忆和革根阐释,进而说明"小地方"的口述吏不仅隐藏着"大社会"的宏大历史叙事,而且表达了村寨共同体以及家族力量时村寨象征性资源的争夺与平衡.     

自我、他者与国家:福建琴江满族的认同

琴江满族是清雍正七年清廷所建福建三江口水师旗营官兵的后裔。据其家谱和墓碑的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早年加入八旗的汉军旗人。1979年,琴江人集体要求将民族成份由汉族改为满族,同年建立了琴江满族村。本文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并分析了汉军旗人的认同意识以及隐藏在认同意识背后的历史传说和文化渊源,并通过分析认同过程中自我、他者、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现代国家背景下少数民族认同的动态特征。     

历史记忆与族群建构:《圣经》的书写模式——《圣书与圣民》书后

<正>游斌教授花费数年精力撰写的《圣书与圣民: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建构》(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一书,是中国大陆学者有关《圣经》书写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我的专业而论,他所研究的领域     

围屋化:族群历史记忆的社会化叙事——广西贺州客家围屋作为叙事文本的文学人类学分析

叙事学的"叙事"包括叙述方式和实际所讲述的东西两个基本范畴.贺州客家围屋用空间结构手段来立体地记录和理解贺州客家人的文化,围屋作为一种视觉表达方式实质上是贺州客家人在自然与人文、怀旧与崇新、传承与变迁等多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文学叙述,围屋不仅成为贺州客家人的自我意识表征,而且还成为了贺州客家族群历史的记忆,是贺州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文本",同时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叙事范式.     

家族的历史抑或国家的历史——中越边境地区沿海族群之身份与认同的历史考察

本文展示了今防城港市一带沿海族群豪丫黄氏族源叙述的歧异性,进而揭示了明末以降沿海族群从属夷向我民的身份转换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展开的宏观历史场景。最后分析了豪丫黄氏汉将后裔这一文化创制的经济意义,即对占有土地这一生存资源合法性的阐释。     

文化遗产:泉州回族历史与文化特性的记忆与表达

泉州回族文化遗产是泉州回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其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以及与闽南汉族的互动中不断再创造的结果。它是泉州回族起源、文化变迁与融合、社会适应与发展、族群认同变化与重构、民族文化心理形成、变化和延续的历史记忆,是泉州回族社会历史发展与文化特性的象征与表达。     

历史脉络中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意识变迁——以土族为个案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族群的统一国家,族群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亦是其显著特点。以世居西北的少数民族——土族为个案,可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对历史脉络中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意识变迁进行研究和阐述,借以考察少数族群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观的建构历程,透视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民族关系的现实和趋势。     

从“移民”到“土著”——坪坦河申遗侗寨的历史记忆与社会建构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河流域的六个侗寨于2013年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文章通过田野调查,结合历史人类学方法对六个侗寨迁徙的非连续性历史记忆及其村落共同体的社会构建进行了分析。坪坦河侗族人既有江西移民的历史记忆,又自称为本地土著。定居坪坦河以后,尤其自明清以来,他们又通过大量碑刻、木刻等文字记录方式进行村寨历史建构。当地人正是通过历史的虚构与实构,诠释了其先民的多元族群互动融合的历史事实。     

网络穆斯林社群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中国穆斯林网站BBS社群的个案研究

对一个族群而言,有关族群历史的记忆对构建一个族群稳固的身份认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中国穆斯林网站BBS社群的实证研究,梳理在网络空间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中,网络穆斯林社群成员反复提及的历史记忆要素,构建的历史记忆影像及其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密切关联.     

延边地区多元历史记忆的共享与精神家园的构建——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延边地区历史文化具有以汉、朝两民族为主体,“多元”文化融为一体的特点。延边各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祖国边疆的历史记忆,是促进民族互动、情感沟通,强化社会凝聚力,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的重大动力。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是把社会中“内群体和外群体”二元对立转换为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的融合思维,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不谋而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七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各民族历史记忆的共同性和相似性,是加快民族心理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情感基础。     

国家记忆中的叙事工具、事实与快速思维——以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记忆僵局为例

研究借用了心理学中对记忆的划分和欧洲学者维果茨基（L.S. Vygotsky）、巴赫金（M.M. Bakhtin）等人的中介概念,认为人是能使用工具（象征）的动物,所以记忆是一种经过中介调节的行动。将其同人类学的田野资料结合起来观察不同记忆共同体（mnemonic communities）对过去不同的解释。认为记忆共同体之间的差别关键在于“中介”,即集体中每个成员都用的文化工具——叙述工具。叙述模板对记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遗产的社会建构：话语、叙事与记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遗产传承与传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遗产话语与实践正面临危机,基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符号学、文化学等梳理并构建跨学科理论逻辑体系,用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我国遗产话语横向共时性的中西方平等对话、纵向历时性的文化符号表征与文化记忆的形成,提出“遗产社会建构框架”与“遗产共建共享：文化‘活态化’传承与传播的社会实践路径”,强调只有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核心,对遗产文化符号进行“神圣化”“重复化”与“现时化”的阐释与展示,才能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形成文化记忆,“活态化”传承与传播遗产文化,塑造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历史、想象与身份认同——影片《成吉思汗》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叙事比较

围绕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已经形成了多重文本构成的语义丰富的话语场。对1986年詹相持执导的《成吉思汗》与1997年塞夫、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两个电影文本的对比研究表明,两部影片在影像风格、叙事选择、细节塑造等方面的不同,显示出作为创作主体的导演在构造过去时游走于史实与想象中的姿态,叙事策略的背后展现出的其实是创作者族群、文化身份的差畀以及自我定位等深层次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文本对比分析既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有启示意义,也是文化人类学之于历史、想象、身份研究的重要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