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村大学生”计划（培养）教育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村村大学生”培养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2004年开始招生，在教育教学尤其是教学体系建设等方面还没有成型的经验。本文主要针对这一“特殊”群体，探索适合“村村大学生”人才培养的教学体系，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     

加强高校"两课"教学实效性的几点对策

搞好高校“两课”教学关键是加强实效性,实效性是“两课”教学的生命线。加强实效性要坚持一个原则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实现由以教师为主体向以学生为主体和以“两课”教学体系性、逻辑性为主向以“两课”教学针对性、实效性为主的两个根本转变;抓住三个关键性环节,即：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学方法。     

论新形势下大学生的"网德"教育

信息网络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为了把握“网上”主动权,加强大学生的“网德”教育,德育工作者应在认真分析大学生“网德”教育工作特点的基础上,从“软”“硬”兼施、“疏”“堵”并举、“上”“下”相连、“教”“学”相长等几个方面,采用较为全面的实践方略。     

以课堂教学为主导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探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特别提出“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两课”教学的主导作用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深入进行大学生的“三观”教育,同时,要理论联系实际,按“三贴进”要求,选择教学重点,选择理论难点,选择社会热点。     

"两课"教育教学改革综合研究

改进与创新"两课"教育教学,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教学实效性;理顺协调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形成科学、严密的"两课"教学新体系;优化创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环节、考试方式,形成生动、活泼的教学新模式,由此"两课"教育教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两课"教学与大学生政治文明意识的培养

"两课"教学是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意识的主渠道、主阵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两课"教学中政治文明意识培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人为本,创新教学理念,使大学生的政治文明意识内化为良好的政治文明素质和行为,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实践,是"两课"教学中培养大学生政治文明意识的根本目的.     

"两课"教育教学社会实践运行模式探讨

我国高等学校开设的“两课”是系统的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主渠道和基本环节,社会实践是提高“两课”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和重要环节。当前,各高校存在着诸多制约“两课”社会实践运作的因素,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两课”社会实践探索中的问题,分析、比较各种不同方式社会实践的可行性,进而进行选择、总结、完善,逐步建立一套更有效可行的“两课”社会实践运作模式,这是解决目前“两课”社会实践存在问题的基本途径。     

也谈当代大学生"自我中心"问题的成因与对策

“自我中心”是当代大学生思想品德中最突出的问题，这是德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当代大学生“自我中心”心理的形成是家庭、社会和学校诸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科学的价值导向，才能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理和人格。     

大学生学习"边缘态"初探

在高校大学生的学习中,有一种想学又学不进去的现象.通过长期的观察与研究,我们可以把这种学习状态形象地视为一种站在学习门口的"边缘状态",简称为学习"边缘态".根据大学生学习"边缘态"发生的一系列原因,以及许多教师在教学与心理辅导中引导学生摆脱"边缘态"的策略和操作经验,高校教师对大学生的学习应给予重视和相应的指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综论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加以概括:一是每一个代表的哲学理论基础,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哲学理论基础。而在这种概括中,又尽可能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理论创新的内容。     

我国目前“村民自治”研究的两个问题

进入 2 1世纪 ,村民自治研究的重点发生了转移 ,研究的路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由村民自治引发的诸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 ,其中以村级治理、村民自治中的乡村关系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问题成为了重中之重。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在研究理论的偏好上以及在对村民自治制度相关问题的分析上还显不足。可以预计今后村民自治研究的走向是 :关于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等诸问题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研究的方法选择上将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     

格莱珉模式与中国村镇银行的发展之路

建设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都需要资金。而目前国内银行金融资本大量汇集于城市,广大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低,资金来源少。荣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国格莱珉乡村银行在农村针对穷人的信贷方面做得很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孟加拉国的发展和农村建设。分析了格莱珉银行经营运作的成功经验,结合当前我国国情,对发展我国村镇银行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试论新形势下我省乡镇企业的发展道路

1994年，我省乡镇企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乡镇企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乡镇企业发展对我省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本文阐明了我省乡镇企业在过去14年的发展模式，指出了新形势下我省乡镇企业的发展道路．     

我国乡——乡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乡——乡流动者"数量较大,但一直游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的视线之外,"乡——乡流动者"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收入较低、家庭矛盾多、资金来源有限、社会保障缺失、孩子入学困难、融入当地较难和迁移困难等。要促进"乡——乡流动者"的迁移,需要政府的宣传、政策措施的倾斜和税收贷款政策的惠顾。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台前县驻村工作的几点思考

根据一年来驻村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大量的调研工作,介绍了台前县"三农"的基本情况,提出了解决台前县"三农"问题的建议。该建议对解决我省"三农"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权力下乡: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以村庄权力互动视角审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改造,其本质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倒逼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改造,于是,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并基于新权力的引入重塑了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特优势的“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村庄权力结构,这就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依靠干部队伍的嵌入整合、资源输入的权威效应、村治运作的模式创新等方面的联动施力,驻村第一书记成功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通过在“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建立了培育、监督、辅助三重导向的权力互动崭新条线以及在“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开展了脱轨纠治的互动调适,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互动关系的重塑。新型村庄权力结构的优势在于国家对村庄权力运作与村庄治理的可控性以及能够促进调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和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不过,上层国家权力下乡也面临着乡土社会的双重屏障、权力运作的支撑不足、下乡成效的生产失衡、目标结果的反向错位等四重现实困境。未来,必须通过统筹个人深入与组织协助、明确书记角色与决策规则、完善制度主导成效机制、坚持村庄权力改善原则来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以不断赋能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解决大遗址区居民问题的“城中村”模式与“新农村”模式

从大遗址保护与遗址区内居民生产、生活之间存在的矛盾入手,分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两种途径,即"城中村"和"新农村"模式。通过探讨两种模式的适用性及其缺陷,得出只有从遗址的实际情况入手,选择适当的模式,才能实现遗址区内居民与大遗址保护和谐共存的结论。     

信息技术与乡村创业组织的创新实践

在互联网时代,新生代农民通过新兴技术创新生产方式和组织关系,形成家庭网店、代工合作社和一体化企业三类新创组织。借鉴制度创业理论,以互动建构为分析框架,延续“差序格局”的研究路径,探讨新生代农民如何运用乡土的关系策略进行创业组织的创新实践。关系策略的实施立足于新生代农民的自我建构,依托“推己及人”的传统伦理进行关系外推和关系内聚的双向运动,实现对组织内文化性和工具性张力的商榷,并逐渐形成共生的创业生态群。这一双向运动表现为:一方面以“己”为中心不断“外推”,将传统“仁爱”情感作为“圈化”动力;另一方面将“己-人”作为判断自我与他者关系亲疏的依据,融合互认因素,建构“自己人”的共同意识。关系策略推动“互联网+”创业组织逐级演进,促使技术更迭并形成组织规模上差异化的创新实践。     

城中村向何处去——兼论进城农民工的住房权

城中村作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是农民工等城市外来常住人口的落脚之地。开放改革之初,由于正式住房市场短缺,进城的农民工不得不救助于非正式住房市场,城中村应时而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为城中村本身的管理问题及其土地蕴藏的巨大级差地租,全国上下都陷入一场“赶超型”的城中村改造运动。而作为城中村居住主体的农民工,他们的住房权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最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坚持城中村改造方向的同时,制定了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房发展目标,但目标仍然偏低,这决定了城中村作为城市主要的廉租房市场仍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