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梁漱溟、杜维明知识分子人格观的异同及其现实意义

知识分子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人格,现代新儒家的两位代表梁漱溟、杜维明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格观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士”的观念,又体现出了时代特色,对当今知识分子人格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     

破除"启蒙"的蒙蔽--《启蒙心态和儒家传统》一书的编者手记

启蒙是西方现代化的地方经验的普世化,其中包含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启蒙的世界观里,西方以外的各种本土文化资源都被看作前现代性的而丧失了现代的意义.中国近当代的文化危机,与这种反本土化的文化立场相关.在中华民族重启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中,必须考虑我们本土的文化资本和知识分子如何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儒家伦理"普世化"反思

近年来,理论界提出了儒家伦理普世化的主张并且得到了许多人的积极响应.然而,不论是在世界意义或本土意义上把儒家伦理直接发展成为普遍伦理,还是让其作为一种伦理资源参与普世伦理的建构,儒家伦理普世化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儒家传统伦理与当代生活分离的现实.只有在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现实社会所受传统熏染的情况及儒家伦理对当今及未来现代化进程的正负面效力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扎扎实实地做文化治疗和创建工作,才有益于儒家伦理文化的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     

儒家启蒙经典的价值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儒家启蒙经典作为中国古代小学教育中的正规教材,既对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和一般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对社会下层百姓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起着导向性作用,从而已经成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儒家启蒙经典的价值不但体现在对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的传承方面,更对我们的现代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论儒家启蒙精神——以宋明理学为视角

近现代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启蒙话语叙事,这种叙事内含冲突与分歧。现代西方思想家托多罗夫关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指明了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与康德的“普遍启蒙”观念相呼应。接续这一启蒙精神的论述,以理学为媒介,可以揭明儒学内涵的启蒙精神。程朱理学对师道和启蒙精神的阐发,阳明心学提出的“蒙体”观念,展现了儒家启蒙精神的内在丰富性。尤其是“蒙体”观念揭示出了“启蒙”还应当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反思和批判,这是西方启蒙观念比较欠缺的维度。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本就富有启蒙这一“精神气质”,儒学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观察和反思现代世界的一种“态度”。     

从启蒙到批判：福柯对康德启蒙观的推进

康德的启蒙观以主动运用自己的理性为核心：首先,要自己思考,摆脱成见,主动运用理性检验一切接受的东西,乃至理性本身。其次,必须公开运用理性,将思考上升到普遍性高度,尤其是在实践理性领域把自己的准则上升到普遍的法则,从而在目的王国内实现启蒙。福柯认为,启蒙问题的提出是康德对他所处时代的思考,这代表着现代性态度的出现,而这种现代性态度包含了对时代的批判。由此,福柯把康德的启蒙置换成了批判。这种批判作为不被治理的艺术,意味着对权力引导的反抗,这就要对人们的历史存在进行考古学——谱系学的分析,明确知识——权力设立的界线,从而对界线进行不断地僭越,一次又一次地创造新的自我。     

儒家诚信:普世伦理价值的考量

儒家诚信是一个立体、贯通、多维、有机的本体、伦理、价值系统。既是形而上的哲学本体 ,又是伦理学的道德本体 ;既是客观的 ,又是精神的 ;既是道德评价的基本原则 ,又是具体领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既是伦理化、哲理化的制度 ,又是公共交往的基本要求 ;既是人的本性和生活状态 ,又是人品修养和做人的根本原则。儒家诚信虽有内涵隐而不彰、没有创造性的转化、缺少操作层面的制度规定等缺陷 ,但经创造性的转化将成为建构普世伦理的重要资源     

从半神到人到神:儒家圣人观的演变

孔子时代的圣人半神半人。孟子与荀子的圣人是人,完美的人,可以为楷模和导师。汉儒将圣人观进一步深化与神话,圣人从人上升为神,成为神圣的权威,圣人之言成天经地义。这一从半神半人、人到神的历程体现了儒家的神圣化与制度化建设过程。它标志着儒家人格走向了宗教神圣,儒家由一个学派转换为宗教教派,儒家走向了宗教。     

社会启蒙还是文化启蒙?——从启蒙的自主性看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

启蒙的自主性这一概念表明,启蒙只有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基础具备的条件下,才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前提。中国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启蒙,而只是文化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工作是社会基础与社会启蒙的双向建构。中国真正的、全方位的社会启蒙只是在今天才有可能。     

略论儒家修身观的德育价值

在古代儒家思想中,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其主要内容是道德立身,培养善性;忧患意识,经世胸怀;注重气节,勇于献身等.儒家修身观在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效果上对当前高校的德育有重要价值.     

自我实现——杜维明的群己观研究

杜维明认为天人合一是自我实现的本体论上的依据,它为自我实现提供了宗教性及神圣性。他认为自我实现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应该尊重人的生存脉络,即尊重家庭的特殊性,不过应该反对特殊主义;他也否定毫无差别的普遍主义,认为兼爱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他主张个人应该通过理性认识他人、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和裙带关系两种错误倾向,实现由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超越、自我转化与群体转化的统一。他的这些思想与集体主义存在着共通之处,应该能够为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儒家德育思想的转型及启示——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包含了丰富内容。考察儒家德育思想史,可以发现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德育理论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概括起来就是在社会本位为德育目的的大前提下,先秦儒家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主体性,而宋明理学则强调对人的限制,强调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考察这个转变,可以发现儒家德育失去活力和效力的部分原因。     

对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追问及反思

本文围绕柴文华教授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对现代新儒家文化观与科学的关系、“中国文化中心”立场的程度、现代“道德本体”、儒学与“常道”的关系、文化相对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追问及反思。     

儒家"和"理念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的内涵与规定是多层面、多方位的,每个民族对普世价值的形成都可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有责任、有能力为普世价值的形成提供有益的参考坐标,进而真正促使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孔门儒学最先提出"和为贵"的思想主张.对于生活在现代性背景下的人们来说,重新诠释、彰显宏扬和的思想观念又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和的每一层面的精神主旨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进而能够为医治包括人类中心主义、利益中心论、人性异化、科学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在内的现代性病症提供别样的参照维度,甚至还可以发挥新奇的功效.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从启蒙理性到生活世界的重建

本文研究了从文艺复兴时代的启蒙理性的滥觞到生活世界的重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认为启蒙理性所建立的知识架构、价值体系和世界图景,经过科学观念的扩张和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近代理性哲学的发展而走到自己的逻辑终局。现代哲学对生活世界重建的不同路径,既体现了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反叛的总趋势,又勾划出现代哲学不同流派的基本面貌。     

从跨文化视角反思戊戌时期的妇女启蒙

戊戌时期妇女启蒙的中心是"废缠足"和"兴女学"。首先,以明清之际至晚清的各种反缠足话语为对象,考察在外来文化的挤压下,民族主义主题在启蒙思想中的凸显。其次,从跨文化的视角观察妇女启蒙思想在民族主义话语中的变奏;最后,考察戊戌时期"兴女学"的思想源流。通过考察,可以认为,戊戌妇女启蒙是将妇女纳入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