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创造社研究的浪漫主义体系

人们常认为创造社属于典型的浪漫主义文学社团,本文试图对这种“定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固然,创造社文学与浪漫主义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用浪漫主义美学方法研究创造社文学也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此暴露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如果我们抛开“主义”式的思维方法,努力从创造社文学最为突出的情绪表现方面研究它自身,将会有效地克服浪漫主义的创造社研究难以避免的空泛性和牵强性。     

从异军突起到自我否弃——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境遇

浪漫主义是欧洲文学史上曾经普遍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是现代西方文艺思想的起源。五四时期,在个人发现、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创造社异军突起,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潮流,与文学研究会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潮流构成了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形势。五四浪漫主义把情感、想象等视为文学的本质,强调文学与自发性、天才、灵感等特点的联系。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影响了整个五四一代作家。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创造社开始否定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提倡新写实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理论上以现实主义为标帜,并且否定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尽管把浪漫主义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对浪漫主义进行了重新评价,但实际上,在1930年代,逐渐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趋势。     

论郁达夫前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质

1 前期创造社揭起浪漫主义的旗帜,异军突起,和倡导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一争文坛春色。郁达夫是前期创造社的骨干之一,他的前期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似乎是不言而喻地成为现代文学史家们的定论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说:“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在诗歌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郭沫若,小说散文方面则为郁达夫。”又说:“郁达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见之于文     

从浪漫走向革命——由创造社文学看西方浪漫主义的中国化转型

根据主观性、情绪化、自我表现等西方浪漫主义文论中的核心原则和要素出发,将创造社文学创作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典型代表,然后大体分析中西浪漫主义文学的区别性表现。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在第一和第二个十年过渡期中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郁达夫的“创造”年月

在五四以后摧枯拉朽、并流竞驰的中国文坛上,有两个最大的社团和流派,一个是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创造社。郁达夫是创造社最主要的发起人和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在创造社六年期间,曾以他警世骇俗、清新哀婉的抒情小说,激动了一代青年的心,赢得了创造社的声誉;曾以他敢于创新、独树一帜的文学主张,开拓了新文学     

浪漫主义契合点上的碰撞

浪漫主义的兴起是西欧文学史上有开创意义的一章,它给19 世纪俄国文学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俄国作家肩负的使命使得浪漫主义在俄罗斯很快被赋予现实主义色彩。前期创造社成员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五卅运动之后却又从建筑“乌托邦”的精神领域和渴求中逐步把目光投入社会现实,文学主张也从原来并不坚实的浪漫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明确地提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革命文学主张。     

游走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论创造社成员文艺创作的特性

我国现行的文学史一直将创造社归为“为艺术而艺术”,侧重于自我表现．带有浓厚主观抒情色彩。然而观照众多创造社主将的文学实践,我们却总能发现他们的作品中包含着鲜明的写实色彩。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创造社理论建构的不完整性——他们倡导的浪漫主义受到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据此可将创造社的文学定义为抒情现实主义。     

郭沫若、田汉早期剧作比较辨析

在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里,在“创造社”同人创建现代中国文学的拓荒过程之中,郭沫若与田汉,犹如一对比翼双飞的报春鸟,共同鸣唱出了一曲曲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迎春之歌。他们在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初创期(1920～1927年)所建树的文学实绩,一方面为中国现代戏剧浪漫主义流派的发生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方面也为各自的浪漫主义戏     

前期创造社主要外来艺术渊源质疑

本文旨在反拨既成观点——前期创造社的主要外来艺术渊源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尽管这是一个沿袭了半个多世纪并取得了普遍承认的观点。一反拨,首先从浪漫主义自身开始。因为导致上述既成观点的原因之一,就是浪漫主义这一文学范畴本身的复杂性和人们理解,运用中的不确定性。早在十九世纪初期,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缪塞在他那篇《杜波伊和戈东书简》中,就列述了浪漫主义的种种含义,这些含义之多、之乱,足以     

日本大正时期文化界与创造社新浪漫主义思想的建构

创造社同人留学日本时正是日本文化界努力效仿西方,追赶西方新的文艺潮流的时期。而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作家在日本大正时期文坛掀起的阵阵热潮所形成的外界机遇,也在无意中为创造社对西方文艺的选择和兴趣点作了暗示和引导。尤其在创造社建构他们的新浪漫主义思想过程中,日本文化界为他们做了新浪漫主义这个新概念的界定,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为创造社认识和理解新浪漫主义提供了引导和学习的平台。     

"破"与"立"--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

面对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过度弘扬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无度发挥所招致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体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致力于解构作为现代主义深层本质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现代主体性的同时,又努力在现代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后现代主体性。     

释爨及西爨白蛮

本文依据古籍文献及碑碣资料,对历史上南中大姓的主要代表爨氏家族的历史源流作了全新的考证,并对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中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前""后"对称说

曾有学者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时间词“后”不能指过去，因此时间词“前”“后”在语义上是不对称的。其实，“后”可以指过去，时间词“前”“后”在语义上是对称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前”“后”对称的语义基础，以指导我们的语言运用。     

通向“存在”与“神圣”——海德格尔关于“诗”和“诗人”的界说

该文遵循现象学阐释学原则,面对海德格尔思想文本自身,解读海德格尔诗学言论的意旨。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界说“诗的本质”乃存在之创建、通向存在之近处和神圣,以及界说“诗人的使命”在于道说神圣、还乡和期待上帝,都表达了对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所导致的“贫困时代”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指示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切问,体现了海德格尔“反主体形而上学”之思的一致性。     

“推敲”的原则与途径

当前许多教师在回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中“推”与“敲”的优劣时，往往以故事的演进、情节的展开为依据，他们认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只不过在叙述着贾岛自己一段拜访友人的经历，情节之外所有的诗性因子就这样被他们一一抹杀。其实，《题李凝幽居》的主题应该是突出李凝居所远离尘嚣的岑寂，在创作方式上存在着“妄想揣摩”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其行程的实录。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语义分析

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也并不相同。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和民族主义同时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价值体系的稳定性。在其演变的过程中,逐渐从最初的情感认同过渡到与国家根本属性的理性认识相结合的现代涵义,呈现出以地域意识为核心、民族自决和民族利益为表现形式、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主要标志的三大特征,并形成了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利益认同三个层面的互相叠加、互相包容的语义特征。全面认识和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内涵,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