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尔巴哈的感性本体论

在前人感性学说的基础上,费尔巴哈把感性作为存在本身,作为本体来进行探讨,即费尔巴哈的感性本体论。此文是以感性存在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体现在“我欲我在”的本体论证明中。它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感性认识或感觉经验,而是现实的人的感性存在,是感性本身。     

感性的美学启蒙：李泽厚“情本体”论的批判性反思与价值重估

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弊端切入,结合大众审美文化时代的感性变革,反思美学的感性启蒙,并以此为理论背景,批判性阐释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情本体”美学思想。李泽厚后期从“实践本体”转向“情本体”,强调用审美情感的张扬对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生命异化,以美学的感性启蒙建设“心理本体”与“情本体”,追求“人是目的”与个体立命的审美人文主义精神。但其对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推崇,使“情本体”思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维度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向传统儒学之“情性论”的回溯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文章指出,不能空谈美学的感性启蒙与文化的“心体”建设,而是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原则,立足于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结构视阈来思考心体建设与社会实践的融合。     

审美对象就是自然

审美对象之"美"呈现为自然性。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是辉煌地呈现的感性,作为感性,审美对象包含自在、自为、感性存在三个层面,与此相应,"审美对象就是自然"这一命题中的"自然"有三个意思:一是作为自在的自然,它是无人性且与人对立的。二是作为自为的自然,这就是说自然也是人的意向性对象。在此,自然与人发生关系,这就是广义的"自然的人化"。在这个层面上,自然具有表现力。三是感性存在的自然,这是本体层次上的自然。这个自然具有表现力且是自然的,而且,只有当它是自然的,它才是具有充分表现力的。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中国现代文学人性系统的修补者——论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

张爱玲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在于她以崭新的感性经验修补了中国现代文学曾经异化的人性系统。在现代文学人性系统中,理性本体与感性本体是统一的,但在五四后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对文学功利性的理性吁求过于强大,导致文学发展中人性体系发生了异化,感性本体日益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张爱玲通过反传奇、反浪漫的笔法对人类文明进行反思,在文明毁灭的极端状态下探到了人性的感性内核。张爱玲对人的感性本体的把握并没有使她完全抛弃现代文学的理性本体,她以自己的方式继承着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     

古希腊理性人学的探究

以往的论者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希腊哲学分辨为归属“知识论”范式,这同古希腊哲学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不无关联。然而,持此论者有所不察的是由柏拉图确立的“让存在之存在(“理念”)同时也作为人之存在之存在的基调,其哲学特质将希腊哲学归属于“理性人学”的范式,希腊人把人的本性建立在人所独具的理性特征之上,通过直接与间接两种途径面对人本身指证出人之理性的意义,并通过“知识”这一中介,将“真理世界”与“意见世界”同人的“理性”与“感性”作对应,得出入之两重性规定。希腊智慧在其思辨的理性中,导致“感性”与“超感性”的过度紧张,必然需要被了解和同情,理解与超越,因而,她必然只是通往人学途中的一个重要驿站。     

康德与朱熹"至善"概念之比较

“至善”是伦理学中的最高概念,康德与朱熹都对此概念进行过阐发。康德认为人既是感性的人,又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要承担道德义务,而感性的人需要幸福,因而,道德虽是至上的善,但还不是圆满的善,道德与作为道德之结果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至善”。朱熹认为,道德就是“至善”,“至善”与感性幸福无关而且截然对立,道德就是“至善”的一切。     

论周敦颐“太极”和“诚”关系的二重性及其逻辑展开

“太极”和“诚”是周敦颐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而周敦颐对这两个概念的论述却存在复杂性。总的来看,“太极”和“诚”之间的关系具有多层维度,二者之间既有统一性又存在差异性。分别来看,“太极”既具有宇宙生成本原的意义,又具有万物本体的特征。而“诚”作为本体既生成于作为宇宙本原的“太极”,又挺立为与人相关的道德与价值本体。从本体的角度来看,“太极”是本然世界的“万物”之本体,“诚”是意义世界的“万事”之本体。此两种进路之间的统一和区分,体现了周敦颐哲学从宇宙论中开出本体论的开创性,这亦是周敦颐“太极”“诚”思想被确立为理学开山的理论依据之一。     

论"以人为本"之"文化本体"

人的文化本体是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根基,人的社会性、自然性和心智性等各种属性和本质,只有在文化本体的基础上,方能综合成为一个人有机的整体系统。因此第一,“以人为本”必须基于合理的“文化本体”,第二“以人为本”与“文化本体”相互作用,文化认同与人的同一性,“人本”即是人之“文本”,第三,中国人必须对中华文化本体关注和保护。     

孔子的方法学——从本体诠释学模式研究孔子哲学

探索“建构性的后现代哲学”,必先摆脱从前哲学所构作的一些基本框架,以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来思考。从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质看,本体论与方法学却是可以同时并存,而成为一体的两面。孔子所论的仁,本身是人性的本体,但也是一自动自发地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法,仁之“方”有方法的意思,是“由本体衍生方法”,再“由方法去揭示本体,诠释本体”,寻求诠释学和方法学的汇合。一切德行,都是“实然”世界的实践,要求将实然带向“应然”。而仁则是一切应然的潜能,为应然价值的本体,我们可称之为“本然”的价值。这本体是一切德行的整体,也是其所以可能的条件。仁作为“一个像样的人”之要求,是需要“使人化为人”的“过程”,使仁体得以全幅实现,达至理想的人格。从对方法的描述,到方法论的反省,是两层的反省,这方法首先是一反省自己的方法,进而对这反省本身再加以反省,为方法论的反省,这是中国哲学最早的诠释学思维。儒学这方法和方法论的特色,是一相关互动的方法,一是由反省自己之仁以诠释他人,另一是反省他人之仁以启发和诠释自己。总结仁的概念,一面是作为潜质的本体,另一面是将之实现的过程,要求用各种修养的方法和德行的实践,去使仁体显露。这构成“仁”哲学之三方面:作为潜质的本体,将之实现的过程和方法,及作为全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