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中国小说的起源

《庄子》与中国小说起源的关系密切,＂小说＂和＂小言＂等小说概念出自《庄子》,概括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精神的＂志怪＂一词出自《庄子》,《庄子》寓言中含有《山海经》＂奇说＂式的小说内容,这些使《庄子》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源头。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小说》、《志怪》为名的第一批小说专著,是《庄子》对中国小说起源深远影响的必然结果。从出土的先秦小说可看到《庄子》小说内容的历史背景,也显现出《庄子》的独特之处,它是中国小说的理论源头。     

苗族古歌中的婚姻伦理与规则——以黔东南清水江苗族为例

苗族古歌作为一种神圣化叙事,其内容不仅仅反映了苗族历史的过程,而是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在伦理规范和维系社会秩序等方面。苗族古歌中的婚姻伦理与规则既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还是苗族民众的生活理想。苗族古歌在一定程度上是苗族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对过去历史的集体记忆,但其作为“活态”口传艺术,最为核心的是在伦理、价值等方面对人们行为规范的影响。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形态之本源说——读劳承万《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美学,中国的美学应该是对应于中国心性哲学的“乐学”,这是劳承万新著《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的核心观点。中西哲学形态的不同,注定了中西美学学科形态也是不同的,作者提出了梳理中国古代美学形态的三项式框架：“器物-考古证明-心性哲学之过滤升华”,这是一大创见。他迥异于大陆学人的学术路子使得该著作的学术思路、方法和思考的问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该著作呈现出很多具有原创性和中国问题意识的理论新见,以及对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刻反思。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与时代意义

黑格尔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继承和超越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逻辑是:家庭(伦理性与实体性的统一)——市民社会(伦理性与实体性消失,个体独立性得到彰显)——国家(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相统一的伦理和精神);其运行逻辑是: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个人需要升华为社会需要,个人的特殊性升华为市民社会的普遍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英文文摘

A Study of Marx＇ s Theory of Three Types of Social Formation/Hong Guangdong （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Seen from the appearance of Marx＇ s 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 Marx paid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as the social subject when he investigate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three types of social formation is an example.     

潜精研思 融会贯通——评《中国古典小说论稿》

《中国古典小说论稿》一书是程国赋教授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二十余年来学术成果的结集,研究范围主要涵盖了先秦神话、唐五代小说以及明清通俗小说.共收录论文34篇（含附录5篇）.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对卞孝萱先生等人学术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和古代小说研究中运用“文史互证”方法的成功范例;其二,展现出了作者厚重的文献功底与新颖的学术视角,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其三,从科学的文学史观出发,对中国小说史予以深入梳理与合理建构,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全书研究内容广泛,视角新颖,堪称近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山海经》之译名析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是典籍中注释和诠释最少而疑问和难题最多的一本书。它充满着"怪力乱神",又潜藏着珍贵的信息。通过对译本进行研究,以《山海经》中人名、地名、动物名、物品名等为例,分类剖析译文中的讹误之处,并追溯其缘由。在此基础上,就外译中华典籍时如何尽可能保持原文的风格提出一些建议。     

三十年来关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研究综述

综观近三十年来学界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研究,主要观点有：中国传统修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理论来源,坚持唯物论、辩证法、实践性是其根本特征;它首次正式提出并系统论述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问题,将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具体化,具有哲学、伦理学及实践方面的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它实现了对儒家伦理学说和道德修养理论的超越、升华。不足之处在于：鲜见对该论著创作的深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本身的历史局限性等问题的研究,对其当代价值发掘不够等。     

我国古代情感观念的演变

情与礼(理)构成社会发展的内在张力之一:长期经历礼(理)的束缚后,人们就会普遍渴求情的解放;而经历一段时间情的泛滥,危及社会秩序,势必要求重新确立礼(理)的统治。从这一维度看,中国古代文化史呈现出多个发展演变的圆圈,有清楚的脉络可循。由于我国古代社会偏重理性,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情感观念总体上表现出逐渐开放态势。     

《周易》女性伦理析论

《周易》包括《易经》《易传》,经、传有着不一样的女性伦理价值观。《易经》女性伦理呈现国家、社会、个人伦理多层次和多样性的格局;而《易传》倾向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妇妻社会伦理,体现了统一性,并对这种统一的女性伦理接通天人之际,凭借形上的根据以证成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周易》的这些女性伦理观,是我国古代女性伦理的重要理论来源,对于后世的女性伦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今人在分析《周易》女性伦理时,应当坚持经、传相分的观点,才能准确地把握其女性伦理观。     

神圣与洁净:广西龙胜红瑶祭社仪式的社区整合意义

祭社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从古至今对村落社区的社会整合都具有重要意义。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红瑶地区的祭社仪式伴生着"社老制"民间宗教组织,较好地保留了原始公社制的民主推选、共食和分肉的平均主义,是凝聚红瑶村落共同体的核心纽带之一。红瑶人对祭祀的神圣性与洁净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信仰的传承,并有助于红瑶传统村落社区社会秩序的维护。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高诱巧注《淮南子》之“禽”

《淮南子》不是兵书,胜似兵书,全书有26例＂禽＂（擒）字,东汉高诱用直接注释和超前注释等5种方法注释了13例;而其余13例则不予注释,却可用援例释义和互文同义等6种方法辨析出＂禽＂字的＂斩获＂和＂杀＂等项字义,表现出高诱注释的少而精、言简意赅的高度技巧,并体现了高诱精于继往开来、巧于归纳的精神,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战争和古籍注释等具有重要意义。     

“和”文明起源考（语音篇）

从语源学、音韵学、文化学的角度推本穷源,“和”文明的起源应始于古人见到众多可以饱腹的禾谷而惊叹的“夥”;久而久之,定名为“禾”;因为“求禾”而有“ ”;禾谷丰收,人们会认为是求禾行为得到了上天的回应,因而产生了“应和”义的“和”;又因“禾以其调和人之性命”,“其米多而沃,食之者强”,从而抽象出“调和”义的“龢”。金文“龢”的“由乐声之谐和始能引出调义,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伸出相鹰义”,则由甲骨文“求禾”的物质层面提升到了精神层面,产生了质的飞跃。     

论陈淏子的《花镜》

陈淏子《花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园艺专著。它记载了三百多种花木果树的品种和栽培方法,总结了劳动人民与自然界斗争的经验,指出人工培育可以改变植物的特性,强调＂人力可以夺天工＂（人定胜天）的思想,与米丘林的＂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而是要向自然索取＂的观点基本相同。     

京房之学与京房之死

从京房之死与京房之学的关系看，汉代京房易学这类学术确有通过神权强化先秦儒家所讲的。道”的权威以约束君权的意义。先秦儒家学术与汉代京房这类学术同样将“道”置于君权之上，同样与君权有矛盾的一面，但两者的历史命运却又不同。这表明汉人这类学术的衰落是有其自身内在原因的。     

华锺彦先生的《戏曲丛谭》及其他

作为国学基础著作，华锺彦先生的《戏曲丛谭》后出转精．贡献卓然。其首次提出“有唐一代，为中国戏曲变迁之重要关键”、“古今未色名同实异”等重要观点，并在“时剧”的探讨、歌舞与戏曲的关系、弹词与打连厢唱法、院本唱法遗迹“度曲八要”等方面均有独见。     

“老生”常谈，新意何来？——论《老生》的多声部叙事

贾平凹在《老生》中采取了多声部叙事策略，作者是最高层次的叙事者，其次是饱学之士的老师，最底层的叙事者是唱师。与多声部叙事相对应，《老生》的文本结构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由《山海经》部分原文组成，属于原典部分，它构成全书的意象系统，奠定了小说的格调；第二个层次由师生对话构成，这既是对《山海经》原典的阐释，又直接促成下一层次的故事讲述，它是沟通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的桥梁；第三个层次是唱师的回忆，由革命、土改、文革和改革四个时期的故事构成，呈现了“无言的历史”，这是《老生》的主体部分。多声部叙事令文本系统奇崛而突兀，也使得文本的意义系统含混而丰富。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从语篇分析对比看翻译中意境对等之首要性

运用韩礼德的语篇翻译分析模式对《天净沙.秋思》的译本作个案分析,认为,探究中国古诗的关键是究其意境,翻译中国古代意境诗不能止于达意而忽略再现其意境。古诗的对等翻译首要的是达到意境对等,如果仅仅遵从语篇分析模式简单地追求形式对等,难免陷入误区,导致翻译将古代诗转变成现代诗,将意境诗转化成意象诗,甚至译成散文。这样的翻译不仅丢失古诗原有意境之美,而且丢失了古诗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