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率·社会就业·经济效果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就业究竟是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会减少就业机会,因而二者是矛盾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增加社会积累,扩大再生产,从而广开就业门路,因而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也过于笼统,没有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方法、程度及其与社会就业的关系作具体的分析,因而就不容易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也不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我觉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就业是矛盾还是一致,关键不在于是否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在于怎样提高,通过什么途经和方法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从企业角度或者说从是否需要国家大量投资的角度来看,可以划分为两大类——通过企业内部力量和通过企业外部力量,或者叫内涵型和外延型。 第一类——内涵型,是在企业现有人力、物力、财力基础上,通过挖掘内部潜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表现在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上。从生产技术方面,主要     

关于肖田问题——答张雪明同志

《武汉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登载张雪明同志的《释尼田——与张政烺同志商榷》。最近,我才见到这一期学报,既蒙张雪明同志不弃,把问题提出来要进行商讨,我理应回答,以下就该文的顺序谈几点。原文说:“《说文》肖‘从肉小声’,值     

关于肖田问题——答张雪明同志

《武汉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登载张雪明同志的《释尼田——与张政烺同志商榷》.最近,我才见到这一期学报,既蒙张雪明同志不弃,把问题提出来要进行商讨,我理应回答,以下就该文的顺序谈几点.原文说:"《说文》肖'从肉小声',值得重新考虑."又说:"从宀肖声的宵,金文作?或作?(见《宵簋》),肖字从月而     

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效率

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效率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有用成果(效益)与为了取得这些有用成果而发生的消耗之比,这个比率可在整个国民经济或者各部门或者工厂的层次上进行计量。把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各种消耗同效益进行比较,可以确定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系     

美学三则——答李戎同志

在拙作《“人化的自然”与美》(见《山东师院学报》1981年第三期)一文中,我声明我是一个美学上的门外汉,在学习过程中有点想法,就写了那么一篇“不成其为文章的文章”。谁知“却犯了一个大错误”:在“尚未彻底弄清”“美的本质是什么”之前,竟然不同意朱光潜先生和《略论“共同美”》一文所表现的是“主客观的统一”观点,这确乎是“失之轻率”。     

失误·效果·意见——兰州市工业企业经济效果情况的调查

搞经济建设要讲求经济效果,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极简单又极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却不被我们重视。对经济效果的理论研究,更是十分薄弱。因此,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经济效果的讨论,是十分重要的。所谓效果,即效用与费用的比较,费用是指占用与消耗两个方面的內容,占用是指     

关于“理想化”——答傅其三同志

傅其三同志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理想化》一文(见《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文艺理论增刊),是对我在《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一书中论述“理想化”问题的批评。我很久以后才拜读到傅文,似有必要重申我的观点。我所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上反对理想化,是从他们自己的有关言论中得出来的。傅文说:“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理想化”,那就应该举出有力的论据,推翻我的结论,证明他自己说法的正确。遗憾的     

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答浦伯良同志

拙作《杨朔创作简论》 (发表于本刊1982年第1期,下称《简论》),是一本书稿的引论部分,先发表出来,是想征求专家、同行和读者的意见。浦伯良同志《要尊重事实》一文,对拙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我表示欢迎。首先必须向读者说明,拙作所根据的材料本身存在着某些失实的情况,所以一些史实便出现了差错。文章发表后,杨朔同志的胞弟杨玉玮同志来信对此予以指正,兹特对他表示谢意。现征得他的同意,将其1982年7月20日来函全文抄录如下,借以对拙作中杨朔某些生平史实予以订正。有位明友送了本今年的第一期《扬州师院》给我,拜读了您的大作《杨朔创作简论》。这是篇好文     

再谈历史的合力——答王启荣同志

我和李强同志合写的《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历史的“合力”之一例》一文(载1982年8月16日《光明日报》),引起王启荣同志的商椎(载《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我想,对恩格斯提出的历史的合力问题进行讨论是有意义的,它将有助于正确地领会这个理论,更好地把它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读了王同志的论文     

关于蒙古语状态词问题——答王玉明同志

蒙古语的状态词问题是与副词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词类划分问题。状态副词包括一些什么词?它们有什么特点?研究者们一直有不同见解。那种蒙古语副词和状态副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在《民族语文》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蒙古语的状态词》一文(以下简称《状态词》),提出了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顺便说明一下:《状态词》的某些观点如果同本文有出入,应以本文为准。)王玉明同志在《西北民族学院     

关于国内垄断利润的来源——答李相海同志

你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第三版关于国内垄断利润来源问题的商榷意见读到了。你仔细阅读和推敲《教材》中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法和全部论述,把第二版和第三版作了对照,指出第三版某些论述的矛盾之处。对你的这种钻研精神和对《教材》的关心,我们深为感谢。我们对垄断利润的含义和来源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教材》第三版和第二版相比,关于垄断利润的来源阐述不同了,但对垄断利润的定义没有相应地作出更明确的规定,致使阐述中有含义不清的现     

同志·战友·知己——朱德和周恩来

1946年11月29日,延安城到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气氛。这天傍晚,中共中央为朱德举行祝寿会,各界代表聚集在一起,纷纷向朱德敬酒表示祝贺。会上,刚从南京回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充满深情地说:“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亲爱的总司令,你60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听了周恩来的一腔肺腑之言,朱德的心久久未能平静,他不禁回想起20多年来和周恩来相处的一幕幕往事。1922年10月下旬的一天,朱德和他的朋友孙炳文急匆匆地登上从法国巴黎开往德…     

再论李贺诗歌与形象思维——答王文生同志

我在《从李贺诗歌看形象思维》(载1978年7月21日《文汇报》)的一条脚注中,对王文生同志和另一位同志合写的《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形象思维问题》里的一项知识性错误曾有所辨正.最近,王文生同志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再论古代文学中的形象思维问题——与章培恒同志商榷》一文,除了在脚注中对我的脚注进行谴责外,其正文也是对我那篇文章的猛烈抨击,斥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对理性认识"、"重复艺术是感性的直觉的错误观点",而且硬把我的论点与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到处有生活,到处都有诗"的理论挂起钩来进行批判.至其手     

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管窥——兼答陈伯通同志

文学思潮不只是一种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倾向,它必须具备自身的规定性,即：共同的纲领、共同的创作理论以及相同或近似的艺术风格。人文主义、启蒙主义不是文学思潮,因为它们没有提出共同的纲领和共同的创作理论,也没有产生一批具有相同或近似的艺术风格的作家、作品,但却是欧洲近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影响深远的文学现象。浪漫主义是一个统一体,把它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政治倾向不尽相同,但都具有共同的纲领、共同的创作理论以及相同的或近似的艺术风格     

再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答陈涌同志

近几年来有关典型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正象一切创造性活动都常常需要突破原有的传统观念一样,典型理论的发展也面临着这方面的分歧和争议。一九八一年八月,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的文章,在论述到所谓“消极环境”能不能成为“典型环境”时曾说:“那种认为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只有描写积极的、斗争的环境才能反映时代的本质,才能成为典型环境的观点是站不稳脚的,而那种规定,一个时代只能有一种典型环境’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公式也是必须破除的。”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必须破除的公式”正是当前许多同志都认为应该摒弃的     

辛词三首续说——兼答常国武同志

一九七八年第二期《杭州大学学报》刊载了拙作《稼轩词论两题》一文,其中谈到了辛词《永遇乐·京日北固亭怀古》、《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作年、本事等问题,也顺便提到了自己对《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一词内容的理解.现在读到了《南京师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常国武同志与我商榷的文章《重读辛词三首随札》(以下简称“常文”),感到十分高兴.“疑义相与析”,真理总会通过辩论而愈辩愈明的.由于上述三词是稼轩的重要作品,对广大读者影响极大,所以我愿意借此机会再把自己的看法作些补充和申说.     

西汉麻纸不容否定——答郑志超、荣元恺同志

在蔡伦前有没有植物纤维纸?这确是造纸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人们通常援引南朝刘宋史家范晔的《后汉书·蔡伦传》,认为纸是宦官蔡伦在105年发明的。可是1933年以来,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我国先后四次出土了西汉麻纸。于是蔡伦是否发明纸的问题才被提了出来。近年来和其他研究者一起,我在拙著《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下简称《史稿》)等著作中,根据考古发掘和实物研究,肯定了西汉麻纸的存在。这个意见已得到国内外研究造纸史的一些同行们的赞同,但也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     

赋体之源不在古诗内部——答孙尧年同志

孙尧年同志提出《〈赋体源流辨〉驳议》一文来与我商榷,这是应该欢迎的.惜其持论多所不当,故仍未敢苟同.兹择其要者答复如下.一、孙文认为“李文否定赋源于诗六义说(以下简称六义源说)是正确的,有意义的,但否定班固的赋源于诗说(以下简称诗源说),是错误的.理由是:班固的诗源说与六义源说“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回事”.区     

再论郑州故城址的年代——答杨育彬同志

杨育彬同志在《对郑州故城址时代问题商榷一文的商榷》中,提到两个确定历史物质资料年代的标准: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实践。这个提法很好。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因此,我们的考古学在衡量和最后确定年代的标准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此分为两个部分来提出个人意见,以就教于杨同志。     

我对《老子》的看法——答韩强同志

我在《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上发表了《老子不是唯心论》的文章,引起了韩强同志对我的批评(见1981年第3期)。我认为相互批评,对于促进认识和解决问题都有好处,所以,我对批评是欢迎的。不过,我写那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是认为了解古代哲学单靠注释训话是不够的,还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