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论《楚辞》(下)

五、论《天问》《诗经》与《楚辞》为两个时代的产物,两者截然不同。《诗经》为封建时代(按封建时代为中国历史旧有的概念,与现在所说的概念不同)的产物,而《楚辞》则是封建制破坏后的作品。《诗经》产生于春秋时代,而《楚辞》则产生于战国时代。中国历史最大的一次转变,就是由春秋转为战国,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故《诗经》与《楚辞》时代虽然看来接近、却不可同日而语。《楚辞》以下的各种诗赋,倒是和它有着直接的血统关系。如果问历史家春秋是如何变成战国的,则众说纷纭,难于定论,因为那时变动太     

《春秋榖梁传》的作者为榖梁子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榖梁传》当始于榖梁子,榖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春秋榖梁传》。榖梁子对于《春秋榖梁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可以说榖梁子是《春秋榖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榖梁传》最初的古文文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     

“诗亡”说质疑——《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探索

《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是指《诗经》以后,屈原赋出现之前的诗歌。它大约经历了从春秋中叶到战国中叶的近三百年时间。这近三百年,向被视为散文大放异彩和诗歌沉寂消歇的时代,诗歌的研究几乎成了“空白”。追溯原因,除了世远籍湮,茫昧难觅,散篇残句,真伪杂糅,以及一直未曾出现诸如《诗经》、《楚辞》、《乐府诗集》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太常卿等始称于南朝梁考

《辞海》“太常”条说:“……北魏称太常卿;北齐称太常寺卿……”“卫尉”条说:“卫尉,官名,始于战国……魏晋、南北朝多沿置,唐代为卫尉卿”。“廷尉”条     

“兰若生春夏”之“兰”并非修饰词

《“兰若生春夏”小释》一文(按,载本刊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云:“兰若生春夏”之“‘兰若’应当作为一个词组来看待,解释为‘美好芬芳的杜若’。‘兰’是名词用作形容词,修饰‘若’字,成为偏正关系的词组。”我觉得,这里把“兰”说成是“若”的修饰词是不妥的。古人常把名词的“兰”用作形容词,去修饰另一名词,而构成合成词组,如:兰亭、兰闺、兰室、兰章、兰言等等。但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同类修饰(偏正词组)的例子,即以“兰”修饰另一植物的例子。而只能见到同类并举(联合词组)的例子,如兰桂、兰蕙等(反义对举的如兰艾)。可见,“兰若”一词只适宜释为“兰”和“若”两种香草。兰,当是指兰花(也叫山兰、草兰、朵朵香),因其春季开花,故又叫春兰。春兰常和秋菊对举而言,如“春兰秋菊异时荣”(石贯《和主司王起》诗),“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楚辞·九歌·礼魂》)。可见,把“兰若生春夏”之“兰”释为春兰,是既符“生春夏”之意,也合落秋风之意的。古诗云:“兰若生春阳”,其“兰若”之“兰”也正是指的春兰。     

先唐"幽兰"书写的演变 ——兼论《幽兰赋》与初唐士人心态

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左传》等典籍中已经开始出现幽兰意象,屈原开辟了士人竞相描摹幽兰的先河.汉魏六朝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幽兰"书写成为一种时尚.或以其芬芳修饰事物,或以其美丽喻佳人,或以其高洁而比君子,或以其同题乐曲而增加文学意味.初唐杨炯的《幽兰赋》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而王绩、王勃、骆宾王、陈子昂等下层士人多喜写幽兰,正是因为幽兰与他们才高位蹇的命运的相似性.     

《楚辞·抽思》“憺憺”解诂

《楚辞·抽思》:“悲夷犹而冀进兮,心怛伤之憺憺。”憺憺”《章句》未加注释,《楚辞补注》说:“安静也”,《楚辞集注》说:“安静”。《补注》《集注》的解释实出《楚辞章句》。因为《章句》在《云中君》“蹇将憺兮寿宫”及《东君》“观者憺忘归”二句中注云:“憺,安也。”我们以为,将《云中君》《东君》中“憺”释为     

“山鬼”漫议

“山鬼”漫议黄震云，蒋成德《楚辞·九歌》中有《山鬼》一篇，关于“山鬼”，洪兴祖《楚辞补注》说：“《庄子》曰：‘山有，。楚人所饲，岂此类乎？”只是一种猜测。《山带阁注楚辞》卷二干脆说是鬼的一种，颇为省事。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二以为是孔子说的木客，也就是...     

楚辞五体源流论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确认了屈原作品的具体篇目,由此奠定了中国楚辞学的基本格局.根据战国时期的著述署名习俗,结合近几十年出土文献来看,战国楚辞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汉人确认的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应该是战国南楚辞赋的合集,它像战国子书一样,署名权属于南楚诗坛盟主屈原.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存战国楚辞作品可以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楚歌五种体式,每一种体式都各有自己的源流.恢复战国楚辞多元发展的原貌,将某些作品与屈原进行剥离,有助于建立楚辞研究的新格局.     

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吗?

读了刘心予同志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辨》(见本刊1981年第1期),大为惊诧。这一“辨”,把战国大诗人屈原对《九歌》的创作(或据民间祀神曲加工)的权利“辨”掉了。如果照此办理,“屈赋”就差不多被淘汰了一半。其实,这并非刘心予同志的创见。1951年,朱东润同志发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便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持此论;郭沫若同志当即发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给以批驳。假若再往前追溯一下,解放前有一个何天行,也持此论。(见《楚辞作于汉代考》)三十年来,坚持此论者已经销声匿迹,今天刘心予同志又来旧话重提。刘心予同志也许会说,他只讲了“‘东皇太一’之名,可能是汉初人加的(或改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时,并未剥夺屈原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的创     

“易传”辩证法探微

《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构成。《易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爻辞;《易传》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计十篇,故又称十翼。前者大约产生于西周初年;后者始于春秋中期,成于战国末年。二者的产生间隔七、八百年之久,体现在其中的哲学思想,反映着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以社会实践和日常     

论《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的发展

一 《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是指《诗经》以后,屈原赋出现之前的诗歌。它大约经历了从春秋中叶到战国中叶的近三百年时间。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处于激剧的变革时代。这近三百年间诗歌的发展到底怎样,它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与作用,以往很少有     

牂牁·夜郎余考

一、释牂牁 牂牁一名,首见于《管子》,其次为《史记》。 《管子·小匡》:“余(齐桓公)乘车之会九,兵车之会三,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瓜长)、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其中,已有“牂牁”。《管子》一书,有主张不是管子所作,为后人所托。成书时间,当在春秋末或战国时。从《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日:‘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管子春秋》,详哉其言也。”说明《管子》不是汉儒所造,在司马迁著《史记》前已有了。这是应当肯定的。《管子》中的“牂牁”,今的研究者,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当时居住在贵州的一个民族,仍处于氏族部落时期。《管子》成书约在春秋末或战国之际,形成民族而又载诸于书,其存在时间当必比成书时间早。“牂牁”,作为民族一名在历史上出现,是可定为春秋或战国之际。     

《九歌》释词

一、《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蕙肴蒸”,言以蕙草为柴烤祭祀所用之牲体,使香气上升,以享食于天帝太一。“肴”,祭祀牲,字又作“殽”。《文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引本句皆作“殽”,同。“蒸”,洪兴祖《楚辞考异》谓“一作蒸”。“蒸”为本字。《说文·火部》云:“烝,     

“五经”定本前史论略

今人案头的“五经”(《诗经》、《尚书》、三《礼》、《周易》、《春秋》)成书情形颇为复杂,大略言之,它们是在战国间系统化,秦汉间方成定本的(以后还不断有所修改,甚或有“伪书”窜入)。然而,“五经”所包蕴的文化内容却来源于更加久远的年代。我们可以把战国之先称作五经的定本前史。本文试图清理这段“前史”的脉络。《汉书·艺文志》说,《易》的成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谓“三圣”指画八卦的伏羲、作爻辞的。周文王、作易传的孔子;“三吉”,指上古(伏羲之时)、中古(文王之时)、下古(孔子之时)。①如果把这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沭、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招魂—屈原招楚国先王之魂

<正> 《楚辞·招魂》,到底是谁作来招的谁魂的,自古迄今,其说纷纭。第一个就此发表过意见的人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屈贾列传》中曾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确指《招魂》为届原所作。只是他未就作来招谁之魂,说明已见。迄至后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异说遂起。据我所知,其说大约有五。(1)宋玉招屈原生魂。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 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

(一)《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总集之祖”。它对研究屈赋及屈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传统的说法,都认为《楚辞》是汉代刘向编纂的。达个说法,是《楚辞章句》的著者东汉王逸首先提出的。他在《楚辞章句》的叙中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自此以后,历代著录及《楚辞》传本,皆题为刘向所辑。清《四库全书提要》曾有下列一段总结性的叙述:“哀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