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企业兼带型社区慈善超市

在苏南地区的社区“慈善超市”建设过程中，各级民政部门作为社区慈善超市的实际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慈善超市的建设和监督慈善超市的运营，并作为坚强的后盾，提供物资上的支持。在具体的创办形式上，各地民政部门结合地方实情，探索出了不同的实践路径，例如由民政部门分别与慈善总会、工会、团委、企业等组织联合创办，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笔者以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美佳倍顺爱心超市为例，透视苏南地区民政部门与地方企业联合创办的社区慈善超市，本文将这一类型慈善超市概括为企业兼带型。     

我国慈善超市的发展瓶颈与生存智慧

慈善超市是社会救助的一种创新模式,政府的强势推动使之迅速普及,并兴盛一时。但普通民众对慈善超市运作的知晓程度较低,对公益慈善行动的实际参与不足,导致慈善超市“高调开业、惨淡经营、悄然关闭”。研究表明,只有立足于慈善超市的发展现状,以政策解读为逻辑起点,通过勾勒政策文本中慈善超市的发展蓝图,深入剖析阻碍慈善超市发展的现实阻力,才能寻找到激发慈善超市活力的现实路径。     

兵团里的“民政爱心慈善超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民政爱心慈善超市”的数量位居兵团各师之首，率先在全兵团实现了团场、师直属企事业单位、社区全覆盖。全师“民政爱心慈善超市”累计接收社会捐赠物资价值360余万元，救助困难人口5万余人次。特别是建立在师部所在地伊宁市的、由花城社区管理的“民政爱心慈善超市”，更是别具一格。     

我们都是一家人

江苏省苏州市园林路1号是一间超市——“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以“红心”、“光芒”和“互”字图案构成的主体标识格外醒目。一位刚花了50元“买”了价值200余元日用品的顾客对记者说:“这是一间以慈善助困为主题的爱心超市,处处体现了‘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社会互助精神,我     

四川泸州：“慈善超市”网络服务中心开张啦

近日,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红星街道大驿坝社区“慈善超市”网络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慈善超市”网络服务中心主要以代卖、义卖、接受捐赠、经营Et常生活用品和粮油制品为主,专款专用,所得利润全部用于慈善事业,帮扶贫困家庭。超市里有残疾人工艺品代卖区、爱心企业义卖区、自立联盟居家手工代卖区、接受捐赠物资区等,为社会组织、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捐赠提供平台。     

山东省：济南市2005年医疗垃圾集中处置率将达95％

日前，由福建省厦门市民政局、厦门市社区办联合新闻媒体主办的“厦门市社区建设十佳创意”评选活动日前落下帷幕。经过厦门各社区14万多名居民投票及专家评审，最终，振兴社区设立“道德法庭”、嘉莲街道创办首个“爱心超市”等10个创意获得“社区建设十佳创意”称号。     

社区慈善超市里的“爱心故事”

今年4月的一天,家住扬州市广陵区文昌花园的87岁老人孟介臣,一大早就在保姆的搀扶下来到社区慈善超市,庄重地向“献爱心募捐箱”投进了1000元现金。保姆告诉社区的郑主任,“老人平时的生活都是粗茶淡饭,这些钱是从子女给的赡养费中节省下来的。”     

如何经营管理“慈善超市”

“慈善超市”起源于美国的“好意慈善事业组织”(Good　Well),它是非营利机构开办的一种免税“公司”,成立于1902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总部设在洛杉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并在世界37个国家中有会员。其主要业务是接受、处理、销售市民们捐赠的旧物,用销售这些物资得到     

“邻里情”使邻里相帮

2004年5月,江苏省苏州市吴门桥街道盘溪第二社区的“邻里情”互助超市,又先后两次给社区的20家生活特别贫困的低保家庭各捐了一袋10公斤的大米、一桶2.5升的食油。这个社区的党总支书记周筱萍作了统计,从去年8月9日超市开业至今年5月,捐给低保贫困家庭的物品总价值达2.68万元,其中捐物数量最多的是大米和食用油。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邻里情”超市这样背水一战呢?“邻里情”让老人找到依托孤老齐福康,是受捐的低保贫困户之一,他今年69岁,社区有了“邻里情”互助超市以后,他就为自己找到安度晚年的依托而感到高兴。老齐是孤老,在苏州举目无…     

兵团里的“民政爱心慈善超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民政爱心慈善超市的数量位居兵团各师之首,率先在全兵团实现了团场、师直属企事业单位、社区全覆盖。全师民政爱心慈善超市累计接收社会捐赠物资价     

“助力扶贫,共享幸福” 广东慈善公益短信捐赠电信端口正式开通

10月15日,由省扶贫办、省通信管理局、省扶贫基金会举办的“助力扶贫,共享幸福”慈善公益短信捐赠端口开通仪式在广州举行,省扶贫基金会与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在仪式上正式签署短信捐赠运营合作协议,标志着10639979慈善公益短信捐赠电信端口正式开通。据了解,为争取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广东的扶贫济困事业,探索新形势下常态慈善公益募捐的新途径,省扶贫办和省扶贫基金会于今年8月启动了短信捐赠业务洽谈申请工作,旨在为社会     

社区动态

社区爱心超市突出"三大特色"重庆市合川区民政局分别在南津街街道东津沱社区、合阳城街道较场坝社区开展慈善爱心超市试点建设工作。超市突出     

“农超对接”供应链的质量控制与治理模式

“农超对接”(Alliance of Agriculture and Supermarkets) 供应链是一种以超市为载体和平台,小规模农户进入现代超市连锁销售的现代农业流通模式。事实上,能够更好地控制农产品的质量是“农超对接”供应链产生的根本原因。基于此,以质量控制策略为切入点,分析“超市+合作基地”和“超市+自建农场” 两种供应链模式选择的判别准则。研究表明:当超市内部检测成本系数较大时,超市偏好于“超市+自建农场”模式;反之,超市偏好于“超市+合作基地”模式。     

慈善伦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面临着任务重、时间紧的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发挥慈善实践的作用,更需要发挥慈善伦理的指导作用,一方面,慈善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取向一致;另一方面,变革传统的慈善伦理,发挥慈善伦理对慈善实践的积极指导作用,有助于规范慈善实践活动,创造良好社会风尚的同时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沟桥街 爱心慈善超市运作一年纪实

2007年6月,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街道爱心慈善超市正式成立,一年来,爱心慈善超市通过各种渠道募集到的善款、善物以及经营利润,全部用于辖区困难群体的救助,有力地改善了困难群体的贫困生活,促进了辖区和谐稳定发展。     

新沟桥街：爱心慈善超市运作一年纪实

2007年6月，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街道爱心慈善超市正式成立i一年来，爱心慈善超市通过各种渠道募集到的善款、善物以及经营利润，全部用于辖区困难群体的救助，有力地改善了困难群体的贫困生活，促进了辖区和谐稳定发展。     

国家视阈下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演进

慈善事业是社会团体、民间人士等志愿进行的服务他人的公益事业,但其发展离不开国家社会政策引导和制约。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经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受到国家政策的极大影响。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个阶段受到“左”倾思想影响,慈善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伪善”而遭到否定,慈善组织解散或撤销,慈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被迫中断。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家放权和“社会福利社会办”政策指导下,一批基金会次第建立起来,中断了30多年的慈善事业开始复苏。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2010年,慈善得以“脱帽加冕”,得到“正名”,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成为主流话语。中央对慈善的作用和评价日渐升高,慈善被纳入到国家制度设计体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慈善事业发展进行支持、鼓励、倡导。第四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慈善事业被赋予重任,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独特作用。为了加快慈善事业发展,国家废除了慈善组织“双重管理”制度,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系列配套法规条例和办法,慈善事业在法制的保护下加快发展,在未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拓宽慈善渠道 爱洒三秦大地

陕西省慈善协会志愿者分会成立于2012年,目前,志愿者团队已发展到3390个,志愿者26万名。4年来,分会秉承“安老扶孤、济贫解困”的慈善宗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不断拓展服务项目,积极创新服务形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的关爱、慈善组织的温暖送到了千家万户,在三秦大地播撒慈善阳光。     

打造新型城乡社区

去年以来,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围绕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大局,着力“整合体系、汇聚资源、创新机制”,开拓城乡社区多重功能,打造“自治型、服务型、融合型”一体化的新型城乡社区,取得显著成效。截至今年5月,乐清市建成社区党委46爪、党总支52个,备案社区社会组织2610个,配备社区专业社会工作者182人,发展社区志愿者队伍7900支;建成社区“五大服务中心”352个,下放138项行政审批项目;开展社区活动1832场次、参加志愿服务达66200余人次。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草根慈善组织的兴起（1985—1994）

中国当代草根慈善组织兴起于1985年,以广州市民办至灵学校、“辛文助学会”等组织的出现为标志。它的兴起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体制改革,“灰色地带”出现、弱势群体需求广泛、“草根力量”觉醒与国际慈善组织示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当代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动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草根慈善组织的兴起,扩宽了当代慈善领域,救助了一批弱势群体,推动了志愿精神扩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社会保障的不足,对政府职能的变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